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业军官化名“何苦”拍纪录片,《最后的棒棒》豆瓣评分9.7

人物纪实发布:2017-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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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棒是山城重庆一个具有名片效应的服务行业,爬坡上坎、负重前行的三十多年,数十万重庆棒棒不仅挑走了汗水浸泡的年华,也挑走了属于自己的年代。正团级转业军官何苦,带着对棒棒的情节,加入棒棒大军。他用体验式的纪录片创作方式,试图记录棒棒们的心酸、尴尬、坚韧与无奈,挽留属于重庆的城市记忆。


作者 | 潘俊文
谷雨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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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是何苦呢?”

这是家人和朋友在得知何长林要拍摄纪录片《最后的棒棒》时最常说的一句话。

为了回应大家的质疑,何长林带着戏谑,化名何苦,加入重庆棒棒大军。他用一年多的时间将自己和重庆“最后一批棒棒”同吃同住,将一起上街揽活挣钱的生活记录下来,先后创作了纪录片《最后的棒棒》以及同名非虚构文学作品。

而在用何苦这个名字之前,他是在部队服役20年的正团级军官。1993年高中毕业的何苦,选择当兵入伍,先当侦察兵,再做报道员。后来,凭借吃苦耐劳的品质,由士兵直接提干,成为专职的宣传干事。2007年何苦从吉林调入重庆,甚至成为重庆地区最年轻的副团级干部。

何苦出生在重庆奉节的一个穷山沟,祖辈都是农民。作为少数跃过“农门”的人,他自然而然成为村里的“大人物”,每次探亲回家,村长都会请吃饭,邻居打架没被派出所拘留,大家都觉得是他的“面子”。

2013年年底,父母在电话里获知何苦要转业的想法,连夜从奉节赶到重庆,进行苦口婆心的劝说。但是当看着重庆街头的棒棒日渐稀少,而且都是步履蹒跚的老人时,何苦还是悄悄地递交了转业申请书,下决心“记录这个时代即将消失的一群人。”

何苦称,他对棒棒从小就有一个“情节”,当棒棒曾经是他人生规划中最后的退路,后来因为当兵“搁浅”了。“再不攒劲读书,长大就只有当棒棒儿”,小时候每次被父母呵斥,何苦总在心里想,当棒棒其实没什么不好,“最起码可以去重庆,可以见世面。”

2014年1月,何苦的转业申请得到批准。随后,他带着1300元现金和自己每月2100元雇来的婚庆摄影师,住进了位于十八梯的自力巷53号,开启一年多的棒棒生活。“棒棒这个题材很多人拍过,但都进行不下去”,何苦经过前期考察,选择用“不怕苦,不怕累”的军人的方式进行拍摄。

《最后的棒棒》剧照,棒棒们在街头等待雇主。《最后的棒棒》剧照,棒棒们在街头等待雇主。

自力巷距离重庆最繁华的商圈解放碑不到300米,横穿一条街就可以直接从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城市,一脚踏进停滞在时光里的贫民窟。摇摇欲坠的危房、破乱肮脏的店铺、横七竖八的小巷……因为常年处于拆迁改造中,这里的房子租金便宜,聚集着众多底层劳动者,棒棒便是其中之一。

何苦用“震撼”、“从没见过这样的住处”来形容第一次看到自力巷53号的情形。他很快觉察到这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他和摄像师先以每月300元的价格租了一间房,然后准备了4张卡和很多电池,确保24小时随时都能拍摄。

随后,同屋租客老黄、大石、老杭、河南、老甘、老金等人走进何苦的镜头。

每个棒棒都有一个必须做棒棒的故事

每个棒棒都有一个必须做棒棒的故事。

老黄是带何苦入行的师傅,遇到何苦时已经65岁,是一名资深的“棒棒儿”。少年时代因为家庭成分,老黄找不到工作,娶不到媳妇,最后入赘一个养不起小孩的寡妇家庭,生了一个女儿。

为了要养家糊口,他常年在外打工,后来婚姻出现了第三者。失败的婚姻之后,女儿成了他生活的全部。为了抚养女儿成长,老黄到重庆当了棒棒,一干就是20多年。

经过20多年沉淀,老黄身上几乎保留着棒棒所有的特征,坚毅乐观、谨小慎微、“不占别人便宜,别人也不能占自己便宜”。 他生活在狭小拥挤的阁楼间,干活也只在一个固定的场所。

