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阿富汗体验一场血腥劫难,警察和部落长老帮忙找回失物

发布: 2018-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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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血浸湿T恤衫,顺着指尖滴到喀布尔干燥的泥土上。我遭遇的是绑架还是抢劫?

作者 |  郭建龙
谷雨计划特约撰稿人

    2016年8月的一天,我站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Kabul)城市边缘的小山上,头上鲜血直流,浸湿了T恤衫。血水顺着胳膊流下,从右手小拇指尖滴到干燥的泥土中。

    我头昏眼花,如同一个知觉正被逐渐抽走的动物,感觉脊背发凉,凉意越来越大。但我不能坐下,只能硬撑着扶住墙、低下头,驱开眼前黑色的雾团,我担心如果支撑不住坐下了,就再也站不起来。

    受伤并不是唯一的麻烦,此刻我身无分文,无法治疗伤口,也没有任何身份证明能够证实我的身份。这一切,源于三个持刀的年轻人。我终于面对面遭遇了战争怪兽造就的青年一代。

    38年来,这片美丽的土地变成了冲突频发的暴力之地。即便行前就接到无数的规劝和警告,即便当地的人总是提醒,即便自己小心翼翼,仍然没有预料到阿富汗的残酷。

    喀布尔坐落在山间的一个小盆地之中,一片土黄色,没什么植被。图为从飞机上看到的喀布尔城郊。

    绑架还是抢劫,是个问题

    2016年8月17日,到达喀布尔的第二天,我和一位在飞机上遇到的中国小伙倪瑞迪去拍摄喀布尔全景。在中午时分,我们步行前往距离喀布尔市中心几公里的巴布尔花园。

    阿富汗首都分布在喀布尔盆地之中,周围是一圈高山。这里的山上寸草不生,一片土黄,从空中望去,如同到了月球的上空。喀布尔盆地就是这片荒芜地区的明珠。盆地中央,几座高耸的小山将城区分成两部分,南面是老城区,北面是新区。交界处的一座小山上安装着数量众多的电子塔台,当地人将它称为电视台山。

    位于喀布尔市内的小山,将城市分成新城区和老城区两部分。山上有许多发射塔,当地人称之为电视台山。

    电视台山的东南方有另一条小型山脉,山上有一条防御墙,类似于中国的长城,这是古代喀布尔的遗迹。这条山脉尾部,是郁郁葱葱的巴布尔花园,这是喀布尔最著名的景点。在中亚和印度历史上,巴布尔是一位声名仅次于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的英雄,他出生于中亚的费尔干纳谷地,却跨越数千里,在印度建立了庞大的莫卧儿帝国。他的墓葬就在如今的巴布尔花园。

    虽然喀布尔仍然时不时出现自杀性爆炸和绑架,但出于对巴布尔的崇敬,花园一直被维护得很好。我们看到的不是一座战争之都,反而被周围的祥和所迷惑。男人带着女人孩子,在花园里铺开地毯开始野餐。大学生成群结队,对外国人充满友善。恋人们在草地上,显得有些羞涩,却并不保守。

    从巴布尔花园向北方的山顶上望去,可以看见不远处喀布尔长城下方的一座小山,山顶上有一个城堡。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苏联扶持的阿富汗共产主义政权垮台后,有一支巴基斯坦支持的圣战者武装占领了这里,不断地对喀布尔城进行炮击。

    这座城堡是观察喀布尔市区的最佳地点。我蠢蠢欲动的冒险精神终于冲破了谨慎之墙。此时已经是下午四点多,街上的人群逐渐稀少,我们决定爬山到那个城堡上去。

    巴布尔花园是喀布尔最宁静最和谐的所在,也是市民们郊游的首选之地。

    从山上看到的风景果然不一般。庞大的民居,依山而建,如同密密麻麻的火柴盒子。布满警卫的豪宅与毫无保护的贫民窟同在一域,马车、电动车与豪华吉普抢道,时常将马路堵得水泄不通。

