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tflix制作首部华语剧,关注死刑犯与自由身

社会百态发布:2017-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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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4日,Netflix宣布将制作首部华语自制剧《摆渡身》。据官网消息,《摆渡身》将是一部八集的惊悚类型剧,由台湾导演柯汶利执导。


《摆渡身》的故事取材于真实社会案件,是一个发生在台湾本土的故事,涵盖对死刑议题的探讨。目前柯汶利和他的团队已经进入编写剧本的阶段。


《摆渡身》的这些元素与柯汶利的《自由人》有一定的重合之处。也正是《自由人》让他在电影生涯开端就迎来了一个高峰:《自由人》获得2014年台湾金钟奖最佳迷你剧、编剧、导演与音效四大奖,入围第51届金马奖,并入围奥斯卡最佳实景短片奖。


《自由人》之后,《摆渡身》的故事刚刚开启。


作者 | 夏偲婉
谷雨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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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在异乡为异客

《自由人》海报。《自由人》海报。

柯汶利还记得12年前刚到台湾时第一个冬天的“冷”。那也是他人生里的第一个冬天。

那年,21岁的柯汶利为了自己的“电影梦”来到台北求学。一开始柯汶利被分到了位于新北林口的台湾师范大学侨生先修部。对于柯汶利而言,林口相较于四季如夏的家乡马来西亚槟城,冬天是透骨般的潮湿阴冷。

“我不知道冬天是什么样子,不懂什么是冬天,该穿什么衣服保暖,只会穿很多件外套,或者就是躲在棉被里。我的两个室友是缅甸人,他们也不太懂。很多像这样的小事情都要从头学习,没有人告诉我该怎么办。”

柯汶利躲在棉被里瑟瑟发抖,他觉得很不舒服,有一点开始想念马来西亚熟悉而舒适的生活环境。可是想着想着,脑海里就浮现出离开槟城那天的场景——

“很多人来送我,塞给我花,卡片和礼物,还说着‘一路顺风’和‘梦想成真’,我那时候就知道我没有退路了。

独在异乡为异客。气候,语言,繁体字,陌生的社交圈都成为了柯汶利需要跨过去的坎。无数个寒冷的瞬间,柯汶利都是咬咬牙,想着自己没有退路可行,熬了过去。

大三那年,柯汶利在辩论课堂上讨论“台湾该不该废除死刑”时,看到了汤英伸的故事。

1987年5月15日,19岁的汤英伸成了台湾最年轻的死刑犯。

汤英伸是台湾原住民邹族人。1986年,汤英伸根据报纸上的招人广告,离开了家乡阿里山,来到台北。来到这座陌生的城市后,因为原住民的身份,他遭遇了欺压与歧视,最终不堪干洗店雇主的压力,在一次冲突中将雇主夫妻和雇主两岁大的女儿杀害。

事件曝光后引发台湾各界激烈讨论,同时出现了声援汤英伸的声音,甚至有人向蒋经国请愿,希望能够“枪下留人”。关于原住民的就业歧视等问题随之暴露。

即便如此,汤英伸依然没能逃过法律的制裁。

柯汶利心里咯噔了一下。“第一次看到这个案例时,我觉得蛮难过的。然后是同情,有点感同身受。我和汤英伸都是‘异乡人’。”

虽然自己也吃过苦头,因为“异乡人”的身份有过长时间的不适感,但汤英伸的死亡让柯汶利心生庆幸。“跟汤英伸相比,我幸运太多,我来台湾后遇到了很多好人,在他们的帮助下有了今天的成绩,但汤英伸就不那么幸运了,被很多人欺骗歧视,走上了这样一条不归路。”

同在异乡,同为异客,可是这两个年龄相仿的青年却走出了两条完全不一样的道路。柯汶利感慨于命运之无常,太多的情绪梗塞在他心里。

“那时候,我的内心就有了很强烈的感动,心里想着有一天自己有能力了,一定要把这个事件拍成电影。”