《最后的棒棒》剧照,师傅老黄(右)与纪录片导演何苦。《最后的棒棒》剧照,师傅老黄(右)与纪录片导演何苦。

纪录片中老黄身材瘦小,经常穿一件绿色的部队老式作训服和一双破旧的解放胶鞋,他不抽烟不打牌,也不喜欢和棒棒们扎堆说笑,每次都拄着“棒棒”站在一旁静静等活。

只要能挣钱,老黄什么活都不挑,运货、搬家、清理建筑垃圾,甚至为雇主掏厕所槽里的物品。但是老黄经常教导何苦做棒棒也有“原则”。有一次,老黄和雇主在拥挤的人流中走散,他挑着数千元的化妆品在三峡广场转了5个小时,直至雇主出现。当雇主要以100元作为报酬时,老黄却只收了30元。“说好的工钱是20块钱,但是找了你半天,耽误了我去做别的活,所以我多收10块。”

老黄抱怨,常年在外,老家很多事情不能操心,补偿款、自来水、房产证等都办的不妥当。长期寄养在亲戚家里的女儿,教育也出了问题。

“一个房屋产权证断断续续办了20年,每次总是找着这个领导,另一个又不在。19岁女儿未婚先孕,不得不买房结婚,没见过女婿就当了外公。”老黄说。

纪录片里老黄一直为两件事奔忙:一是准备花三个月时间回老家把房产证手续办了;二是帮女儿还完房贷,早点回家帮着带孙子。但是这两件事压垮了老黄的身体,他不得不提前结束自己的棒棒生涯。

视频:《最后的棒棒》第二集。

老杭是老黄最好的朋友,两人被称作“自力巷二老”,他们在五一路涂料店门口结伴揽活十余年。老杭的婚姻和老黄一样,也被另一个男人插足,但是他曾想过用很多种方法弄死插足者,甚至为此准备了三样东西:砍刀、三棱刀、弹簧刀。

老杭的“棒棒人生”正是始于这场未遂的杀人事件。他为了攒钱请地痞帮忙报仇,远赴重庆当棒棒。第一次攒够钱准备回乡时,钱被小偷洗劫一空,第二次攒够钱回到家乡时,得知地痞已经被捕入狱。

复仇计划一次次落空,老杭决定自己去解决那个男人,但当他拿起刀时,仇恨似乎已经因为时间而消散,三把刀至今仍然放在柜子里。

注定做不了坏事的老杭,纪录片中一直遭遇磨难。先是因为生病已经退出棒棒行业,但由于久病未愈花光了所有积蓄,不得不带病重操旧业。然后还被“老乡”以办养老保险之名骗光积蓄。最后为了花掉收来的100元假币,策划了半年的他,还是因为自己的“演技”太嫩,被雇主识破,从而破口大骂。

“没饭吃的时候,看报纸会好受一些”

老甘在几次厄运缠身之后,请十八梯的“神算子”为自己卜了一挂。算命先生称,他将从60岁开始转运,对此老甘深信不疑。

纪录片里,老甘为60岁后的转运,准备了两摞厚厚的零钱。他没事的时候就会拿出来,边清点边对着镜头说,“以后做生意好补钱”,脸上带着得意的笑容。

老甘想做生意的决心一直没有变过,但命运却一次次和他开玩笑,老甘将之总结为,一个女人和两个小偷,改变了他的一生。

25岁那年,老甘交往了五年的未婚妻突然悔亲,老甘痛定思痛后,决心发奋图强到重庆干一番事业,将来娶大队长的女儿让未婚妻后悔。

进城当棒棒的第一个五年,他攒了10000块,准备开一个小面馆,在从银行取钱回来的路上被人摸了包。第二个五年,他又攒了25000块,正准备盘下一个杂货铺,破门而入的小偷又把钱偷光了。

近几年,老甘为了追求稳定,从棒棒转行为给大排档做服务员。洗菜、洗碗、打扫卫生,每天40块钱。为了让老板加5块钱或者减掉洗碗项目,他不惜以辞职要挟但一直没得逞。

大排档下午才上班,上午的时间老甘基本不出门。他成天躺在床上一遍又一遍地看《刘三姐》《新白娘子传奇》和《西游记》。

纪录片结尾,老甘期待已久的60岁终于要来了,他本打算回村大办一场宴席,但因为没攒够钱作罢。回家的第二天,他去了镇上的养老院,询问入住养老院的具体情况。老甘说,如果60岁后还不能转运,他将到这里来。

