日本“3·11”大地震纪录片导演:拍摄是有暴力性的

人物纪实发布:2017-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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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我想拍,而是我应该拍。它的主题不是对受害者展示怜悯,而是要展示人们在绝望中怎么找到希望。”《和唱》的导演榛叶健说。看了它,一位想自杀的女人,获得了活下去的勇气。她在海啸中失去了弟弟和母亲,一度不能原谅自己没有救出他们。近日,谷雨专访了榛叶健,探讨了这部影片的拍摄过程。

作者 | 陈默 翻译 | 土屋祐辅
谷雨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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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纪录片让日本“3·11”大地震灾民重拾希望

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发生后,一个女人想赶在地震引发的海啸到来前救出母亲。营救路上,她遇到了弟弟。弟弟说:“姐姐,我去救妈妈,你去山上避难。”她同意了。

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弟弟和母亲都死于海啸。此后,这个女人一直觉得是自己害死了至亲,她不应该活着。后来,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看到了一部纪录片。纪录片叫《和唱》(注:“和”是和谐、和平之意)。它探讨的是这样一个话题:“灾难之后,人应该如何活下去?”

《和唱》的主人公是一位高中合唱团女生。她住在日本东北部大地震灾情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宫城县南三陆町,大地震夺走了她5位亲人的生命,摧毁了她距海边只有30米的家。此后,她住过避难所、简易房,继续参加学校的合唱团、读书、高考,日子看似平静,却充满艰辛。但在地震之后的绝望中,她一直在努力寻找希望,和父母一起重建生活。

看完这部纪录片,文章开头那位认为自己不应该活着的女人慢慢原谅了自己,决定继续活下去。

3月18日、19日,《和唱》在北京放映。导演榛叶健也来到了放映现场。以下为谷雨故事对榛叶健的采访。

《和唱》主人公走在海啸后的废墟中。《和唱》主人公走在海啸后的废墟中。

我不想故意让她说丧失5位亲人的悲伤

谷雨:“3·11”大地震发生后,你是何时去到南三陆町的?你是如何发现主人公这个女孩的?

榛叶健:我生活在大阪,那里到南三陆町坐车要一天。当时我不是为了拍纪录片去的,而是和志愿者乐队的朋友一起去的避难所。到南三陆町时是2011年5月1日。

遇到主人公纯属偶然。在第二个避难所演出时,我看到了听着歌哭起来的一个少女。唱歌的那个歌手不是很有名,但她为什么流泪呢?我想,她的心里应该有与歌有关的一些事情。避难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她是高中合唱部的。少女被请上台和乐队一起唱歌,他们唱的歌,就叫《故乡》。

主人公的5位亲人在地震中失去了生命。离开避难所时,我非常小心地问她:“愿意带我去你原来的家在的地方吗?”我怕伤害她。意外的是,她回答:“可以啊。”第二天,她带我们去了那个地方。

在那里,她哭着说:“如果下次在我爸爸妈妈身上发生什么灾难,我会不惜生命地救他们。”而我在10分钟之前刚了解到,她的爸爸是继父,和她没有血缘关系。我越来越感到,她和她的家人之间,有一种比血缘更重要、更深厚的东西。那时候,我就想应该能拍一部以她为主角的纪录片。

应该说,不是我想拍,而是我应该拍。它的主题不是对受害者展示怜悯,而是要展示人们在绝望中怎么找到希望。不仅仅因为地震,因为战争、贫困,在这个世界的很多角落都有绝望的人。希望他们能由此迸发生命的活力。

谷雨:要反映这个主题,拍摄对象还可以有很多,比如媒体报道过的寻亲者。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在地震中失踪,他们一直在寻找。为什么你选择了拍摄一个普通高中女孩的后地震生活,记录她在地震后参加高考、住在简易房里的故事?