    我们距离城堡只有几步之遥时,遇到了几位当地人,他们提醒这里都是贫民窟,并不安全,催促我们赶快下山。这时,我们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没有坚持走到城堡的警卫部,让警察知道我们的到来,二是几乎原路下山。

    事后才知道,两个中国人的到来瞬间就已传遍了周围区域。我们原路下山,几乎就是送上门去的诱惑。在一个小径的转弯处,突然闪出三个持刀青年,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他们就抓住了我的胳膊。

    小山上的城堡。从这里下山途中我遭遇了劫匪。

    一天前,一位卖地毯的阿富汗老人曾经告诫我,在阿富汗,你必须随时保持警惕,因为这里唯一永恒的东西就是战争和混乱。哪怕现在看起来风平浪静,只要一秒钟,一声枪响,一个爆炸,一把尖刀,就会让你无法补救。

    我被抓住时,跟在身后的同伴转身逃走了。他的逃跑让三位青年愣住了一下,他们没有去追击,而是合力把我死死控制住。一切只是瞬间,但这种被命运裁判的感觉却仿佛持续了很久。我脑子里飞快地猜测,我到底是遭遇了绑架,还是抢劫?

    之前阿富汗刚刚发生了针对外国人的一次袭击和两次绑架。比起普通抢劫,一旦成为人质,所经历的周折将非常复杂,不仅可能面临高昂的赎金,还随时有生命危险。绑架者大都是各地的武装集团,也有说不清身份的部落人士借绑架来改善自己的生活。遇险的人都会祈祷自己不要碰到绑架,希望只是普通的抢劫。

    那一刻我想,他们很年轻,只拿刀,没有枪,可能不是绑架。我把后背靠向一堵墙,等待他们的下一步行动。令人担心的事情发生了:三个年轻人并没有直接抢东西。两个人抓住我的胳膊,第三个人拿刀在我面前晃了晃,示意我听话。接着,他们想把我从墙边拉开。

    是绑架!我心里一惊。贫民窟中有不少空房间,他们把我拉入任何一间,我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让外界知道下落了。不能跟他们走!我死死用脚撑住地,背靠墙挣扎着。

    接着,我遭到第一下击打,头顶被重重地砸了一下,无法判断是刀柄,还是石头。我努力地站着,背包在墙上摩擦着,这提醒了我,在他们疏忽的一刹那,我挣脱双手,把背包拿下护在身前。这时,我的后脑勺又挨了一下。

    我的眼前开始发黑,昏沉中,继续把背靠在墙上,用脚撑住,避免他们再次抓住我的双臂,这是唯一能做的反抗。

    三个青年似乎停顿了一下,他们再次逼上来,抓住我的背包,逼迫我松开。接着,我感到有人把手伸进了我的口袋,将钱包和手机拿走。现在是抢劫!我心里想。没有再反抗。

    在我混乱的记忆中,三个人是突然消失的。过了一会儿,我听到有人在喊叫,清醒过来。事后才知道,我遇劫的地方在一个村庄边缘,有人路过,三个青年逃走了。路人看到了头破血流的我,但可能没有看到三个劫匪。

    至于我碰到的到底是绑架还是抢劫,还是无法确切地论断。事后复盘,同伴的逃脱也许是幸运之处,如果我们同时被控制,他们可能会干得更坚决,我们的危险会更大。

    除了流血的身体我已一无所有

    有中国人受伤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一会儿工夫,我的周围围了十几个当地人。“Police!”我大声喊,一个人听懂了,示意已经打了电话。血如同熔化的蜡烛一般,从我头顶流下,头上、衣服上凝结得层层叠叠,又经过脖子和胳膊,直流到指尖,滴到了裤子上、地上。为了避免昏倒,我不敢坐下,站着又感到眩晕,只好弯着腰慢慢挪步,等待警察的到来。

