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笨鸟》:留守少女的性困惑

人物纪实发布:2017-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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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第67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新生代”竞赛单元“评委会特别奖”的《笨鸟》,讲述的是一个名叫“林森”的留守少女的成长故事。《笨鸟》的导演黄骥,曾在高中时期与男友第一次亲密接触时,因没有落红而产生羞辱感,让她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也不愿再相信男人。现在黄骥和丈夫大塚龙治有了一个女儿,在每天的幸福生活里,总会想到有一天女儿也要变成一个少女,为了不让她和自己有一样的青春伤痛,决定和丈夫一起为女儿拍下这部影片。

作者 | 夏偲婉
谷雨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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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少女的性困惑——“觉得是自己的错”

文/夏偲婉

“对全世界来说,只要有男性和女性的地方,到最后都以性的方式呈现。”在拍摄《鸡蛋和石头》时,黄骥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说这个观点当时还藏在她的潜意识里头。而在《笨鸟》的拍摄中,黄骥开始察觉。

《笨鸟》获得第67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新生代”竞赛单元“评委会特别奖”。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名叫“林森”的留守少女的成长故事。留守状态下孤独的林森把情感寄托在唯一的朋友梅子身上,她在梅子的怂恿下走上了偷手机的路。两人用变卖手机的钱去发型屋做了头发,当夜与发型师们喝酒聊天,醉酒醒来后的林森发现梅子消失了。再次只身一人的林森遇见了男孩大威,与大威相处的过程中,林森数次为大威口交,而临时归来的妈妈也发现林森的一些变化,检查了林森的下体……

《笨鸟》是来自于黄骥高中时期,她与男朋友第一次亲密接触时不愉快的体验。拍摄前,针对第一次“性经历“,采访了从十几岁到七十岁的不同文化程度的女性,采访中发现,在“性”方面,大多数女性会有着强烈的自卑感,“觉得这是自己的错。”

黄骥计划拍摄的“女性三部曲”,已经完成了《鸡蛋和石头》、《笨鸟》两部,第三部作品正在筹备中。这三部作品,分别讲述了三个十二岁、十六岁、二十二岁的女孩的故事,这些女孩都处在或是曾经有过留守儿童的经历。三部曲的主题也很一致——不同年龄的女孩,面对和处理不同的性困惑或性恐惧。

影片《笨鸟》海报。影片《笨鸟》海报。

这几部色调沉郁、充满着矛盾与挣扎的作品,是黄骥对于自身少年时期经历的一次自省。

自我探寻的路程是艰难的,人有着趋利避害的本能,对于年幼时的伤痛很多人可能会选择性忘记。但这毕竟不是对于问题的解决。

黄骥很勇敢,她敢于站在偌大的舞台上与观影者讲述她尴尬而惶恐的性经历,她敢于去见十五年前的男朋友以正视自我的痛苦,她敢于将这一切拍出来,“情感通过电影的形式得以释放,我也终于变得强大。”

她像拍摄纪录片一样还原了一个小镇的真实面貌,一个少女成长中与家庭、学校、朋友以及异性的关系胶着。我们能看到自己的影子,能看到自己记忆中熟悉的人的影子。因为这就是一场记忆与现实混合而成的真实。

这种真实性正是与黄骥、与《笨鸟》的主人公林森有着相似性困惑的女性,能够在观影后得到疏导,“知道这种事是很多女性都有过的,明白这不是自己的错。”黄骥以一种极为私密的方式来与大众分享这一切。

今年冲奥影片——《她》,饱满立体地刻画了一个充满韧性和力量的法国中产女人。这个叫做米歇尔的女人遭遇了一场性侵犯,却没有选择报警,坦然地将这一场遭遇告诉了自己的朋友们。

黄骥在采访的过程中两次提到这一部法国电影。她说无论是什么职业、什么年龄层的女性,都有可能遭遇性侵犯,而区别就在于这个女性怎么对待性侵犯。“最后男性与女性的关系就是:男性怎么看待女性的身体,女性自己怎么看待自己的身体。”

