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之下》:在朝鲜拍摄“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

社会百态发布:2017-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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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了我在平壤的日子。当时我看到人们不去工作,从早到晚为了这类节日做准备——为了在广场上展现出绝对的幸福感,成百上千的人需要在一起不停排练。”导演曼斯基说到。

作者 | 王小星 编辑 | 陈默 迦沐梓
谷雨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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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鲜半岛剑拔弩张的复杂局势下,2017年太阳节前后的朝鲜成了全世界的关注焦点。关注者中,就包括俄罗斯纪录片导演维塔利·曼斯基(Vitaly Mansky)。看到电视上的太阳节庆祝画面,他想起了自己2013年在平壤拍摄纪录片《太阳之下》的日子。

《太阳之下》讲述的是8岁的朝鲜女孩珍美加入少年团,参与2月16日光明星节(注:金正日诞辰)庆祝活动的故事。朝方在拍摄过程中提供了剧本、演员和指导,还审查了每天拍摄的素材。作为外来导演,曼斯基看似什么也做不了。但他在朝方指导演员的全过程中偷偷开着摄像机,并巧妙地躲过了审查,最终制作出一部特别的纪录片。在其中,你可以看到朝方精心“摆拍”的全过程。

目前,这部片子已经在五十多个国家放映,获得二十多个奖项。有评论认为,曼斯基通过影片揭示朝鲜人民真实生活的勇气“不仅是他作为导演的胜利,也是他个人的胜利”。但它也激起了强烈质疑。朝鲜文化部要求俄罗斯文化部销毁影片,惩罚曼斯基。后者也谴责曼斯基,认为其欺骗朝方的行为可能导致协助拍摄的朝鲜人被处决。持这种看法的还包括不少观众。他们认为曼斯基无视片中主人公的现实处境,有违纪录片导演的职业伦理。

围绕这部纪录片和它引发的争议,4月16日,谷雨对曼斯基进行了电话专访。以下为采访内容。

专访纪录片《太阳之下》导演曼斯基

纪录片《太阳之下》海报。纪录片《太阳之下》海报。

谷雨:看到今年太阳节前后的朝鲜新闻,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曼斯基:我想起了我在平壤的日子。当时我看到人们不去工作,从早到晚为了这类节日做准备——为了在广场上展现出绝对的幸福感,成百上千的人需要在一起不停排练。

我人生的前30年都是在苏联时代度过,当时苏联也没有举办过这么大规模的庆祝活动,普通民众不会花几个月去排练如何走过主席台。

谷雨:说到苏联时代,拍这部片子的想法和你的个人经历有什么关系?

曼斯基:我出生于1963年,那时苏联政府的管控已经相对放松,没有斯大林时期那么严酷的专政了——斯大林时期,数百万人被送往劳改营,很多人被迫害致死。我想去朝鲜,是因为想弄清楚自己国家的历史。去朝鲜,我以为会回到自己国家的过去。

但我在朝鲜看到的情况与苏联斯大林时期的并不相同——

如果一个在1937年被送往古拉格(注:前苏联负责管理全国劳改营的机构,后成为劳改营和政治迫害的象征)的人四五十岁,那么在1917年时,他是20岁。他们曾在另一种经济、政治和道德体系下生活了20年,他们知道另一种人生。

而在朝鲜,即使你70岁,也一直生活在一种体制下。朝鲜是如此的与世隔绝,人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朝鲜体制是他们唯一知道的体制,也是他们认为唯一可能的体制,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生活多么的与众不同。如果了解外面的世界,他们就会产生情感。这种情感的覆盖面很广,包括对自己生活的怀疑和恐惧。而现在,他们既没有怀疑,也没有恐惧。

《太阳之下》导演维塔利·曼斯基在平壤万寿台广场。《太阳之下》导演维塔利·曼斯基在平壤万寿台广场。

谷雨:你和朝鲜方面是如何沟通的?他们为何允许你拍摄?