榛叶健:因为我希望拍下她真实的姿态,让同时代的人看到这部电影,就能有切身感受。

电视节目、电影都一样,拍摄者都希望拍摄激烈的题材。激烈的作品当然很重要,观众会因此非常感动,感到受灾群众很可怜,但对于没有受灾的人而言,以这样的非日常人物为题材,非常脱离灾区的现实。观众身处很安全的地方,会感觉是在看跟自己完全不一样的事。

主人公以前也说过,有很多人的经历比自己更艰难。如果观众能通过她感受到灾民的心理状况,我会很欣慰。

谷雨:主人公失去了5位亲人,但纪录片中并没有涉及这部分。为什么?

榛叶健:这个很难回答。见她的时候,我没感到她对失去5位亲人的非常强烈的悲痛。不是她没有感觉,而是她那时非常珍惜还活着的妈妈和爸爸,想和他们一起重建生活。对于失去亲人这件事,爸爸非常伤心,而主人公要挽救爸爸(所以必须表现得很坚强)。

主人公不想刻意说丧失5位亲人的悲伤,所以没有拍到这部分。这只是真实的重现。

海啸后的宫城县大川小学。海啸后的宫城县大川小学。

拍摄是有暴力性的,很多拍摄者没意识到这一点

谷雨:以《和唱》为例,在拍摄灾难性纪录片时,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榛叶健:这样的拍摄很敏感,尤其是拍超过1.8万人丧生的“3·11”大地震。对于幸存者来说,拍摄可能给他们带来压力,所以拍摄时,我不愿让自己像记者,不愿有“我今天就是来采访你”的态度。我希望自己没有存在感,像是空气,所以我经常不说话,就是一直站在那里拍。越不对拍摄对象施加影响,他们越能表现出真实的样子。这就是《和唱》的一种姿态。

经常有记者会问受害者:“你现在的感受如何?”这样的问题会给后者压力。他们那时的回答,不一定是真实的心里话。纪录片就是要找到他们心灵深处的回答,所以我拍摄,就好像在做心理咨询。但这样的回答,可能要等一段时间之后他们才会说。这段时间因人而异,可能一年,可能五年。

我刚采访主人公时,她表现得很坚强。过了一年,在“3·11”大地震一周年的纪念警报马上就要拉响的那一刻,她哭了起来,这才说出心里话:自己是很软弱的。可以听到这样的话,我很感谢她。对她而言,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谷雨:拍摄时,你遇到过伦理困境吗?

榛叶健:有很多。我总是觉得,“可以拍下这些吗?”我花很多的时间考虑这件事情。

拍摄是有暴力性的,很多拍摄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是很大的问题。拍摄行为并不是伟大的、了不起的,相反,拍摄有可能进入被拍摄者的心里,伤害他们。所以在拍摄时,我总是觉得我应该谦卑。拍摄受害者时,应该非常关心、体贴他们。这很重要。

谷雨:这个时候,最不该问的问题是什么?

榛叶健:灾区居民给我说过一件事,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个记者去问灾区的人:“有比你更悲惨的人吗?”这个提问是完全不应该的。

谷雨:所以有的问题你知道回答会很精彩,但你不会问?

榛叶健:我基本上不问灾民。对我来说,问灾区民众,他们的回答就成了我所想要的。最重要的不是让灾民演出自己所希望拍摄的,而是要拍摄他们真正的样子。所以我就默默地拍摄。

谷雨:所以你给自己的定位是纯粹的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介入者?

榛叶健:准确地说,我也提问,但非常简短。我自己的发言越少,被采访者的发言越多。当然,这种手段效率非常低,不适用于时间紧迫的采访。纪录片可以花一两年的时间,所以我可以这样做。这样做,让《和唱》看上去像是主人公自己在讲自己的故事,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可以带来真实感。

失去妻子的消防员在妻子遇难地祭祀。妻子遇难时,他正在扑灭因大地震引发的大火,此后他一直谴责自己未能救出她。失去妻子的消防员在妻子遇难地祭祀。妻子遇难时,他正在扑灭因大地震引发的大火,此后他一直谴责自己未能救出她。

有时唯一能做的,就是倾听

谷雨:通过你的介绍,我们了解到,大地震之后,因为绝望,很多人有自杀的念头。他们后来是怎么找到生命的意义和希望的?