《最后的棒棒》剧照,“棒棒儿”河南。《最后的棒棒》剧照,“棒棒儿”河南。

44岁的河南是自力巷53号这群棒棒中最年轻的,也是最不误正业的。他梦想着有一天能“诈金花”一夜暴富。

河南小时候,母亲带着三个孩子改嫁,后来又给继父生了两个孩子。家里贫穷,河南17岁离家出走,辗转多地后加入棒棒军。因为没人知道河南的真实姓名,所以他老家所在地就成了他的名字。他先做过十几年的棒棒,后来在夜市做服务员,因为多吃了两个鸡蛋被老板开除。2001年,两个未成年小混混用匕首挑断了他左脚踝筋,落下残疾。

河南有些文化,没有谈过恋爱,至今连身份证都没有。但他没钱吃饭也要坚持订报纸,“国际新闻、社会新闻,每天都在看”,河南称,没饭吃的时候,看报纸心里会好受一些。

这几年,河南动起了歪脑筋,打算靠赌博赚钱,每天在巷口斗地主、诈金花。何苦刚住进出租房,他就三番五次借钱作赌资,可是每次都输的血本无归,不得不每天吃馒头和面条。

纪录片中河南一直对一件事耿耿于怀,他对着镜头讲述自己人生中第一次拿三个A,却输给了三个9。因为没钱下注,他眼睁睁看着本来应该到手的钱溜走。“你的一生能拿几次三个A?”,河南不断重复着无奈。

“如果只拍摄不经历,我不会理解他们的生活”

视频:《最后的棒棒》第三集。

老黄、老杭、老甘和河南只是何苦《最后的棒棒》中的一部分人物,他们与何苦同住在一个出租屋。同为棒棒的职业属性,让他们的底层边缘生活,有了一定的时代性和代表性。

一年多的棒棒生涯里,何苦白天跟着棒棒们一起外去干活,晚上就听他们讲过去的故事。何苦认为,只有了解棒棒的过去,才能理解他们现在的生活。他在后期剪辑中,将这些故事以旁边和动画的方式呈现,插入纪录片中,试图去完整地讲述每一位棒棒的生活。

“如果只是拍摄不去经历,我不会理解他们的生活。”何苦说,纪录片中那些和棒棒们一起经历的事,是他坚持做完纪录片的最大动力。自力巷53号遭强拆,何苦和棒棒们的所有物品都被埋在废墟之下,他们流落街头,夜宿马路边。为了拓展业务范围,他们先从解放碑进入朝天门,最后又到一个建筑工地。

何苦带着1300元入行,做学徒,当棒棒,干小工,纪录片结尾他已经是一个建筑工地的包工头。在他离开时,已经攒了6万多元积蓄。后来这些积蓄成了纪录片做后期的费用。

《最后的棒棒》剧照,何苦和棒棒们在建筑工地干活。《最后的棒棒》剧照,何苦和棒棒们在建筑工地干活。

《最后的棒棒》制作完成后,何苦回访了纪录片中出现的每一位人物,此时他们都已经离开棒棒这个职业。重庆棒棒这个具有时代性的群体,似乎随着纪录片的完成而宣告结束。

据了解,上个世纪90年代,重庆有20万人做棒棒,多是青壮年。而现在,重庆的棒棒只有3000多人,且平均年龄在60岁以上。如今走在重庆街头已经很难看到棒棒的身影,新一代的城市打工者与老一辈相比,要的已经不仅仅是实现温饱,填补家用,他们渴望上升空间,就算同样是体力活儿,选择当快递员也不再做棒棒。

何苦庆幸自己下决心拍摄了这部纪录片,他认为棒棒们的背影在时代发展中已经无法挽留,但作为城市的共同记忆,他们的故事值得被讲述。

“我把自己定义为生活的矿工”

《最后的棒棒》剧照,何苦为雇主搬家。《最后的棒棒》剧照,何苦为雇主搬家。

谷雨故事:你为什么会去做棒棒,用这种自拍的方式创作纪录片?

