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时代遗弃的纺织城:一场拆迁后的希望与失望

社会百态发布:2017-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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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主义乌托邦到资本主义淘金梦,纺织城被看作是中国当代历史的缩影。纪录片《纺织城》通过对两个纺织工人家庭长达6年的记录,深入观察了他们面对巨大物质变化时所经历的精神冲击。从平凡个体身上,我们有机会审视中国社会在不断变化过程中,人们情感生活的幽深波澜。

作者 | 沙丘
谷雨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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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西安城秋雨连绵的时候,纺织城的破败和萧索就会越发明显。灰蒙蒙的雾霭笼罩下,断断续续的雨点滴答着,湿漉漉的雨巷里没有撑着油纸伞的姑娘,只有老人偶尔拄着拐杖缓缓走过。

自从纺织城拆迁改造工程启动以来,拆迁、补贴、分房等话题替代了老人们打招呼的问候,见面总要聊上几句。启动,停摆,再启动,再停摆……纺织城的改造工程持续拨弄着每个人的神经。

《纺织城》剧照。《纺织城》剧照。

“你这拍录像呢?把我们自建村的情况反映一下。政府拆迁,现在又不拆了,搬进搬出,把我们整得都没办法了。”

2010年的一场秋雨中,相彩凤老人突然出现在王杨的镜头前,向他哭诉委屈。

那段时间王杨和摄影师经常穿梭于纺织城的各个角落,一边拍摄素材一边找寻合适的拍摄对象。相彩凤老人简单而直接的话击中了王杨,他随即调整拍摄思路,抛弃之前宏大的时代性主题,转而拍摄纺织工家庭的日常生活。

《纺织城》剧照。《纺织城》剧照。

随后,他在纺织城的众多居民中选择了三个家庭,进行长达6年的跟踪记录,相彩凤老人的家庭便是其中一个。后来因为影片的时长原因,他只选择了两个家庭的故事制作完成纪录片《纺织城》。

“小香港”的衰落

纺织城是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重点项目。1949年开始确定筹建,占地面积25平方公里,位于西安市中心以东10公里处。项目建成之后,从全国各省汇聚了约30万前来支援西北建设的工人及其家庭。因为它是亚洲最大且最集中的纺织基地,所以被称为“纺织城”。

《纺织城》剧照。《纺织城》剧照。

起初,王杨想拍贾樟柯的《二十四城记》那样的影片,将纺织城经历的文革、国企改制、拆迁改造等时代性话题从纺织工家庭中挖掘出来,去反映社会变迁中出现的一系列矛盾冲突与情感纠葛。

王杨算是半个工厂子弟,他姥姥家在纺织城,很多亲戚都是纺织工人。纺织城被时代裹挟,从繁荣辉煌一步步走向没落与衰败的场景,自小就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上个世纪80年代,纺织城曾被称为西安的“小香港”,跳舞和卡拉OK都从这里兴起,它是当地时髦和富有的代名词。小时候,王杨只要一介绍自己来自纺织城,就会引来小伙伴的一片羡慕。

可是好景不长,中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由于政策调整、竞争加剧以及生产过剩,纺织城逐渐萧条。像纺织城这样曾经为地方经济做过很大贡献的国企迅速陷入“泥潭”,曾经地位举足轻重的工人,生活慢慢发生偏移,不再风光。

到了90年代末,纺织城几乎变成了西安市最贫穷的地区,“仿佛是被时代遗弃一样,建筑与周围格格不入,纺织工生活贫苦,各种犯罪行为时有发生。”纺织城里的部分工厂破产了,另一部分则被一些财团收购,伴随着下岗的大潮,约有三分之二的纺织工下岗。

《纺织城》剧照。《纺织城》剧照。

在王杨的记忆里,纺织城如一潭死水的状态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政府宣布拆迁改造工程启动才掀起了一点涟漪。

从2007年改造正式启动,到2011年停止,2013年再启动,纺织城的改造工程艰难推进着。据了解,纺织城改造完成后,将成为西安一处核心居住区,大量的新地产拔地而起。那些破旧的厂房被拆除,留下一小部分改造成为类似北京798的艺术区。