2013年,《自由人》开机了。

《自由人》海报。《自由人》海报。

“异乡人”的“原罪”

《自由人》的第一个镜头,是俯视视角下旋转的洗衣机。白色的衣物在机器高速旋转下,化成一个圆。

故事发生在台北市的一家洗衣房中。洗衣房空间狭小逼仄,光线昏暗。这件洗衣房里住着三个人,洗衣店的蔡老板,父母双亡、跟着舅舅蔡老板一起生活的女孩阿绮,前来打工、即将假释的杀人犯阿杰。

《自由人》剧照。《自由人》剧照。

阿杰背负着“杀人犯”的头衔,内心敏感,行事小心,他很珍惜洗衣店的这一份工作。阿杰工作一天后,会坐在床上盯着眼前的挂历,用黑色签字笔勾掉今天的日子。在洗衣店正常干满一个月后,阿杰就可以假释了。

小绮患有小儿麻痹症。她的右腿被绑上矫正器,走起路来一瘸一拐,长长的刘海垂下来,让人几乎看不见她的眼睛。阿绮白天会一边看着在路上成群而行的年轻女孩,一边将手上的小刀掰成一片一片,她的右腿上,都是小刀划破的伤痕。

一个被过去困住,一个被身体困住。阿杰和小绮两人沉默少言,偶尔小心翼翼地相互试探。

一天阿杰撞上了蔡老板抽打小绮。他攥紧了右手的熨烫机,然后一声吼叫。蔡老板停止了殴打,走向阿杰。阿杰的右手被烫伤了,颤抖着,红了一片。

那天晚上,小绮前来给阿杰送药。在小绮看来,虽然阿杰是杀人犯,但她直视着阿杰的脸,眼睛乌黑发亮,她说,“我觉得你是好人。”

黑暗里,两个年轻却又破败的灵魂在那一个瞬间找到了依靠。

小绮和阿杰,《自由人》剧照。小绮和阿杰,《自由人》剧照。

阿杰和小绮是汤英伸的投影。衣物一批一批送到洗衣房后,被洗干净又送了出去。这两个人却背负着“原罪式”的诅咒,在潮湿阴暗的洗衣房里如蝼蚁般生存,像原住民汤英伸一样,洗不干净自己的“原罪”。

导演柯汶利想探讨的并不仅仅只是汤英伸背后的台湾原住民问题,也并非局限于当年从汤英伸身上所看到的“异乡人”自己。他调动了各种元素,将电影的核心溯源至一个更大的母题——自由人。

“我不想窄化这个题材,我需要站在一个更宏观的角度去说这个故事。作为创作人,‘创作’的意义很多时候在于更深刻地去展现社会问题。”

于是,柯汶利选择了一个年轻的杀人犯和一个有身体残疾并且长期遭受性暴力女孩的角色,来呈现社会所没有被曝光的一些角落。

影片中,柯汶利并没有解释阿杰为何成为杀人犯,没有溯源他的过去来激发观众的同情心。“因为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悲剧,不需要去说他具体做了什么,我们才去设置这样一个角色,我觉得阿杰本身和他所经历的事情,我们隐约知道‘他也许是年少轻狂做了很后悔的事情’,这样就够了。”

阿杰和蔡老板,《自由人》剧照。阿杰和蔡老板,《自由人》剧照。

至于遭受舅舅性暴力的小绮,原型则是柯汶利大学时参加一个叫做“梦想之家”的社团时遇到的女孩。

“梦想之家”是台湾一个非盈利的惠民组织,目的是帮助一些在国中高中时辍学的学生。“梦想之家”的志愿者们通过街舞、音乐、戏剧等各种方式来与这些经历特别又处于叛逆期的年轻人沟通交流。在这个组织里,柯汶利发现了许多过去他所不曾了解的事件正在台湾发生,他感受到这群年轻人身上那种强烈的、被困住了的感觉。也正是在这里,柯汶利接触到了“小绮”的原型。