榛叶健:三陆地区的海啸六十年到八十年发生一次,一次有几百到几千人丧生,但还是有些人选择在那里生活。拍摄的时候我了解到,这是有原因的。三陆地区有非常独特的家庭关系,它可以分为三类:家族、亲人、亲类。家族是至亲,比如父母与子女。亲人就是祖孙各代。而“亲类”这个概念很关键——在三陆地区,人们所说的“亲类”,跟日本其他地方所说的完全不一样。在日本东北地区的村庄中,有很多人的姓是一样的,尽管没有血缘关系。他们会对彼此说:“我和你在一千年以前应该是家人吧。”

这种模糊的亲类关系非常重要。在遇到灾害时,如果一个家庭的父亲去世了,一个家庭的母亲去世了,这两个家庭的其他大人就会在村里一起养孩子。因为这样的社会习俗,即使遇到很大的灾害,人们也可以通过互相帮助活下去。

我采访过1995年阪神大地震的灾民。灾后一两年,很多老年人因为没人照顾,孤独地死去了。为避免这样的情况,有学者建议让几个人在一个房子里共同生活。很多人表扬这个想法非常先进,但在日本东北的三陆地区,这样的习俗早就有了。这里可以说是“共同生活”观念最先进的地方。尽管发生了这样大的地震,人们还能活下去,这就是秘诀。

说到自杀的话题,有一个趋势:地震发生两三年后,自杀的人就会增加。阪神大地震时也是一样。刚发生地震时,受害者都在避难所,可以说是平等的。但越来越多的人会从避难所离开,回归正常生活。在避难所的人越来越少,到最后,留下的都是生活能力比较差的人,比如老年人、残疾人、失业者。在复兴和重建的过程中,他们感到自己是不被需要的存在,所以选择自杀。

对这样的人,我们可以做什么?惟一的办法,就是在他们的旁边坐着,倾听他们的心里话。就像做心理咨询,一直倾听。说出苦恼,他们的心情就会好一些。有人倾听,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希望。

谷雨:在这样的时刻,你会拍摄吗?

榛叶健:如果拍摄,倾听就不是倾听了。重要的是挽救他们,阻止他们自杀,让他们继续活着。而且自杀的念头涉及个人隐私,把它作为作品播放,未必合适。

当然,如果他们允许我拍摄的话,我可以拍。这方面的节目很少,让全世界的人了解到他们的存在,也是有意义的。阪神大地震发生的第三年,我的团队拍摄了一直留在避难所中并试图自杀的人。这个采访很难。有人说我不应该播放这样的阴暗面,但我还是对外播放了,因为不容回避。没人愿意看试图自杀的人,所以这个片子收视率很低,但我还是认为它很重要,我应该拍。

谷雨:在你看来,《和唱》中的主人公在绝望时,是什么让她获得了希望?

榛叶健: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个是她继父的话。地震后两天,继父来到她的学校,对她说:“回家吧。”主人公想,家已经被海啸摧毁了,哪里还有家?但她过了不久就明白了,家不只是房子,还包括家人。她也明白了,继父是真正把她当自己的孩子。所以我采访她时,她说如果发生什么事情,就算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救爸爸妈妈,这就是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是歌,尤其是合唱。合唱不能由一个人进行,必须与别人沟通。这是地震发生后,大家互相帮助活下去的象征。所以主人公从大阪过来的志愿者合唱团human note的歌声中找到了共鸣。

“3·11”地震两年后灾区海边的日出。在日本东北地区,人们会为早夭的婴儿准备风车,作为他们在另一个世界的玩具。“3·11”地震两年后灾区海边的日出。在日本东北地区,人们会为早夭的婴儿准备风车,作为他们在另一个世界的玩具。

传递真实的作品非常重要

谷雨:在《和唱》中,你是如何在细节处展现从死亡到重生的过程的?