    我发现围观的人都盯着我的右边看,下意识翻了一下右臂,发现有一处伤口如同一张奇异的嘴巴,皮向外翻着,露出了鲜红的血肉。我竟然丝毫没有感觉到疼痛,甚至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被砍开的。

    “What’s happened to you?”有人问我。一位中年当地人,会说英语。在他的帮助下,有人拿水帮我洗掉手上和脸上的血,有人用头巾帮我包扎手臂的伤口。头上的伤口没办法包扎,几乎是在瞬间,刚洗过的脸上又布满了鲜血。

    这时,我的脑子才恢复了思考能力,检视所失,背包连同里面的相机、手提电脑和护照,还有钱包、手机包括银行卡和中国身份证,都被抢走了。

    在历次旅行中,我都尽量少带现金,多带卡,这一次是个例外。计划中离开阿富汗,我要去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伊朗,这几个国家都很难用银行卡取钱。为了应付后来的行程,我准备了2000多美元的现金,装在背包深处。事后计算,我的损失包括美元、人民币和阿富汗尼,共折合2440美元。

    我曾经独自在藏北无人区骑行,也曾独自在黑夜徒步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还在浩瀚的外蒙古草原上艰难前行,但都不像这次在喀布尔,除了流血的身体,不仅身无分文,甚至连护照的复印件也在背包中一并被抢走。

    庆幸的是我还保留着一样珍贵的东西:我的生命。在等待警察到来的过程中,我逐渐从眼前的黑云中摆脱出来,心里充满了一种解脱感。在当地人看来,我的表现有点怪异,没有哭泣反到笑出了声。

    Inshallah!我告诉他们,这一切都是安拉决定的,遇袭已经过去,不要为过去而哭泣。

    Inshallah。他们也回答。

    从派出所到医院的旅程

    大约十几分钟后,一名持枪的警察从山顶城堡中姗姗来迟。他向村民简单询问了几句,就急匆匆叫我跟他到山下的派出所。我希望他勘察一下现场,但他并没有这么做。由于失血反应,我的脑子有点昏沉,嘴巴发干,艰难地跟着他的脚步。

    山脚下的派出所是一间破旧平房。我们赶到时,我逃走的中国同伴已经在那儿。我的样子吓了他一跳,却又很欣慰,他以为我早就被绑架或者杀了。几位警察迷惑地听着他的诉说和比划,突然抬头看见我,一切都明白了。

    拿回失物后,和喀布尔警察合影。从左开始:Amiri探长、中国伙伴倪瑞迪、警察局长、我、部落长老。

    接下来事情还是出乎我的意料:大约是没有见过受伤的中国人,我的到来引起的不是恐慌,而是兴奋。警局里的人们纷纷围上来嘘寒问暖,还有人拿出手机,和这位受伤的中国人自拍合影。

    在他们自拍的空挡里,我提出要喝水,有警察迅速拿来凉水。失血后的饥渴感得到了暂时的缓解。直到人们的好奇心得到满足,一位看上去像是所长的中年人走上来,搂住我沾满了鲜血的肩膀,要带我去医院。

    出门时,突然又有人提出来应该先给我洗洗脸。人们七手八脚端了盆水,这时同伴也想起来要在脱下T恤之前给我拍张照,他的这张照片成了当时现场唯一的证据。

    “衣服!他缺件衣服!”一位年轻警察恍然大悟地说,他跑去给我找来一件他自己的T恤衫,虽然是旧的,但洗得很干净。这件作为礼物的T恤衫上,有一个大大的笑脸标志,上面用英语写着“Mr.Happy”。

    劫后,我穿着阿富汗警察送的T恤衫,右臂上包扎着伤口。虽然戴上了阿富汗式头巾,依然不像个阿富汗人。

    所长搂着我上了警车,向医院开去。一位医生微笑着迎接了他,看见我时却拉下了脸。医院的医药紧缺,我又没钱,带过来干嘛?两人把我晾在一边,开始讨价还价。所长从裤兜里掏出钱包,抽了几张小票子递给他,医生才把我请进了包扎室。

    医生检查了我的伤口,他的英语很好,包扎伤口时不高兴地对我说:“你脑子是不是有病?要受伤还跑到阿富汗来。这下刺激了吧?你难道不知道我们什么药品都缺乏吗?”