小绮,《自由人》剧照。小绮,《自由人》剧照。

“有很多残酷的事情正在发生,而我们是不知道的。如果在《自由人》里面,我去说一个二十年前的故事,这对当前社会的影响可能并不足够。像小绮的故事,就是当下所发生的事情,我把这样一个元素放进去,将过去与现在联结起来呈现出这类事件,让现在的人们更容易理解。同时这两者之间所共通的东西,也就是我最想表达的那个自由。”

《自由人》尽管只有三十分钟,却有着大量的留白和意象,它们使得《自由人》挣脱出三十分钟的限制,让观众透过影像沉浸到无尽的潜意识之中。

旋转的洗衣机,漩涡般的通水口,屋子上方白透的衬衫,角落里的镜子,再加上演员极具张力的表演和简短却意味深长的台词,柯汶利在每一处细节上发力,让整部影片的情绪一直处在绷紧的状态。

哪怕是到最后,小绮和阿杰一同将蔡老板杀死后,两人走向散发出白光的栅栏时,压抑的情绪也没有得到释放,而是达到一个顶点后,梗塞住了,观影者也随之被困住了。

阿杰和小绮,《自由人》剧照。阿杰和小绮,《自由人》剧照。

“我很喜欢把一些意象的东西放在真实的故事里,很多意象的构图,灯光和声音的使用都是在为‘困’这个主题而服务的。这种压迫和透不过气的感觉会让观众最后反思,什么是真正的自由,是内心的自由还是还是外在的自由,对阿杰来说,他帮助小绮反抗,将蔡老板杀死,选择了内心的自由。最后他们一起走向的栅栏,也像是个牢笼,只不过,他们也许走去了个更大的牢笼。 ”

柯汶利在《自由人》中所设置的开放型结局,就是为了让观众去反思自由的本质。“你眼前所在意的自由,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也许你放下了这件事情,才是你真正认为的自由”。

和当年柯汶利所遇上的关于“死刑”的辩题一样,很多事情都是无解的。

灵感来自新闻之上

“马来西亚的朋友听我说要来台湾,就说哇,你自由了!”柯汶利笑着说。

作为马来西亚华人,即便从小生活在马来西亚,柯汶利始终觉得自己有一点“寄人篱下”的感觉。

“我们必须跟其他种族的人一起生活,很多时候会为了养家糊口忍受一些事情,同时还有很多文化上的冲击、语言上的不同。可是我们会找到一个平衡点,懂得如何跟人家妥协,不会去找麻烦找冲突,这也是家人给我的观念。”

马来西亚稍显闭塞的环境,让柯汶利萌生出出国念书的想法。

来台湾之前,柯汶利在银行工作了三年。那时候他琢磨着存一笔钱后,就去英美这些欧美国家上大学。可是准备申请时,他才发现自己的存款完全不够用。

“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已经21岁了,一定得争取时间,学习不能缓。”柯汶利决定转向亚洲地区的申请。他向北京、上海、台湾三地的学校都发出了申请,当时他就想着,哪个录取通知书先到,自己就去哪儿。

台湾师范大学录取通知书先到了。

十二年后,当问起柯汶利,“如果当年去的是北京或者香港,还能拍出像《自由人》这样的电影吗”的时候,柯汶利沉默了一会儿。

“我觉得机遇不一样,当时的想法也会不一样,如果那个时候去北京,拍的或许是发生在北京的故事,也许去到香港,就是正发生在香港的故事。我觉得创作是很现实、很现在的,它不会是过去的,创作是突如其来的,而且跟个人的年龄,与当地的气候、地理环境等很多元素有关。我相信每一部片子每一部电影都有它自己的生命。不一样的机遇,不一样的遭遇会产生不一样的创作。”

地域空间的转换的确赋予了柯汶利不同于常人的视角与体验。“台湾和马来西亚最大的不同就是自由,全方位的自由。”这种崭新的生活环境让柯汶利迅速成长,他很珍惜在校期间的每一次拍摄机会。在一次采访中,他曾提到过自己当时心里憋着的一股子劲儿,“每一次课堂作业,就算老师只要求一场戏,我也会拍一段完整的故事,我希望所有作业都是我的作品。”

