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的村庄:献给那个时代被绝育的母亲

社会百态发布:2017-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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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到2011年,山西南部小村,导演许慧晶拍摄了当地计生干部如何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完成纪录片《妈妈的村庄》。

作者 | 夏偲婉
谷雨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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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9月,国务院在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指出:“除了在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要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以便把人口增长率尽快控制住”。

30年后,影片中呈现出的计划生育的推行,依然阻力重重。代表政府执行政策的村干部们对村里应当上环或结扎的女人围追截堵,计穷力竭;拒绝结扎上环的女人们逃的逃躲的躲,在政策面前,只能服从。

妈妈的村庄

“我在家里排行老二,妈妈常说,我是一个不应该出生的孩子”。

这是影片开头部分的一句旁白。

“不应该出生”中的“不应该”,是政策的不允许。

福柯有一个关于“身体政治”的理论,“在以身体为中心的现代社会,人的出生到死亡都处在医药的监控下,权力通过医药来管理人的身体,通过对疾病的诊断和隔离来规范‘正常’的身体。”

而计划生育,是通过结扎或者上环,来规范“正常”的身体。

纪录片《妈妈的村庄》剧照,排队结扎的女人。纪录片《妈妈的村庄》剧照,排队结扎的女人。

影片中,计生站外等待手术的一个女人感叹,“这可不比什么病要挨刀子啊,这个明明好好的就要挨刀子。”她搞不懂,好好的身子,为什么非要挨刀子,还要往里头放一个东西。她们排队,一个一个进到小房子里。

计生站的负责人已经习惯女人们借由剖腹产、感冒咳嗽等借口试图拖延手术的伎俩,疲于兜圈子,“你也不想做绝育手术啊。”言语直截了当,而经由她手上的每一张手术单子上,都写着“主诉:主动要求结扎”。

到了计生站的女人们离“正常”的身体只有一步之遥,而真正让村干部们头疼的,是像有了“不应该出生的孩子”却依然不肯前去计生站的母亲们,村干部们将她们列为重点对象,反复上门,“做思想工作”。

《妈妈的村庄》中,为了达到“上面”下达的“14个”绝育指标,村委书记、副村长、妇女主任一筹莫展,他们和其他的村干部,一同前往村里没有按要求上环或结扎的女人家里,用户口、小孩上学、罚款等理由,软硬兼施,使出浑身气力试图说服不肯结扎的女人。

影片中的荣荣,身子骨瘦瘦小小的,性子却格外倔强,她已经生了两个娃,但她依然不愿意上环。村干部三番五次地上她家讲理、争论、逼迫、围堵……

荣荣坚持不肯去做手术。在村干部们一次上门围堵时,荣荣用煎药为借口瞅准时机偷偷溜走,村干部发现荣荣逃走后,气急败坏地骂,“荣荣就是有些刁气……把荣荣抓住咱在车里把她绝了算了。”

纪录片《妈妈的村庄》剧照,荣荣。纪录片《妈妈的村庄》剧照,荣荣。

荣荣逃走的时候,许慧晶在一旁目睹了这一切。他没有办法抹除因为自己的在场造成的影响,“因为我在,有些事情就比较文明一些。”

荣荣最终没有被村干部们抓在车里绝育,而是自己妥协了,因为村干部们给她女儿就读小学的校长打了个电话,让荣荣的女儿回家去,放出“想到哪里读书上哪儿读去”的狠话。这群村干部们明白,“她害怕孩子耽误了学习,什么牺牲都愿意做出。”

最后一个镜头定格在荣荣的脸上,那张脸,不似村子干涸的黄土地,而是泛红潮湿,像暴雨后垂败的残花。她把自己裹在大红色的棉被里,右手用力抹着往下掉的眼泪。

荣荣输了,她被迫成为了“正常”的身体。

都是怕乌纱帽掉了,才这样办呢

《妈妈的村庄》里,负责计划生育的村干部们最主要的工作是完成“上面”下达的结扎上环任务,去不愿意结扎上环的妇女家里做思想工作。

“中国多盖点寺院,全部修仙当和尚,那计划生育就解决了,不娶媳妇他就不生育。”一个村干部说。其他人默不作声,默默抽烟。“总有绝完的时候”、“还他妈的计划生育呢,光棍怎么办?”。