    在呵斥的同时,他的手上并没有停。一会儿他又说:“我们只能负责给你包扎手臂上的伤口,至于头上的,现在已经止血了,就不要再碰。如果你要进一步处理,必须到私人医院去自己掏腰包,剃掉头发,才能包扎。”

    之前伤口流了很多血,我却感觉不到疼痛。现在,感觉系统仿佛瞬间被唤醒了,心急火燎地疼了起来。手臂上围的头巾已经和伤口粘连在一起,稍微一碰,我就龇牙咧嘴。所长示意我要坚强,冷不丁一把将头巾扯了下来,一种撕心裂肺的感觉从脊椎传到了大脑。

    游历防爆墙包围的警察局

    从医院出来,派出所长决定将我送到他的上级机关警察局去。在路上,我终于有时间考虑自己的处境:没了钱,也没有身份证明,必须去中国大使馆开具证明信,联系亲人给我汇款,解决燃眉之急。证明信开具之后,结束旅程回国,在国内再办理各种证件的挂失和补办手续。

    在我思考着下一步时,汽车已经到达了警察局,也是阿富汗维持秩序最关键的部门。事后知道,我到达的地方是第七警备局,位于喀布尔老区的最南端。整个喀布尔是一个大警备区,下面分成了若干警备局。

    警察局所在的路段有一排长长的防爆墙,防爆墙用T字形水泥墩构成,大门仅容一辆吉普车通过,由两个士兵把守。进了大门后两边仍然是高高的防爆墙,先向右后向左拐过两个九十度的弯,到达一个小广场,广场后面是一栋黄色的小楼,警察局就在里面。

    在喀布尔,这样的设计并非警察局独有。很多有权、有钱的机构和个人,都利用T字墩构筑五花八门的工事,将城市分割成无数的区块和堡垒,以防止包括汽车炸弹在内的各种恐怖袭击。

    派出所长带我来到一间较大的办公室。局长是个不会说英语的中年人,礼貌性地听取了所长的汇报,然后端茶送客,将我们赶往了走廊另一头的办公室。走廊中间正对楼梯的背后,有两间带铁门的小房间,这是关押嫌犯的地方。几位当地人被关押在里面,他们好奇地望着不期而遇的中国人,友好地打着招呼,还有人试图我和握手。

    走廊另一头的办公室,这就是探长办公室。主管侦查的探长没有穿警服,身材微胖,会说简单的英语。我再一次把案情向他说了一遍,他并没有认真听,要求我把过程写下来。我以粗线条将事情的经过写了出来,并特别突出丢失的物品和现金。他拿过来看了一眼,随后问道:你接下来想怎么办?

    我想让他们出示一个我遭遇抢劫的证明,好联系中国大使馆,请求他们签发旅行证。我对警察破案并没有抱多大期望,只是遗憾丢失了相机中的照片,无法用在未来要写的书里。

    我的手机丢了,没法查中国大使馆的电话,探长把他的苹果手机借给了我。后来他指派一位会英语的探员,和我一起去看现场。

    此时已是黄昏,距离案发已经两个小时。现场泥土上的血迹已经被破坏,不见了踪影。我也把所有有用的细节忘记了。探员不断地询问着各种问题,比如我丢失的手机的电话号码。

    我头一天才到阿富汗,还没有来得及买当地的手机卡。我也记不得三个人的相貌了,在中国人眼里,阿富汗人好像都是一个模样的,况且那时候处于危险之中,我没有细看他们的相貌。

    你总该记得他们穿什么样的衣服吧?他继续问道。

    记不住。

    他们是否戴头巾了?