我希望表现女性内心沉重而不可言说的情感

尽管在曾经的专访中,黄骥说自己不太明白女性主义究竟是什么,但她的确对于女性身体与心理有着自己敏锐的认识。

比如《鸡蛋和石头》中的时间感,就是从女性月经的概念出发,“女性对于时间的概念,或许会与生理期相关,我们不一定记得今天是几月几号,但我们可能记得离生理期有多长时间。”黄骥强调着女性与男性生理结构上的不同,所导向的女性会更自省于自己身体的变化。

而《笨鸟》中,也有大量关于林森身体的画面。林森遭遇着来自校园霸凌和性侵犯后,身体上的疼痛造成了她认知上的障碍,从而陷入了一种心理上的困境。而母亲角色的缺席,让林森丧失了获取力量与指导的源泉。

影片《笨鸟》剧照。影片《笨鸟》剧照。

波伏娃在《第二性》关于少女的章节中谈到:

女人的身体——特别是少女的身体——在这种意义上是一个‘歇斯底里的’身体,可以说在精神生活和生理现象的转换之间没有距离……因为她觉得自己的身体可疑,她不安地观察它,觉得它有病……

黄骥所想要表现的,是在这种不安之下,女性内心里沉重的不于言说的情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确实很残酷,残酷的情节都是来自于生活。

但在黄骥看来,身体上的差异导致女人比男人更为善变和柔弱的同时,也是女人比男人更有力量的体现。《笨鸟》中林森的父亲从未出现,黄骥表示这是下意识的选择——

就像影片里面沉迷在网吧打游戏的年轻男孩子,他们长大以后会变成怎么样的父亲呢?我觉得在农村好多事都是女人在做,比如借钱,总是女人出面解决。林森也是一样,看起来没什么力量,但遇到事情总会找到方法。你可以认为这个男性的缺失代表着男性力量的削弱,同时这也是表现女性的多面性。

自然生长的人物与被“诅咒”的中国小镇

柏林国际电影节中《笨鸟》的颁奖词里提到:

谜一样的氛围一直萦绕在观者心头,讲述关于人与人的关系。

突出的特点在于‘精致安排的、有意略而不谈的内容’。

这两句颁奖词,精准地描述了《笨鸟》独特的气质——人与环境的隐晦气息,人与人之间的敏感情愫,人物自身的自然生长。这种气质的酝酿而成,很大一部分可以归结于《笨鸟》的拍摄方式和拍摄地所在的南方小镇。

影片《笨鸟》剧照。影片《笨鸟》剧照。

《笨鸟》的拍摄方式很“自然”,像是从日常生活里长出来的故事,又像是十八年前的黄骥与十八年后的姚红贵(《笨鸟》女主人公林森饰演者)的奇妙混合体。

林森的人物角色源于高中时的黄骥,那个时候黄骥所生活的地方还比较“自然”,在这种自然的环境下黄骥的性格也热情奔放,甚至会有一些激烈的个性在。由于处在一个“留守”的状态里,没有人教会黄骥如何去表达情感,于是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黄骥常常会选择用一种迂回的方式去寻求帮助和肯定,甚至用“生气”去引起对方的注意。而这种激烈而迂回的方式常常造成误解和自伤。

姚红贵却相反。姚红贵是一个沉默的女孩,她的节奏很慢,没有黄骥那样锐利。《鸡蛋和石头》的拍摄经历,让姚红贵的内心生发出崭新的挣扎——她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有过了新的生命体验,好奇并渴望与外界发生链接——平静的外表下,暗涌如潮。

在与姚红贵的磨合中,快节奏的黄骥适应着慢节奏的姚红贵,做出了自己的让步,“我放弃不去拍我的高中年代,就拍当下的年轻人,慢慢的就向姚红贵自己本身的性格倾斜,按照她的节奏来设计人物,按照她的反应来考虑人物反应。”于是就出现了姚红贵下了晚自习后,才收到黄骥发给她的台词,前往片场的路上姚红贵边看边背,到了现场就开始进行拍摄。“因为她本身就是我想要表达的人群中的一员,那么我们就去观察真实的姚红贵,我们就去像拍纪录片那样去拍姚红贵。”

 导演黄骥和主演姚红贵。 导演黄骥和主演姚红贵。

影片的拍摄地就是黄骥生活过的老家。《笨鸟》中,姚红贵所就读的学校就是黄骥曾经读过的高中,姚红贵的班主任也是黄骥的班主任……但这种轮回似乎也被诅咒了一般,印证在其他方面——