榛叶健:比如片子中的鸟的颜色从黑色变成白色:最初出现的鸟是乌鸦,在中间出现的是鸢,最后出现的是海猫。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地震遗址的献花台前,观音围着的围巾消失了。它是在春天掉落的。在我看来,这意味着冬天过去了,人们迎来了包含一丝希望的春天,心理负担也卸下来了。

谷雨:这部片子播出后,最让你感动的反馈是什么?

榛叶健:在地震发生后到海啸到来前,有40分钟的间隔。一个女人就利用这段时间赶回家去救母亲。在路上,她遇到了自己的弟弟。弟弟说:“姐姐,我去救妈妈,你去山上避难。”她就去了山上。她的弟弟和母亲后来都死于海啸。

这个女人一直不能原谅自己,觉得是自己杀死了弟弟和母亲,她也没有资格活下去。看了《和唱》这部纪录片,她才慢慢感到自己被允许活下去。

谷雨:你还拍过与“3·11”大地震有关的纪录片吗?

榛叶健:今年9月,我的新纪录片《跟被辐射的牛一起活着》会上映。它是关于福岛核泄漏事故的。主人公是几位农夫,他们养的牛受到了辐射,这让他们陷入困境。片子是别人用了5年时间拍的,我作为制片人,剪辑了这些视频。

谷雨:据你观察,从“3·11”大地震到现在,反映这场灾难的日本纪录片有什么变化?

榛叶健:现在有关“3·11”大地震的纪录片主题非常多。作品的变化很难讲,但观众的变化很明显——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少。我认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有些片子不真实,粗制滥造。所以我认为,用心拍摄记录片是非常重要。

《和唱》来到北京放映,我非常高兴。希望看这部电影的中国观众把信息传递给别人,让更多的人看到这部记录片。我也相信这是通往和平之路。

灾区学生在集体观看《和唱》。灾区学生在集体观看《和唱》。

谷雨:对你影响深的纪录片导演有哪些?

榛叶健:有一位是横山隆晴。他拿过日本播放大奖,在日本的纪录片领域非常有名。他也拍过很多有关日中关系的作品,主人公包括从中国搬到日本的小学生,也包括为了帮助上海家人在东京工作的中国父亲。

在这里要说一个故事。《和唱》中,有一个高中毕业仪式的环节。一个人拍摄毕业仪式非常难,而且它是无法重拍的。在拍摄前不久,我曾告诉横山先生这件事。毕业仪式那天,他突然从很远的地方到了现场。他说自己是偶然来旅游的,刚好赶上毕业典礼那一天,但却带着摄像机。我知道,他理解我的辛苦,是特意来帮助我拍摄的。我非常感动。

还有一个人我应该提到,那就是我已经去世的父亲。(注:榛叶健的父亲也是纪录片导演)。他没有直接教我拍摄,但是我一直看着他在家默默工作的样子。他对我影响很大,直到现在,他一直活在我的作品和心里。

关于榛叶健

榛叶健,电视节目制片人、纪录片电影导演。1963年出生在东京,1987年进入阪民放局。围绕犯罪、历史、自然、体育等题目,制作了许多题材广泛的纪录片。曾获日本电视技术协会奖、关西写真记者协会奖、坂田纪念报界奖等多数奖项。1995年以后,制作了与阪神大地震相关的15部纪录片。其中的《with……年轻美术女作家的生涯》于2000年在日本国内首次放映,获得“日本奖·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奖”“亚洲电视奖”“纽约盛典优秀奖”“上海电视奖”等奖项。因为反响强烈,2001年,该片在添加新的情节后,作为日本的电视记录片节目首次被制成电影,现在仍然在全日本广泛上映。“3·11”日本大地震发生后,榛叶健多次自费往返于宫城县的三陆地区,拍摄了《和唱》(UTAGOKORO)系列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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