    我仍然记不住,回忆里就如同一片空白。

    倒是围观的当地人还记得我,不断上来和我握手,并向探员诉说着什么。现场没有找到有价值的信息。探员带着我们往山顶上走去。山上的城堡边上坐着一圈人,这里是观看喀布尔日落和夜景的最佳地点。

    侦查员在山顶上和其他几位警察会合,他们交谈着案情,不断打着电话,把我们剩在了一边。喀布尔的美丽在这一刻都收入了我们的眼底,太阳即将落山,整个城市笼罩在一片金黄色之中,住房如同一张斑驳的地毯铺散开来,将整个山谷填满。

    数千年来,不管是最初到这儿的雅利安人,还是战神巴布尔,或者遭遇了全军覆灭的英国人,二十多年前刚刚撤军的苏联人,都一定登临过这里俯瞰。只是,所有的人都如匆匆过客,唯一没有变化的只是山川。

    有不少当地人从村子里爬出来到这儿眺望,孩子们好奇的围着我们,打着招呼。

    过了一会儿,侦查员示意我们该离开了,看来案情进展不大,受害人已经把所有一切细节忘得精光,又怎么可能破案?

    就在离开前,我突然转身对着侦查员,指着在城堡上围观的当地人,说:请帮我翻译一句话给他们,行吗?“请告诉他们,我爱阿富汗,我爱阿富汗人,我知道你们经受了苦难,但我也知道你们是勇敢的民族。”

    我本来还想多说几句,但突然间接不下去了。听到我的话,侦查员愣住了。他盯着我的脸,问道:“要知道,正是他们刚刚抢劫了你。”侦查员有些动容,犹豫了一下,还是将我的话翻译了过去。

    后来我和伙伴转身上车,准备下山。但是侦查员却姗姗来迟,还跟来两位在山顶上值班的警察。令我吃惊的是,他说,“三个人里,我们已经知道了其中一个人的身份。”

    喀布尔探长Amiri的纸条

    车子到了山底再次停下,侦查员离开了。半个多小时后,车子启动,要回到警察局去。路上经过一个商店,同车的文书下车卖来五个冰激凌发给大家。

    后来到了警察局外面的饭店门口,下午接待我们的探长,在等着我们。“放心吧,我们锁定他们了。”探长示意我坐下。他拍了拍桌子上的一张纸,上面用当地语言写着三位嫌犯的名字。

    吃着晚饭的间隙,探长手里的对讲机传来杂乱的对话声。“放心吧,”他再次说,“你的包,你的钱、护照、照相机、手机都会找到的。”

    我按捺着心中的惊喜,不敢相信,在阿富汗,丢失的东西也能找回来。

    探长似乎想当天晚上就知道结果,但经过了半个多小时,进展似乎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他抓过一张纸,用当地文字写了点什么,交给我。

    “你用英语写上:Hauzi Haftum,Didono。”这是当地语发音的直写,Hauzi Haftum是第七警备局的意思,Didono是地名,也是第七分局所在地。讲到这儿,他又在纸条上写下了“PD7”,即Police District 7。

    “明天早上八点,你们打车到这里来找我。打车的费用是150阿富汗尼,或者200,最多不会超过300。”他随手把这几个数字写在纸上。“你就跟司机说,Didono,他就知道来这一片,到了Didono,就告诉司机把你带到Hauzi Haftum。”

    接着,他又把自己的名字写了出来,然后让我用英语标出,我最初写的是Ahmad Zahed Amidi。直到后来,我有了他的名片,才知道当时记的并不准确,他的大名实际上是Ahmadzahir Amiri。除了名字之外,他又把电话留了下来。

    “到了第七局,你把这张纸让警卫看,或者告诉他们我的名字,他们就会联系我,然后把你们放进来。明天早上八点钟准时来找我。”