十八年了,在这个小镇里,留守儿童的状态依然没有改变,外出打工赚钱依然是一个家庭中最为重要的事,而非陪伴;性教育方面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还是生物课上的那些,女孩对于性方面的知识依然懵懂;家庭关系中,父母与子女的沟通生疏克制,不懂得如何表达自己的情感,也不知如何回应别人的情感表达;校园霸凌依然存在,教室里教室外秘密地延续着一套无声无息的游戏规则……

一切仿佛停滞了,这个坐落在湖南中部的潮湿的小镇,竟像极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孤独的马孔多城。

可是黄骥没有停滞。姚红贵没有停滞。林森,也没有。

黄骥于2003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开始了她的创作生涯。年少时看到村里的老人拍遗照,影视记录的念头在她的内心里萌芽。身处北京与家乡小镇之间,黄骥看到了城市里的灯火辉煌,也体味着乡村中的喜怒哀乐。像很多创作者一样,她开始从自己所遭遇过的东西出发,对自我、对周围的世界进行重新审视;她尝试去表达自己的情感,珍惜与女儿的陪伴;她在家乡做流动绘本的工作,帮助消解留守儿童与父母间的疏离。

安静甚至有点沉默的姚红贵跳脱出了打工者的命运,她与黄骥一同前往柏林参加了电影节。新生代竞赛单元的晚会上,德国的年轻人们跟着音乐节奏肆意地扭动着他们美好的身体,洒脱愉快,黄骥一行人都被这种茁壮自然的美所打动。害羞的姚红贵也在一群外国年轻人的邀请下参与了进去,“红贵她是从来没有在那么多人面前跳过舞,我想这个应该给她的印象很深刻。”

而林森呢?

《笨鸟》的故事中,女高中生在班里被同学霸凌,在家被三个表弟捉弄,走上偷手机贩卖手机的路,好友梅子遭遇不测,与男孩大威产生性与情感的纠葛……可是林森却又是具有那般顽强的生命力,她甚至一次眼泪也没有落下,“面对盛气凌人的发型师落荒而逃后,就马上去找自己栖息的地方,他们的生存意识是很强的。在真真切切的血的教训后,林森是有觉醒的,尽管这种觉醒不是她所希望的。”

就这样,在同一个地点,因为一部电影,两个不同时空下的女孩因为一个虚幻的角色被连接到一起。在她们共同的努力下塑造出“林森”这个人物,借此来讲述她们的青春中各自相似而又不同的孤独与勇敢。面对这样生动而倔强的林森,就连黄骥本人也无法说清楚这个人物身上有多少是她自己,而又有多少是姚红贵。

影片《笨鸟》剧照。影片《笨鸟》剧照。

曾经无助懵懂的少女,如今已成为母亲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关于母亲的一章里这样说:

母亲把一大堆自己的职责都推到她(女儿)的身上,于是她过早地融合到严肃工作的世界中……她过早地成为了女人,过早地了解这种规定强加于人的限制,她在青春期就变成了成年人……

黄骥似乎与母亲有着不太愉快地过去。《笨鸟》中,林森与远在广东打工的母亲的关系疏远,基本上没有任何情感上的交流,而现实生活中,黄骥与忙着赚钱的母亲也同样疏离,“在拍之前我一直不能原谅我的妈妈,而且一直放在心里。”

年少时的黄骥,感到极度缺爱,“有时候很拼命的很努力的找爱,以前觉得自己得了皮肤饥渴症,特想去拥抱一个人,冬天会感觉特别特别的冷,那种冷有时候是身体上的,有时候是情感上的。”

黄骥的表情格外认真,她是个会表达自己情绪而内心又极为敏感的人,在渴求爱而得不到爱的情况下,定然尽是失落。这导致她从短片《橘子皮的温度》,到如今的《鸡蛋和石头》以及《笨鸟》,无一例外地都是在讲“冷”对“温暖”的渴求。