曼斯基: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我们与朝方第一次接触是在拍摄两三年前。我们先互相了解,我策划了几个项目,在俄罗斯电影节放映朝鲜纪录片。我们保持通信,我把自己的电影发给他们看。

我知道朝鲜体制的特点,知道电影得与朝方合作拍摄。我计划拍一部让自己、全世界观众和朝鲜合作方都满意的电影。

谷雨:剧本是如何出炉的?

曼斯基:开机前几个月,我们通过朝鲜驻俄罗斯大使馆的外交途径获得了剧本。剧本是一些平壤的专家写的,我们还认识了其中的一位“作者”。后来我发现,他只是剧本的策划者,因为他弄错了一些细节。剧本应该是一个团队写的,是上面给他的。

谷雨:你在5位女孩中选择了8岁的珍美做女主角。你为什么选她?

曼斯基:当时我只有10分钟选角。我知道要去孩子家里拍,要拍与孩子父母有关的画面,所以我向所有女孩提了同样的问题:“你的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

有一个女孩的妈妈是刺绣工人。我想象了下一个女人一整天都在刺绣的画面,觉得没有故事性。另一个女孩说她妈妈在马戏团工作,我感觉这过于戏剧化。

珍美说,她妈妈在食堂工作——因为被禁止去朝鲜商店,我对于朝鲜食堂什么样、人们吃什么、每顿花多少钱很感兴趣,觉得观众也会感兴趣。珍美的爸爸是报社记者——我觉得这太好了,记者每天都会有新任务,会去很多地方,我可以跟他去工厂和建筑工地。

用10分钟去了解珍美是不可能的。我选择她,是因为她父母的职业更有意思。

《太阳之下》截图。《太阳之下》截图。

谷雨:但在开机时,珍美妈妈的职业从食堂员工变成了豆奶厂工人,爸爸从记者变成了纺织厂技术员。在你看来,朝方为什么让他们做这样的改变?

曼斯基:我非常清楚为什么。这些工厂都是模范工厂,朝方经常带外宾去参观。策划拍摄的领导认为,展示这些工厂比展示真实的工作地点容易。

片中他们的家也是这样。他们其实并不住在那里,只是被送到那里拍摄。我专门进浴室看了,里面没有牙刷、香皂和毛巾。任何真实的住家都应该有这些东西。

惹麻烦的素材被从交出去的卡上删掉了

谷雨:你一开始就想到要通过偷拍花絮的方式获得素材吗?

曼斯基:到达平壤时,有一组人接待我们。其中一个负责人告诉我们,只能做他们允许做的事。这人每天都拿着纸笔做记录。送我们回酒店时,他会在某个机构门前停下,进去一会。看得出来,他每天都去汇报我们做了什么,并接收新指示。我不知道他去的是什么机构,那里位于平壤的中心广场,外面有围栏,有安检,有士兵看守。

拍摄开始几天后,我们就发现不可能把这部片子拍得让自己、全世界观众和朝鲜合作方都满意。对于纪录片来说,剧本是形式化的,现实总是与剧本不同——我没有料到朝方会强迫我们照着剧本拍。比如说,我一开始认为剧本中的人物对话只是要说的大概。我完全没想到,人们会像拍故事片那样,完完全全照着剧本来说——即使是拍故事片,也会时常改台词,导演有权决定要拍什么,但他们告诉我们什么都不能改。我当时非常震惊。

再比如说,我要求在影片中加入珍美坐公交车去上学的片段。我以为她会去公交车站,和其他人一起上车,这样我们就有机会拍到真实的人群。但拍摄时,我们被带到一个没有车辆行驶的广场上——朝方为我们专门准备了一辆公交车,是和其他公交车型号不一样的新车,女主角的父母和一些专门找来的孩子在等着我们。他们说:“拍吧。”这根本不是记录片。

当我们意识到朝鲜的同志想利用我们拍摄宣传作品时,我们当然开始考虑该如何向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观众展示朝鲜。

2017年4月初,平壤街景。2017年4月初,平壤街景。

谷雨:听说朝方每天都会检查拍摄的内容。他们是如何检查的?你又是如何规避的?