张副村长长相憨厚,身形高大,像长辈一样一口一个“孩子”地“劝”着各家媳妇,他软硬兼施,说辞中经常出现“这是国家的政策”、“我们也没办法”类似的话。

“反正绝育几年了,人家是爷爷咱是孙子。”张副村长很无奈。为了把旺媳妇荣荣带去计生站,他们前后去了荣荣家、荣荣大姨家、荣荣姥姥家、荣荣小姨家,还去了荣荣的丈夫工作单位。他们四处跑,四触碰壁,四处看脸色。

在荣荣大姨家喊门时,里面半天没有声响,几个年纪不轻的计生干部最后选择翻了小铁门闯进去。

“都是怕乌纱帽掉了,才这样办呢,你以为都是真心实意办啊!”,张副村长斜靠在沙发上抱怨着。即便计生干部私底下都是怨声不断,但他们最后还是老老实实地办事,积极地一家家做思想工作。因为完不成任务,乡里就要罚款。

纪录片《妈妈的村庄》剧照。纪录片《妈妈的村庄》剧照。

计生干部里,唯一的女性是妇女主任张青梅。张青梅也跟着其他的村干部们上门做思想工作,但她在场说话少,态度上也更为柔弱。张青梅还负责带女人们去计生站,守在旁边等她们做手术。

1996年的时候,张青梅的儿媳妇不愿意做绝育,带着孩子躲到了娘家。很多人以为是张青梅让她的儿媳妇跑的。这种误解一直存在,影片中,张青梅带着几个人去乡里的计生站做绝育,但因为人太多,几个女人等不及了跑回村里吃饭。这件事情被其他村干部知道后,认为是张青梅搞的鬼,放他们走的。

群众那边,张青梅也是说完一套无味的说辞后,便哑口无言。在计生站等了一天,饿了一天到晚上才做完手术的女人躺在床上,捂着肚子,对着张青梅说,“痛的要死了,都是你害的。”

纪录片《妈妈的村庄》剧照,妇女主任张青梅。纪录片《妈妈的村庄》剧照,妇女主任张青梅。

“在依法征收的情况下,各村需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对待,既要完成征收任务,又要完成本村的和谐稳定。”广播里播放着中央下达的文件内容。

影片中村干部和村民的关系,虽然因计划生育存在冲突和对峙,但正如许慧晶所言,并没有走向恶化。这种“和谐”的背后,政府的权威与中国社会的“人情”在政策实施中发挥了一定的影响。村干部们尽管手上有一定的权力,但除去受着“指标”的压力外,还被“乡里乡亲”的关系所束缚着,他们明白计划生育对传统认知的冲击、对家庭习俗延续的破坏,但村干部们也明白,国情如此,国策如此,他们必须执行。而村民们,他们对于村干部的来访虽然“不欢迎”,但是打开门后,还保留基本的尊重,而不是直接地对抗,内心里依然存留有对于权威的畏惧。

双方对于权力的畏惧和来自人情伦理的羁绊,让这场轰轰烈烈的计划生育在困难重重的环境里依然执行了下去,并且防止了基层官民的关系的崩坏。

你说应该绝育吗?

影片中,站出来与村干部对峙的,往往是孩子的母亲和年轻母亲的婆婆,作为父亲、丈夫、儿子的那个男人却鲜少露面。

许慧晶心里一直认为相比于男性,女性的力量更有韧性。在他看来,有女人出现的场合里,事情绝不会走向僵局。“遇到比较棘手、冲突很强的事情时,一般都是家里的女人出面,因为农村里绝大多数都是女人主家的,除非万不得已需要男性用暴力解决的事男人才出面,一般有空间回旋时都是女人在前。”

影片里,除去荣荣这位年轻的女性形象,还有另一个出场时间不多、但分量十足的女性是荣荣的姥姥。80来岁的老人家拉扯大五个孩子,听到村干部谈荣荣绝育的事,老人家的话朴素直接,“绝育绝的没人了有什么用啊!生一个孩子,现在老出事,要是这个孩子死了就没人了!”老人家激动地站起来指着村主任鼻子说,“你这是害人呢!”