    事后,我才知道,这位探长如同有强迫症一般,把所有的东西都写在小卡片上发给别人,以免别人忘记了他嘱咐的事情。

    嘱咐完毕,他亲自打了辆的士,帮我们付了钱,让司机把我和同伴送回旅馆。

    关于喀布尔警察如何破案,我后来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与其他地方的侦探依靠科技线索破案不同,他们依靠的是关系。

    勘察现场时,探员已经大致确定,案子很可能是当地人干的。于是他们开始求助最有效的当地势力——部落长老。

    阿富汗乡村仍然是以部落为单位居住的。我探访的城堡属于城郊,也是部落居住区。在阿富汗的政治生活中,部落是一个重要概念,长老则是一个部落中半自治的领袖。

    几年前,曾有中国人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被绑架,警方求助于部落长老,长老与绑匪取得联系,再通过斡旋将被绑者释放。在这个过程中,人质被关押的地点也许对村民来说并不是秘密,但只有长老同意,他们才会配合警察。

    当一个长老帮助过警察,警察就欠了一个人情,必须在其他时机还上。在一般情况下,警察并不愿意轻易求助。只有在大案要案时,才会发出请求,由长老配合执法。看来,我的案子可能已经达到了级别。

    锁定了嫌犯的身份,长老会带警察前往,这时嫌犯必定已经逃走,但在阿富汗,控制嫌犯的家人却并不被视为侵犯人权。我返回旅馆后,旅馆的经理瓦西杜拉(Waheedullah)听说了我的遭遇,首先的提议竟然也是:控制嫌犯的家人,把他们抓起来,不信抓不到嫌犯。瓦西杜拉是一位英语熟练的年轻人,曾经担任过自由记者。

    那天晚上,警察与嫌犯在进行着复杂的博弈。到底警察应该施加多大的压力逼迫他的家人?如果过重,没法向部落长老交代,如果过轻,对方又不会退赃。之前我在Amiri探长身边时,听见他在电话中不断提及护照、相机、美元等词汇。中间有一次,Amiri对我说:其他东西都没问题了,但他们不愿意退回手机。

    和普什图老人的对话

    第二天一早,我打车来到了第七警备局。Amiri探长仿佛一夜没睡,神态疲惫,见到我们只是简单打了个招呼就消失了。办公室里另一位人员告诉我们,他去办事了,大约11点才会回来。

    11点,探长没有现身。我们被带到一位普什图老人的办公室。普什图人是阿富汗第一大民族,近代各个王朝的国王都来自普什图人。老人戴着当地款式的帽子,留着白胡子,坐在办公桌前。另一张小桌子前坐着一位哈扎拉人(阿富汗第二大民族),可能是他的助手。

    我们一进房间,老人就摇起了头,用责备的语气问道:你们为什么来阿富汗?这里在打仗。我回答:我尊重阿富汗人,想来了解这里的真实情况,回去告诉关心阿富汗的中国人。

    但我的说法没有打动他,他缓慢地、自言自语地说着:这里一直在打仗……我今年已经55岁了,自从我17岁开始,这里就一直在打仗……苏联人、美国人、塔利班……从来没有断过……

    在接下来的交谈中,他告诉我们:他的父母死于战争,自己活到55岁已经不易。阿富汗人曾经把高寿和儿孙绕膝当做幸福,但现在,年轻人纷纷死于战火,每一个家庭都有在战争中离去的成员。

    我试图安慰他,毕竟,喀布尔在大部分时间里已经安全了。既然安全你怎么还被抢了?他反驳说。

    我只好表示赞同。虽然暴力事件已经变成了少数,但对于游客来说,最麻烦的是,不知道危险何时出现,会如何出现。这种不确定性让大多数人望而却步。

    老人听我说完,沉默了一会儿,突然间抬起头来说:你才来了几天就知道说什么不确定性,可是我们每天都要忍受这样的不确定。他举例说,就在距离警局不远的集市上,十几天前就发生了爆炸,数人死于非命。