《纺织城》剧照。《纺织城》剧照。

王杨一直想拍摄纺织城工人的故事,但没有找到合适切入口,计划一直在心里搁浅。2007年纺织城的拆迁改造项目启动的同时,王杨也启动了自己的拍摄计划。

一栋栋宽敞的车间,一排排废弃的机床,各个型号的零件散落一地……布满灰尘的工厂没有喧嚣和人影。纪录片《纺织城》一头一尾出现的这组镜头是王杨对记忆深处工厂的致敬。“我当时感觉工厂就像教堂一样,所有人经历的生活,酸甜苦辣都被铭刻在这个地方。”

《纺织城》剧照。《纺织城》剧照。

但拍摄一段时间后,王杨发现这些工厂的镜头只是在激发一种“廉价”的历史情怀。他认为工厂连接过去,但最重要的还是其中的个体生命,“时代相对于个人的人生是没有可比性的。我们要去关注个人,而不是记录时代。”

于是,他将重点放在纺织城里的自建村老工人生活社区。这里的老人和建筑都已经垂垂老矣,拆迁改造工程势在必行。由于改造工程带来的利益分割,这里即将再一次发生改变。

《纺织城》剧照。《纺织城》剧照。

两家人的情感波澜

纪录片《纺织城》中出现的两个家庭是自建村众多职工家庭中的两家。自建村是国棉3厂的职工社区,因为当年分房时名额不够,厂里就划了这片区域让他们自己建房。就这样,国棉3厂的职工一砖一瓦地搭起了自建村。

两家老人生活了大半生的房子即将面临改造,但其中的一系列问题却让他们头疼不已。和拆迁办工作人员反复斡旋,与各个子女艰难沟通,仿佛一切关系都因为财产分割变得微妙起来。但来自底层的财产分割矛盾,似乎又是无可指责的,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立场应对这场改变。

张武旗是纺织城国棉3厂的技工,曾被派出国门支援巴基斯坦建设,进口意大利的设备。用老人的话讲,当时厂里没人不认识他。但几十年过去后,这些往事似乎没留下任何痕迹。

年轻时的张武旗,《纺织城》剧照。年轻时的张武旗,《纺织城》剧照。

他和老伴在自建村破旧的红砖房里生养了5个子女,如今老伴半身瘫痪,子女们打算将其送进养老院。但张武旗放心不下老伴,又将她接了回来自己照顾。

纪录片里,张武旗在自家的楼梯通道自制了一根绳索扶手,他和老伴总是吃力地上楼,缓缓地吃饭,因为耳背还得一遍又一遍重复对话。张武旗的大儿子称,这些年过年他们一家人几乎没聚在一起吃过饭。最近他和几个兄妹商量,他们5个子女每人轮流给老人做饭,照顾老人生活。

张武旗和老伴,《纺织城》剧照。张武旗和老伴,《纺织城》剧照。

相彩凤是国棉3厂的纺织工,她用当年每月60元5毛钱的工资养活了三个子女。大儿子和儿媳继承她的传统继续在纺织城里做工人。她是自建村的村长,因为不想给拆迁办添麻烦,她总是最配合的那一个。后来因为政策反复变化,她更是里外为难。第一次和王杨见面,她就对着镜头哭诉自己的委屈。

原以为拆迁后可以分到3套房,这样每个子女1套,但因为测算中不到一平方的差距,她最终只分到了2套房。2套房怎样分给3个子女,老人心中犯了难。每个子女家都各有打算,儿媳妇甚至置气回了娘家。

“不拆安安宁宁的住,一拆什么问题都有”,相彩凤一个人坐在老房子里叹息,眼泪在眼眶打转。

相彩凤是典型的中国式母亲,她努力平衡着家庭成员的关系。只要这个家不“散”,自己怎样都可以。王杨认为,这场拆迁改造,重点不是老无所依的故事,而是看到破碎家庭的一种新契机。

相彩凤,《纺织城》剧照。相彩凤,《纺织城》剧照。

“社会发展的‘日常’对每个人来说都惊心动魄。改变带来了一连串的改变,而这些改变也同时带我们进入他们的人生故事。”