曼斯基:第一天的拍摄,我们完全是按照他们的要求做的。拍完后,他们要求我们把素材交给他们。合同上没有这项,我们拒绝了。他们说,合同上写了:“朝方需协助将素材运出朝鲜。”所以他们要每天检查素材,如果有禁止带出境的内容,他们要删除。只能拍能带出国的镜头,这也让我们非常震惊。

所以我们想出了保留真实素材的办法。这一般是在拍摄结束回酒店的路上完成的,有时是在拍摄地,有时是在车上。我们直接在摄像机里复制素材,或者通过电脑复制,过程并不长。我们有两个记忆卡,可能惹麻烦的素材被从交出去检查的记忆卡上删掉了。

谷雨:这样做被发现过吗?

曼斯基:有几次引起了怀疑。负责检查的朝方技术员曾在拍摄一周后问,为什么文件夹编号的排序不对,为什么会有跳过去的文件号码。我们解释说,摄像机有问题,无法正常显示编号。他们相信了。

2017年4月初,平壤万寿台广场。2017年4月初,平壤万寿台广场。

谷雨:万寿台广场的金日成和金正日塑像是被禁止只拍摄局部的,但你拍摄了他们的脚部和脚下的人们。这一部分是如何实现的?

曼斯基:我们只能秘密地进行拍摄。众所周知,现在的摄像机都有屏幕,站在旁边的人可以通过屏幕看到你在拍什么。我们把屏幕拆了,只看取景器。我们也尽量不让朝鲜陪同人员看取景器。当他们看的时候,我们就改变镜头的构图。比如让陪同人员看到我们在拍全景,此后我们再调整焦距, 最后再调回来给陪同人员看。

谷雨:你和同事还在哪些方面小心行事?

曼斯基:在房间里,我们不会谈有关拍摄的话题,即使谈,也使用专业术语和暗号。一般我们都在走廊里谈工作,而且是边走边谈。

第一次去朝鲜时,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回来之后,我们做了很充足的技术准备工作,练习如何在困难的条件下偷拍。第二次,我们带去了专门的镜头。电影的大部分素材都是第二次去时拍摄的。

谷雨:如何把秘密拍摄的素材带出朝鲜?

曼斯基: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真实地展现人们如何构建不真实

《太阳之下》截图。《太阳之下》截图。

谷雨:片中指导人物表演的朝鲜人是什么身份?也是电影导演吗?

曼斯基:有好几个人,包括两个姓金的。他们全都穿着类似军装的衣服。其中一个偶然说过,他曾经获得过战斗勋章。他被派来是因为军人身份,而且他会说一点俄语。另一个是做文艺工作的,可能负责过大型活动。他不太擅长处理单独的事情,但是能高效地组织集体工作。

但这只是猜测。涉及他们的职业时,回答都很抽象。我们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谷雨:在你看来,人物的表演,是不是也是一种真实?

曼斯基:我认为是。我们无法接近真实的朝鲜生活,所以只能尽量通过影片,真实地展现出人们如何构建不真实。所以我们的电影能更加清晰地展示朝鲜。

《太阳之下》截图。《太阳之下》截图。

谷雨:朝鲜孩子在镜头前的表现让你意外吗?

曼斯基:我在很多国家都拍过孩子。全世界的孩子都会对拍电影的人表现出好奇,即使不好意思问,他们也会看,会望向镜头,做出好笑的表情,表现出儿童的天真。

但是在朝鲜,完全没有。朝鲜的孩子不会表现出一点淘气,不会走近我们,不会笑,不会做鬼脸。这非常令人震惊。他们像大人一样。

谷雨:在你看来,片子的最后,珍美为何哭?

曼斯基:你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我有自己的答案,但我认为,每位观众都应该找到自己的答案。

谷雨:你说过,她哭是因为太紧张,因为她被告知自己代表着祖国,需要通过自己的表现展现国家的伟大。

曼斯基:是的,我的确这样说过。但这只是原因之一。

视频:《太阳之下》片花。

谷雨:当你们让她想一些高兴的事情时,她说自己想不出来。你认为她是真的想不出来,还是因为别的原因?