    我们说话的时候,Amiri探长进来露了个头,看见我在,显得有些躲闪,和老人聊了几句就出去了。

    等探长走后,老人才摇着头对我说:他们已经跑啦,跑到潘杰希尔(Panjshir)山谷去了。

    潘杰希尔山谷,是喀布尔以北一两百公里外的一个谷地。这个地区并不大,却在阿富汗鼎鼎大名。在苏联入侵时期,阿富汗的民族英雄、最勇敢的游击将领马苏德就在山谷里抵抗。这些嫌犯所在的部落当初就从潘杰希尔谷地过来。中央政府的权力有限,一旦他们逃回去,就逃出了喀布尔警备区的管辖范围,抓不到了。

    他的解释也可以看做阿富汗尴尬现状的写照,首都的警察只能控制市内,嫌犯逃出首都到了乡村,警察就无能为力了。

    连接喀布尔老城区和新城区的道路。山下有喀布尔河穿过。

    我这才明白探长不愿面对我的原因。在前一天晚上,他曾经信誓旦旦表示要把我所有东西找回,尽管他努力了一夜,仍然没有做到。

    我告诉老人:当我失去东西的那一刻,就没有指望能够拿回来,现在已经超乎了预期。

    没多久,探长回来了,这一次他带了个英语水平更好的翻译,让翻译告诉我:下午时,一个部落长老会带着我的背包前来警局,除了钱,一切都找了回来。

    中午吃饭时间,Amiri探长亲自带我们出了警局,拦了辆共乘三轮车,替我们付了钱,让我们去吃饭。

    下午,一位缠头的老人背着一个黑包过来,正是我被抢的背包。老人就是当地的长老,他显得镇静、不卑不亢,反而是警局里的人有些拘束。

    一时间,感谢声和寒暄声混成一片,探长让我把包里的东西一一拿出来展示。检查完毕,除了钱,其余的东西都在,唯独少了几双袜子。也就是说,我的护照、银行卡、身份证、相机、手机都回来了。

    Amiri警长为背包里的每一件东西都拍了照。文书写好了报告,让我们在每一张纸上都按了手印,签了名。他们再次核对了我报告的钞票损失。“我一定要把美元给你找回来。”探长再次保证说。

    在离开前,Amiri探长又展现了他强迫症的一面,拿出两张纸片。第一张画了一幅图,写上我们旅馆的名字,并在图上标出方位,便于我们回去;第二张则标注了一个距离我们旅馆不远的酒吧。阿富汗的娱乐活动很少,有钱的人家在自己家里搭建KTV和酒吧,而对外营业的酒吧却很少见。Amiri探长显然知道它们的所在,“如果你们闷了,可以去那儿消遣,唱歌喝酒。”

    我们临走前,探长叹了口气,终于说了实话:“这是我来第七局之后,第一次把失去的东西找回来。这已经是你们的幸运。至于美元,我会尽量去寻找,如果可以找回,那是安拉的意思,如果找不回来……”他做了个捋胡子的动作,意思是:那就一笑而过吧。

    我和阿富汗警察加了微信

    离开警局后,直到我离开阿富汗,也再也没有看到探长,钱自然也没有找到。我在喀布尔重新换了一点美元,出发前往乌兹别克斯坦。但由于丢失了经费,我不得不把未来的行程做了简化,放弃了过境的土库曼斯坦,改坐飞机从乌兹别克去往伊朗。

    我身体的失血反应持续了十几天,直到离开乌兹别克斯坦,才逐渐消失。

    喀布尔之劫之后,我和阿富汗的警察还保持了联系。阿富汗并不是电子荒野,警察们除了最常用的Facebook,中国的微信也被广泛使用。

    当我加上一位警察的微信时,他立刻发来了大批爆炸现场的照片,有一部分拍自警局外面的集市,也就是那位普什图老人告诉我们的那次爆炸。照片中充满了硝烟和尸块,在别人看来是如此恐怖,但对他们而言,却是司空见惯。