何苦:首先,棒棒这个行业太特殊了,他们像城市的“万金油”一样,没有固定的雇主、固定的收入,可能他今天还在做棒棒,明天就回老家了,所以你永远不知道拍摄对象会干什么。你要拍他们就必须融入他们的生活,如果不这样,你跟拍他们会影响生意,一天可以,长时间他们肯定不愿意。我想最大限度的记录他们原本的生活状态,所以最终以我为中心拍摄一群棒棒的生活。

其次,我是一名军人,已经20多年没怎么和社会接触了,让我拍摄军事题材的纪录片可能没有问题,但是一下子进入底层和他们接触肯定有距离感,为了缩短这种距离我只能投身这个行业。另外,我对自己的身体比较自信,我相信我能吃得了这个苦。挑啊、扛啊,干苦力都没问题。

最后,做棒棒也算完成我小时候的一个“情结”。我从小生活在重庆的农村,很闭塞,当兵之前一直在农村,连县城都没去过。生活和教育条件都很差,高中毕生为了谋个出路就去当兵了。当时父母都希望我通过读书走出去,但我学习一直不行。父母就经常骂我“再不攒劲读书,长大就只有当棒棒儿”。当棒棒一直是被人瞧不起的职业,但在我心中当棒棒就能去重庆,没什么不好,“重庆对于我来说就是天堂”。所以某种程度上,当棒棒成了我人生规划中最后的退路。

谷雨故事:创作这部纪录片之前,你做了哪些准备?听说摄影师是你从一婚庆公司请的?

何苦:当时要不要转业我想了好长时间,最后决定去拍这部纪录片后,我立刻写了转业申请。申请批准后,我先从老单位借了一台闲置的摄像机,然后准备了4张储存卡和很多电池。我从一个婚庆公司挖了一个摄像,谈好2100元一个月的工资。

我之前做过电视新闻,对影像有一定了解,但是摄像对纪录片了解很少。前几天拍摄他基本就跟在我后面,回来我一看画面,基本拍的都是后背。他能和我一起坚持下来也是“奇迹”。我们刚去自力巷53号时,他以为只是在那拍摄,没想到我们租房住了进去,他当时就奔溃了。第二天,他拍摄的时候撞树上了,就跟我说他做不了,要走。

我就不停的安慰他,然后还给他谈将来,将来片子拍出来卖钱了,你有25%的股份。最后摄像师和我坚持了下来。当时我就认定,只要走进棒棒的生活,故事自然就会出来,我就用这种最笨的方式去追踪他们。我把自己定义为生活的矿工,靠我的力气去把社会底层有趣的事情挖掘出来。

谷雨故事:纪录片出来后各方的评价都很高,后来发行如何?

何苦:我一开始拍纪录片就知道这是一个以“情怀”为主的行业。纪录片出来以后在豆瓣评分是9.7,很多人都觉得很好。但是将版权卖给爱奇艺,就卖了26000元,中间商拿了一些,我就得了13000元。另外,《最后的棒棒》一书的影视改编权卖给了北京一公司,价格是40万左右。

《最后的棒棒》首映,何苦请来100多位棒棒看纪录片。图片为何苦与片中主角合影。《最后的棒棒》首映,何苦请来100多位棒棒看纪录片。图片为何苦与片中主角合影。

谷雨故事:重庆棒棒是怎么发展起来的,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何苦:棒棒是山城重庆一个具有名片效应的服务行业。改革开放之初,重庆落后的交通状况难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进城市,他们没有文化,也没有技术,靠着一根棒棒和与生俱来的力气在车站、码头等物资集散地挣钱致富。

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城市化进一步发展,更多农民抛弃土地或者被土地抛弃,他们涌入城市,将这种重体力劳动服务从原来的车站码头推广到大街小巷。重庆特殊的地形条件,给他们提供了肥沃的生存土壤,大到工厂企业装船卸货,小到家庭个人购物买菜,随口一嗓子“棒棒儿”,就有一群肩扛棒棒的人冲过来为你服务。

但是现在,你走在重庆街头已经很难碰到棒棒了。重庆现在可能还有几千个棒棒,他们主要集中在一些批发市场或者商场门口,而且这些棒棒的年龄都比较大。

关于何苦

何苦,重庆奉节人,正团级转业军官。1975年12月出生,1993年12月入伍,专职从事电视新闻工作20余年。期间,多次参与中央电视台《军事报道》组织策划的大型系列节目制作和大型训练演习、非战争军事行动采访报道活动。2007年,牵头创办西南地区第一档卫视军事节目。服役20年,先后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三次。

2014年1月从部队转业之后,走进了重庆市渝中区五一路自力巷53号,开始以一名普通农民工的身份去追踪“山城棒棒”这个特殊劳动群体的工作和生活现状。通过一年多的深度体验,写出长篇纪实文学《最后的棒棒》,并同步拍摄了时长350分钟的同名纪录片。本片于2016年10月获德国金树国际纪录片节最佳短篇纪录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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