曼斯基:因为陪同的朝方人员不允许,我没有太多机会跟她直接交流。我只能猜测,她不知道如何在没有收到指示的情况下回答问题。我们看得出来,每次拍摄前,她都受到了训练,可以说之前的拍摄都是排练好的,但那个问题是在准备之外的。

珍美不是不知道生活中发生过什么好事。她只是不知道如何回答大人没有帮她准备过的问题。

没有再和片中的人物联系过

谷雨:片中有很多宏大的集体场面。在这一方面,你借鉴了哪些电影的拍摄手法?

曼斯基:我借鉴了莱尼·里芬斯塔尔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

影片《意志的胜利》剧照。影片《意志的胜利》剧照。
《太阳之下》截图。《太阳之下》截图。

谷雨:在国外拍摄的有关朝鲜的作品中,《太阳之下》的特别之处在哪里?

曼斯基:我看过各国电影人拍摄的关于朝鲜的作品。他们更多的是觉得好笑和奇特,不认为这是极大的悲剧。但因为有苏联时代的生活经验,我没有嘲笑和讽刺朝鲜。对于每个朝鲜人,我都感到深深的同情。

谷雨:《太阳之下》引发了人们对于纪录片伦理的许多讨论。你怎么看待这些质疑?

曼斯基:影片中,没有一个会给他们带来问题的镜头。片中人物做的一切都是按照朝鲜政府的要求完成的。比如珍美的父亲不会因为在影片中做了什么而被惩罚,因为他没有自主做任何事情。我们的电影不会伤害任何人。我们不会让任何人“顶罪”。

谷雨:那陪同的官员呢?你们偷拍成功不也是他们的疏忽吗?

曼斯基:陪同人员是另一回事。他们是造成这种局面的系统的一部分。我不能说我不在乎这些人的命运,但拍摄时,我的确是这样想的。

拍完《太阳之下》后,我的朋友也去了朝鲜拍电影。去年我在奥斯陆出席了那部电影的首映。我在片中看到了我们的陪同人员。他活得好好的,还继续做剧组的陪同工作。

谷雨:为了让电影播出,你承受过什么压力?

曼斯基:精神上的压力当然是有的。影片在俄罗斯上映时遇到了一些困难,有人还天真地企图阻挠影片在其他国家的放映。这非常荒谬。全世界都认为这些要求是可笑、愚蠢的,不值得一提。我还遇到了一些现实性的问题,但不是原则性的。

谷雨:《太阳之下》已经在多少个国家放映过?观众反馈如何?

曼斯基:它在五十多个国家放映过,在世界各地得了约25个奖。它也进了很多国家的院线,并在很多国家的电视台播放,包括美国。这说明人们觉得这部影片是有意义的。在好几个国家,我都看到有观众忍不住哭泣。

谷雨:你后来和片子中的人物联系过吗?

曼斯基:没有。

谷雨:有消息称,在2016年5月10日朝鲜全国代表大会上,向金正恩献花的花孩就是珍美。你听说了吗?

曼斯基:我听说了。我还有献花的照片。我听说,让她去献花,恰恰是因为她参演了《太阳之下》。朝鲜政府想向全世界展示,她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

关于维塔利·曼斯基

维塔利·曼斯基,1963年生于苏联利沃夫,毕业于莫斯科电影学院摄影系,从1980年代开始拍摄纪录片。作品包括《另一场战争的片段》《神赐》《Tatu工厂》(注:Tatu为俄罗斯少女组合)《管道》《太阳之下》等,曾获德国莱比锡国际纪录片金鸽奖、旧金山国际电影节金门奖、捷克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俄罗斯国家电影尼卡奖、意大利里雅斯特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等。他曾任俄罗斯电视台纪录片制作与播放部总监。2000年,他倡议成立俄罗斯国家桂冠纪录片与电视奖并任主席。他也是俄罗斯电影协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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