影片结尾,两家老人一再平衡各种关系,作出了分房决定。但自建村的人们显然已经被这场“旷世持久”的改造工程弄得疲惫不堪。2014年的新年,烟花在自建村上空绽放,似乎再绚丽的色彩也照亮不了他们黯然神伤的心。

《纺织城》剧照。《纺织城》剧照。

新年过后,拆迁开始,自建村的人们拉着所有家当,租住进了过渡房。所有人都期盼着住进新房,开启新的生活。

但纪录片结尾,一种荒诞性突然而至——他们搬进过渡房两年后,由于房地产资金断裂,新社区工程遥遥无期。所有的争执、焦虑、伤心换来的,是时间的另一个代价。当这些人还没有适应变化时,新的变化又措不及防地到来了。

相彩凤老人也只能一次又一次地拖着身体,到停摆的楼盘下打望。

半人高A4纸剪出来的《纺织城》

谷雨故事:纪录片其实主要拍摄的是纺织城两个家族在拆迁过程中的日常生活,后来为什么还坚持叫《纺织城》这个名字?

王杨:我们曾经也想过换另外一个名字,后来觉得叫纺织城也很贴切。虽然讲的是个体家庭关系,但本质上还是关于当代社会的一个寓言,一种象征。我们希望能做到以小见大,通过对家庭命运的纪录,去触碰一个时代的本质。我们不去说这个时代发生了什么,而是通过拆迁过程中普通的日常生活,去找到映射时代的意象。

纺织城的英文名是“WEAVING”,直译的话是“编织”的意思。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如乱麻一般,呈现出很多的层次,作为一个拍摄者去理解他们的生活,也是帮助我们自己和观众来梳理生活和周边关系的一个过程。

另外,我后来觉得这个地方毕竟叫纺织城,纺织城也是这个社会的一种象征,是时代变迁的某种结果。我觉得《纺织城》这个名字外延很丰富,有不同的向度,它是关于个体与时代的关系,关于速度和追赶不上这个速度的人,也是关于中国传统家庭的蜕变、价值观的改变,关于中国的记忆,和一种生活方式的消退。

《纺织城》海报。《纺织城》海报。

谷雨故事:听说这部片子前后做了六七年,为什么会持续这么长时间?

王杨:有几方面的原因,一个是人物比较多,拍摄比较复杂。我们的影片不是找单一的人物,而是从众多纺织城家庭中去发现拍摄对象。然后和他们相处,非常长时间地相处,包括和他们建立对摄影机的亲切感。我们拍摄了三个大家族,拍摄量很大,加上许多老人年龄很大了,和他们建立关系是一个非常耗时间和感情的事情。

二是像这样的纪录片时间长之后花销也不会少,必须得一边做,一边不断去申请很多电影基金。申请基金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儿,你要不断去做各种协商、写申请材料,片花也要一版一版做,自然花费了很多精力和时间。其实这部片子的核心拍摄时间并不长,就在两年左右。

还有这个项目是一个不断推翻重建的过程,光素材整理就花了两年的时间,我们用的是一种笨功夫,将300小时的素材对话全部用A4纸打印下来,开始没有进行线上剪辑,而是纸上剪辑,我记得A4纸垒起来大概就有半人高。

谷雨故事:纪录片里主要呈现了两个空间——工厂和职工社区,最后呈现的时候是如何进行权衡的?

王杨:拍工厂其实是一种简单的历史怀旧,在我看来这种怀旧的东西是廉价的。我希望做到让每个工厂镜头和工人的内部生活都有一定连接性,只有这样我才会去使用。

这里面其实有一个悖反,当纪录片拍了很多素材,层面非常多之后,你会发现纪录片的手法很有限。大部分纪录片并不是故事在推动剪辑,而是剪辑在推动故事。

我们用纸上剪辑的方式,出发点就是看纪录片能不能做更精确的剪辑,这也是重新找到故事本身的过程,可以说是用最精密的剪辑完成一种自然的流淌。工厂是有了其中的人,才具有审美意义。一切都应以人为中心旋转。