而另一方面,作为身在台湾的异乡人,柯汶利更多的时候会站在一个宏观的视角、客观地去看待这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会更加敏锐地感受台湾的氛围,捕捉社会的细微变化,同时,他不是台湾人,便不会很投入到某一事件之中。

柯汶利一直以来都很关注社会新闻,那些让他会“有感而发”的新闻,最终都会被他内化成自己的素材,在合适的时候延续到创作之中。他认为,新闻报道比较有利于创作,“这个里头它会有很多的细节呈现,有我们平常也许接触不到的一些人群或者社区。我会很惊奇生在那个地区那种文化里的人,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种惊奇会让我更多地想去做体验调查,去理解,最后创作成为电影本身。”

去年,国内的一些特稿作品被影视公司买下,将新闻事件推向了IP化的道路。对于这种做法,柯汶利并没有完全否定,“不要消费就好。新闻事件本身就是发生在我们社会当中的事情,戏剧它本身也是来自于真实的故事,很多时候我们在做的也是探讨人性。灵感来自于新闻之上,没什么不好。”

但他也坦言,若是将电影作为原事件的还原,那就失去了创作的乐趣,“如果是这样,我们为什么要去电影院里看电影呢?直接看新闻报道好了呀。我觉得新闻只是个素材,是个基础。”

他找到了自己的路,并且获得了自由

《自由人》的诞生,给柯汶利的电影事业开了一个漂亮的头。

收到入选奥斯卡最佳实境短片奖邮件时,他第一反应是,这半夜发来的邮件是不是诈骗?

“我很意外,我在想一个台湾的故事去了西方国家,为什么能得到他们的喜欢和认可?我也很意外西方国家的观众会看得懂这部作品、能感受到这部作品说的是什么。我想,电影语言是无国界的,关键在于我们要如何使用电影语言去说出我们心中的故事。”

柯汶利最佩服的导演之一就是李安,他认为李安讲故事的方式能兼顾到艺术与商业,不仅在这两者之间达到平衡点,还把电影在这两条方向上都推向了极致。

“他说故事的方式很厉害,好比说《少年派》,从八岁到八十岁的观众进到电影院看完出来后,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八岁小朋友看到的是老虎和小孩要怎么相处,八十岁的老人也许思考的会是到底死亡是什么,生存又是什么,而对于一般观众,会去思考的是你相信什么。”

在李安身上,柯汶利意识到了电影语言的无国界性。《自由人》碰巧实现了这一点,而这也是柯汶利现阶段所追求的目标。

从槟城到台湾,从《自由人》入围奥斯卡到Netflix宣布制作《摆渡身》,柯汶利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初到台湾,不知冬天为何物的年轻人了。但他心里一直有一个地方惦记着“异乡人”,关注着“死刑犯”,思考着“自由身”。

如今,他在台湾有了自己的公司,有了自己的朋友圈,台湾对于他来说已经不再陌生了。

“还会觉得自己是异乡人吗?”

听到这个问题时,柯汶利笑了,“还是会有的,每逢佳节吧。”

也许,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异乡人”的经历,但是,不是每一个人能成为“自由人”。

柯汶利寻找到了属于他的自由,十五六岁的他,站在剧院舞台上当舞台剧演员,并暗暗下定决心对自己说——

“我有更多的话想说,我想用更大的幕去雕塑我想说的话。我不甘于只是当被雕塑的那一个人,我想当导演。”

那一刻起,他找到了自己的路,并且获得了自由。

关于柯汶利

柯汶利,导演。就读于台北艺术大学影视创作研究所。2014年执导《自由人》提名美国奥斯卡金像奖,曾获波兰国际影展最佳导演奖、台湾金钟奖最佳导演奖。目前正在筹备Netflix影集《BA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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