    参加阿富汗警察队伍的除了普什图人,还有哈扎拉人、塔吉克人等。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之间的斗争一直是个棘手问题,我却在警局里看到了其乐融融。

    由于战乱的影响,阿富汗已经变成了一个“飞行国家”。大城市保持着相对安全,出了城市,就进入了危险地带。在连接城市公路上,塔利班就躲在山谷里,带着肩扛式武器埋伏在路边,随时可能袭击来回的车辆。因此,政客、富人和外国人,都不敢随便走陆路,而是选择坐飞机穿梭于城市之间。

    但在城市里,警察局却在有条不紊地运转着,他们和地方传统自治机构配合着,共同维持着治安。

    Amiri探长们的工作很辛苦,每两天,他就有一天在办公室过夜。和我们讲述他的作息时,他摇着头,叹着气:太累了!

    但是做过自由记者的旅馆经理瓦西杜拉却怀疑他们:“我能猜到你的其他东西会还给你,但钱不会还。因为钱也一定被找回了,只是被警察们贪污了!”他试图拉我去总警局再报一次案,让第七分局再查一次。

    我也曾有过这样的疑心,但仅仅是一瞬间,就打消了。从和警察打交道的过程来看,我不认为他们贪污了美元。对于案情,他们都做了详细记录,即便到最后,它们也把我丢失美元这件事作为案件的未了事情记载下来。破案的整个过程都是透明的,我可以观察到。更可能的情况是:三位嫌犯拿到了钱就迅速离开了喀布尔。

    2000美元对于阿富汗人来说是一笔大钱。阿富汗的人均收入一个月还不到100美元,对于三个没有工作的青年,可能会让他们高兴一阵,但随后,他们会发现自己的命运已经被改变了,他们成了通缉犯。也许未来,他们只剩下一条路,就是去参加地方武装集团,为割据的军阀卖命。阿富汗的经济发展仍然不足以支撑就业,青年最好的职业就是从事持枪的职业。这种情况不改变,和平就不会长久。

    由于美国的撤军行动,在喀布尔已经很少看到美军士兵。虽然天上还有摄像气球和四处盘旋的黑鹰直升机,但为了避免伤亡,美军大部分时间龟缩在军营中。美军撤离的同时,Amiri探长这样的警察却在逐渐控制局势。

    Amiri探长在社交媒体上发的最新帖子的配图,他们最近抓捕的绑匪。

    如今,Amiri探长仍然活跃在我的Facebook空间里,只要我能登录的时候,总会看一眼他的最新动态。2017年,第六警备局遭到了自杀袭击,他的一位能干的同事受了伤,他代表全体同事去看望伤者。

    他最新的消息是,2018年1月12日转了一篇帖子,上面写道:一位商人在第九警备区被绑架,绑匪索要300万美元赎金。阿富汗警察迅速破案,在喀布尔和巴尔赫两地共抓获绑匪12人,并成功救出了商人。在文末,这篇帖子骄傲地写道:所有罪犯和黑帮,特别是绑架者,必须知道,他们的个人特征和地址都已经被喀布尔警察犯罪调查部门锁定,一旦他们参与犯罪,立刻会被依法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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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郭建龙,独立作家,前记者、IT工程师,骑行爱好者。著有文化旅行笔记亚洲三部曲(《印度,漂浮的次大陆》、《三千佛塔烟云下》、《骑车去元朝》)和《穿越百年中东》、《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等著作。作者2016年前往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等地游历,为下一本书《穿越劫后中亚》搜集材料。本文所述就发生在这次旅行途中。
    • 2编辑/秦旭东 运营编辑/ 章靛 吴曙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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