之前我们也尝试用各种手段去表现,打开纪录片表达的边界。包括考虑动画、版画等多元的方式来讲述这个故事。最终它的材质本身自行排除了所有天花乱坠的美学。你发现怎么剪都不行,不管从美学上,还是内部逻辑上它都趋于一种非常现实主义的美学。这是纪录片最珍贵的东西。

关于工厂的很多镜头我都很喜欢,有一个镜头我们架着轨道推进,我当时感觉工厂就像教堂一样,所有人经历的生活,酸甜苦辣都被铭刻在那个地方。整个拍摄过程中,我们就像小说家一样去理解其中的卑微和柔弱,描绘细节,有点宗教感的意思。

最后关于工厂的镜头我们用得比较克制。工厂只是舞台的背景,人的故事在舞台上的真实上演是核心。因为我觉得时代和个人的人生是没有可比性的。

谷雨故事:您如何看待这种大时代背景下工人阶层地位或者命运的变迁?

王杨:这是国家发展,时代更迭的过程,我们最开始做这个项目时也想过该不该这样做,这样做是不是合理,后来我们发现很多事情很难去定位。作为一个创作者能够做到的,可能就是站在当事者的角度去看待这个社会。

从个人情感出发,因为很多亲戚都是工人阶级,就感觉他们是被时代抛弃了。但这个片子后来更多在讲普遍生活、人生方面的东西,就像每个时代都有或快或慢的改变,有些改变是个体无可奈何的。

但作为艺术创作来说,重点并不是关注时代的答案是什么,而是关注底层的传统家庭在时代变化中所面对的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压力。

《纺织城》剧照。《纺织城》剧照。

谷雨故事:据我所知,您的纪录片创作从很早就开始团队化运作了。如今纪录片创作越来越多地走向“工业化”,与最初的创作相比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王杨:我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纪录片创作者吧,我很多做纪录片的朋友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人在拍摄。我觉得纪录片创作离不开与人建立关系,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纺织城是我的第四部长片,我的每一部片子都是一个小团队在做。我觉得创作需要不同的经验交织在一起,不同的人提供经验,不仅仅是工作经验,而是人性的经验。

大概2009年前后,国内兴起了一个浪潮,中国的独立纪录片开始希望通过走向国际,和国际的资源联合,做出电影感更强的纪录片。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中国以题材优先,像纺织城这种站在本土立场上纪录生活的作品,并不一定是国际市场想要的,他们更希望寻找一些议题性的作品。

纺织城的提案最早是关于文革的故事,提案在国际市场很受欢迎,但当我们改变创作方向,将目光转向当代个体故事后,很多资源就撤出了。所以说中国独立纪录片创作是很艰难的,创作中我们既希望利用它们的技术手段提高技术水准,但又不愿意去趋同世界主题下的东西。

谷雨故事:您认为中国独立纪录片未来的发展也要走这条路吗?

王杨:以前我就写过文章说中国独立纪录片面临两条道路,一条路是更坚持本土化和社会现实,比如南京宋庄,另外一条路就是走国际合作路线。这两条路不能说哪条更好,但今天再来看,我觉得前者可能是真正能在历史上立足的东西。

像《纺织城》这样的作品,我更愿意把自己定义为前者,因为我并没有因为和国际化连接而失去中国纪录片的本质。因为从一个区域来说,不管是地缘政治还是文化版图,都需要自己的故事、文化和态度,这也是前者会永葆生机的原因。另外我希望周围这些做纪录片的好朋友们能找到这样一条道路:用全世界最好的资源,做真正的中国纪录片。

近年不断有所谓比较“工业化”的纪录片上映,我在希望更多片子上映的同时,也有一种担心,害怕纪录片被单一化。因为这些片子上映以后,很多不了解纪录片的观众就会觉得,中国纪录片都是这样。下一代观众可能会被遮蔽,从而难以大范围了解纪录片。大家都知道这一二十年,中国纪录片的成就是蛮高的,但能看到的确实是少数。现在很多影展都关掉了,看这些片子的机会越来越少。

关于王杨

王杨,代表作《纺织城》、《中国门》、《地上-空间》。作品曾入围多个国际电影节,获得奖项。作品亦成功在国内外多家大型电视机构播出。同时,他也是国内资深电影评论者。多年来为报刊杂志撰写专栏文章,持续推介电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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