纪录片《妈妈的村庄》剧照,荣荣的姥姥。纪录片《妈妈的村庄》剧照,荣荣的姥姥。

村干部被老人家说的灰溜溜地推门走掉,老人家反倒对着举着摄像机的许慧晶,慈眉善目又满是无奈地笑着问“你说应该绝育吗?”

那一刻镜头里老人眯起来的眼睛,好似直直地能忘见屏幕外的观众。她活了大半个世纪,竟然在生命阅历最丰厚的时候,遇上了这样的“荒唐事”。

也许谁也没有办法很好地回答荣荣姥姥这个问题。许慧晶对计划生育下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身份人的反应保持着极为冷静的态度,不是因为拍纪录片应有的职业素养,而是,这一切的荒诞性与合理性并存。历史是复杂的,人性是复杂的,不同的身份让人们权衡利弊的侧重不同,不同时代的人对于事物的看法,也受着每一个时代本身的福祉与诅咒。

许慧晶评论荣荣的姥姥是智慧的老人——“近80岁的老人从抗战过来,人的思维和认知,有些人是从书本中来,有些人是从生活的磨练中来。”

另一方面,许慧晶也直言了这其中的局限性,“因为现在的时代与以往的时代不一样,虽然有相似,但有很多的不同。”

我已经有一个孩子,但不考虑再要了

《妈妈的村庄》中,有一个片段记录了一对新人的婚礼。众人围观下,司仪问这对甜蜜的新人打算生几个小孩,新娘羞怯不肯作答。台下的村民起哄,“十个!生十个!”现场一片笑声,新郎拿过话筒淡定地说,“生俩,一男一女就好。”

可当时满天铺地画着的红色标语是,“计划生育只生一个好”。

纪录片《妈妈的村庄》剧照,“认真贯彻落实《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横幅。纪录片《妈妈的村庄》剧照,“认真贯彻落实《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横幅。

2011年末,中国各地全面实施双独二孩政策;2013年末,中国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10月,中国实施全面二孩政策。

曾经也作为那个“不应该出生”的孩子的许慧晶,如今却和很多年轻人一样,主动选择了“一胎”——“我已经有一个孩子了,但我不考虑再要了,从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上考虑一个就够有压力的了。”

许慧晶拍完《妈妈的村庄》,已经把一些可能有的强烈情绪消耗的干干净净,跳脱出情感的漩涡更为宏观地审视“计划生育”这个议题。“我不太想过多的评论这些事情,我并不想去揭露或反映什么,我的初衷是记录跟我的生活经历有关联的一些事。我是84年出生,正是计划生育比较严的时候,《妈妈的村庄》所记录的,都是和我自己的成长经历、和我父母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的。”

从计划生育到二胎开放,从多子多福到不愿再生,对于社会政策与个体选择似乎总是相背而驰的现象,许慧晶的态度很温和,“没有所谓政策的问题,也不是大众思维的问题,社会在变人也在变,只不过人为干预会出现更多地问题。”

态度的温和并不代表许慧晶观点的模糊,只不过三十而立的他选择了用作品呈现,而不直接加以判断。他通过《妈妈的村庄》提供了一种思考的切面,他的温和就在于这种解读的开放性。

“也许当初刚开始制定时很多人认为是合理的,也许有人认为不合理,拍完《妈妈的村庄》后,我并没有什么观念上的改变,事实上,我们现在去讨论它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没多大意义,因为大家都清楚。”

《妈妈的村庄》的完成,是许慧晶的一次对于自身的梳理,他将关于作品的任何解读的可能性交还给了读者,自己抽身而出,继续前行。

没有所谓的隐喻,现实就是如此

《妈妈的村庄》中反复出现的毛主席照片、红色歌谣、口号广播等意识形态极为浓烈的元素,许慧晶否认这是“刻意而为”:“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不仅仅是那个小村庄,像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也是如此,没有什么所谓的隐喻,现实就是如此。”