缺爱的黄骥,像先飞的笨鸟,比同龄的孩子更渴望向外界寻求连接,这也让她更早地体味到了成长之痛。如今她将这种痛通过拍片子的方式记录下来,却也意外地与母亲实现了和解。

拍完之后,我会很客观的看待我和我妈妈、林森和妈妈的这种关系。通过《笨鸟》,我也会很客观的看待自己。通过林森看自己,再看我妈妈的时候就会多份理解和包容了。我没有选择和我妈妈控诉,我希望妈妈通过这个电影能理解我高中那个时间段的痛苦。

在黄骥梳理自身情绪与认知的过程中,丈夫大冢龙治给予了她很多帮助。工作之余,黄骥会与大冢躺在床上聊天,黄骥会对大冢描述一些她记忆力很深、很有感觉的一些事情。或是情感的表达,或是片段性的记忆画面,或是一些成长中疼痛的秘密。大冢则会帮助黄骥将这些情绪梳理好,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牵引着黄骥往深处走,去探寻她自己生命中那些幽微的、复杂的甚至带有那么一点黑暗的瞬间。

导演/摄影大塚龙治。导演/摄影大塚龙治。

少年时期与父母的疏离让黄骥尤为注重对女儿的陪伴。《鸡蛋和石头》拍完以后过了三年,等到女儿千寻三岁了,黄骥才开始着手《笨鸟》的拍摄。每次外出拍摄,黄骥都会带上千寻。平日闲暇,也多与女儿待在一起。

或许是因为从小在农村长大,黄骥特别能意识到自然的力量。从“自然”里,黄骥获取了一种茁壮的生长力和细腻的艺术敏感。《橘子皮的温度》里,来自自然果实的橘子皮是很重要的一个意向,《鸡蛋和石头》里,在与大冢的讨论下,黄骥也基本上选择了自然光,然而到《笨鸟》里,除了林森与大威站在橘子树下的片段,几乎已经看不到自然了。少男少女们在城镇化的各色建筑中穿梭,残酷地成长起来——

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让农村的人能认识到自然的重要性,城里人能花几百块钱来体验自然,可农村人觉得自然没用不能给他们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小孩子则是无意识的接触自然。

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林森”这个名字,也是如此地自然。

事实上,无论是从剧本的磨合,演员的选择,还是意象的解读,甚至是影片所无法摘去的“女性主义”的标签,对于女儿千寻的教育和陪伴,黄骥都选择了“自然”的状态,她反复地强调自己不喜欢被贴标签,不喜欢下定义,与结论性的东西始终保持着距离。纪录片导演周浩也曾经说过,“如果能让人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混沌起来,目的就达到了”。经历了失去、挣扎、失望、寻找,那个曾经无助懵懂的少女,如今已成为了一个母亲。

她一边踏入人生新的旅程,一边继续回望着过去的时日里,那个渴望被拥抱的自己。

关于黄骥、大塚龙治

黄骥,1984年生于湖南一个偏僻的小县城,后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学习编剧,于大二完成了纪录片《地下》后,大三参与编剧的故事片《玲玲的花园》获得德国科隆中国电影节最受观众欢迎奖;大四拍摄的第一部短片《橘子皮的温度》入选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短片竞赛单元。第一部长片《鸡蛋和石头》获得2012年鹿特丹国际电影节金老虎奖、2013年安德烈·卢布廖夫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多伦多亚洲国际电影节最佳处女作奖。2017年的新作《笨鸟》为其第二部长片剧情片,入围第67节柏林国际电影节新生代竞赛单元。

大塚龙治(Ryuji Otsuka),1972年生于日本东京,在日本电视台当纪录片导演后,05年开始来北京拍中国独立电影。从第一部剧情片《玲玲的花园》(德国科隆中国电影节观众奖/中国独立影像展)开始,他一直在关注和发现中国社会变革与个体生活的远近,并致力于通过画面挖掘和表现人物的内在情感。任摄影指导的电影有《透析》。他与黄骥导演一直合作,作品有《橘子皮的温度》、《鸡蛋和石头》;纪录片《痕迹》。他一直站在国与国之间,追求电影制作及表达的新的可能性。2015年他参加了柏林天才训练营(Berlinale Talents)。2017年的新作《笨鸟》(联合编剧/联合导演/摄影/监制)入围第67节柏林国际电影节新生代竞赛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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