纪录片《妈妈的村庄》剧照。纪录片《妈妈的村庄》剧照。

这个山西南部小村的特点是精神信仰的多元。从佛教到基督教,再到《神仙代言人》中对于声称被毛泽东、周恩来等附体的灵媒团体,这三类完全不同的派系在村里表面上相安无事地存在着。即使高铁轨道的修建在村子旁边进行着,但小村和高铁存在的世界并无交集。同中国其他的农村一样,大量的年轻男性离开马一村,外出打工,留在村子里的多为老人、女人和孩子。

“当有一天仅仅靠种地养不活一大家子时,一部分人出去了。”许慧晶感觉这群留下来的老人和女人,精神上是空虚的,“入教”后,能和大家一块聊天读经,不至于那么无聊。

“对于这些现象,我没有持完全贬义的态度,因为存在就有它存在的合理性。生活在这么个社会,大家所有的行为都跟意识形态有关,他们只能有什么就抓什么。”

即便许慧晶再三强调现实就是如此,这些元素集中性地在影片中呈现还是显得有些扎眼,让人对这些画面产生“竟然这么夸张”的感叹。

许慧晶否认这中间存在的任何“夸张”的成分,“我没办法去夸大,但片子里呈现的和现实中的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现实的空间时间是流通的、分散的,但屏幕里的时间跟现实的概念不一样,屏幕里看一秒等于你在现实中看了很久,更聚焦了,当它更聚焦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比现实更有张力。”

如何与被绝育的时代妥协?

从《妈妈的村庄》到《神仙代言人》,许慧晶选择的主题挂上“敏感”的色彩,题材的特殊性影响着一个作品的传播度。

许慧晶三十而立时,回到自己出生的小村庄,弄明白那是一个怎样的环境、生活着一群什么样的人。

很多创作者有过这样一种溯源式的、对于“我从哪里来”的探求,只是大多数创作者选择以自己为原型进行作品创作。

“如今我已经离开那个地方了,今后也不会回到那个地方生活。弄明白那些问题,对我自己来说很重要。这也会让我跟那个地方产生某种隔离吧,也许我会抛开一些东西去寻找新的生活方式,不再受那个地方的牵扯。”

明白了自己从哪里来,才能更清楚自己将要往哪里去。

◇ 纪录片《神仙代言人》剧照。◇ 纪录片《神仙代言人》剧照。

《神仙代言人》后,许慧晶计划着拍摄一些与自己经历和生活差别比较大的作品,他想要从个人生活经验中跳脱而出,开拓更多地创作空间。

只是《妈妈的村庄》中,那个时代下的中国,那些曾经因计划生育而痛苦不堪的母亲们呢?在得知二胎开放的政策后,他们中被迫上环的母亲,会不会迫不及待地奔向医院进行取环?他们中被迫流产过的母亲,会不会对于曾经的扼杀的生命悔恨不已?而那些不能再生育的失独母亲,又要忍受漫漫岁月带来的何等悲痛?

“妈妈的村庄”。“妈妈的村庄”。

那个时代被绝育的母亲们,可能很大一部分人失去了思考人生来去的问题。她们阴错阳差、莫名其妙地被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打乱,前行的路上举步维艰,只能绕着一些除不去的痛苦和空虚,兜兜转转终其一生。

不知如今在那个山西南部小村,孩子们是否还会哼唱《妈妈的村庄》中出现过的那首歌谣:

“米老鼠的家

稀里哗啦

米老鼠的爸爸是警察

每月的工资八毛八

买不起鹅

买不起鸭

买不起老婆要自杀”

关于许慧晶

许慧晶,山西临汾人,拍了两部关于自己家乡的作品。一部是《神仙代言人》,讲的是一个自称毛泽东附身的灵媒翠珍的故事;一部是《妈妈的村庄》,讲的是计划生育政策笼罩下,村子里计生干部和“妈妈”们的一场博弈。

(编辑/迦沐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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