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在台湾:边缘化到文学史上没有他的名字

发布: 2018-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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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人有一个错觉,以为李敖在台湾呼风唤雨,其实不是。李敖是一个蛮寂寞的知识分子。他在台湾是被完全边缘化的,边缘化到文学史上没有他的名字,作家名录上也没有他的名字。”

作者 |  高龙 杜海 孙智超
谷雨特约撰稿人

    撰文 / 高龙 编辑 / 王怡波 王波

    李敖已逝,但他的书仍摆在台北最大书店的显眼位置。

    不远处,是诚品书店信义店的台湾文学史书架。翻看书架上的台湾文学史,我均未见李敖名字。

    他著述达1500余万言,为何在主流文学界未有一席之地?

    李敖去世后,台北某书店显著位置堆满其生前作品。

    “我的人生未尝不是一场悲剧,可是我尽量把它演成喜剧,并且愈演愈变成独幕剧与独白戏。”离世21年前,在回忆录临近结尾处,李敖少有地严肃起来。这部回忆录的大部分篇幅,被冷嘲热讽、玩世不恭、自由与牢狱和女人的大腿萦绕。

    它更像是李敖提前写就的墓志铭,机敏的外壳下潜藏着悲凉的内省。

    “他的生命过程是那样庞杂而复杂。”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教授兼台湾文学研究所所长陈芳明这样概括李敖。

    “大陆人有一个错觉,以为李敖在台湾呼风唤雨,其实不是。李敖是一个蛮寂寞的知识分子。他的思想跟主流社会无法共鸣。”台湾风云时代出版社负责人陈晓林这样评价老友李敖。在他们认识的三十多年里,“李敖心中始终愤愤不平。当权派对付他,在野者也否定他,诬陷他。他在台湾是被完全边缘化的,边缘化到文学史上没有他的名字,作家名录上也没有他的名字”。

    李敖心有奇寒,毕生游走在各种极端之间。

    边缘与偶像

    我试图了解李敖在台湾文学史上的地位,但有些意外。

    三月下旬,在台湾政治大学百年楼的台湾文学研究所前,我碰到了陈芳明。他曾在2011年出版了50万字的《台湾新文学史》,里面没有提到李敖和琼瑶。“他们很受欢迎,但并非文学作家。”他给出了简洁明了的判断,并解释,“他们都是很好的作者,但是写久了之后,变成一种固定的体式。文学的艺术价值,在于作者不断在文字上求变,也不断在风格上求变。”

    与在主流文学史的缺席强烈对比的是,李敖是跨时代的大众偶像。

    台湾戒严时代,李敖在《文星》杂志发表众多有自由主义观点的文章,针砭时弊,积累了大批青年粉丝,包括前妻胡因梦。锒铛入狱更增添了他的英雄色彩。

    台湾民间团体蓝天联盟主席武之璋读高中时就看李敖的文章,“非常崇拜他”。李敖的书那个时候大部分是禁书,卖得特别贵,但武之璋几乎都看。他常常凑钱到台大对面的几个书店去买。“那时思想管制,言论不自由。像他这样敢挑战政府或者批评政府的人比较少,文章也比较少。我们一方面很新奇,一方面把他当英雄看。”武之璋回忆。

    1980年至1983年,因在海外主办政治性刊物,陈芳明被列入黑名单,直到1989年才返台。这段经历令他与李敖产生了共鸣。“对我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李敖的影响非常巨大。他所提倡的自由主义精神,为我们的时代开启了巨大的思想出口。在戒严时期,他的发言就是我们的榜样,也是我们所向往言论自由的典范。”

    他与李敖只有一面之缘,但印象非常深刻。“他的强学博记,他的平易近人,他的勤劳工作,真的让我开了眼界。李敖不是一天造成的,他所受的国民党迫害,反而使他的批判力道更为强悍。”

    陈芳明后来反对国民党,其中最重要的关键因素,便是受李敖影响。“他后来的生命轨迹已经改变,但不能否定他在封闭年代为我们冲决网罗的领导。”

    李敖晚年的许多言行,陈芳明“当然不敢苟同”。但他强调,“不能忘记他早年为我们所做的冒险与探险。”

    李敖曾演讲畅谈和文星杂志的渊源。来源/飞页书餐厅

    电视媒体时代,李敖大量在香港和台湾做电视节目,几乎每天都上镜,继续保持着很高的受关注度。李敖的师兄臧英年在美国,会收看师弟的节目,有感想还会写东西。“在电视节目上,他的风格是把一大摞资料放旁边,讲给别人听。”臧英年在台中一中读高三时,李敖读初二。1993年,他们在台湾李敖家中第一次见面。

    2005年,李敖在大陆三所高校演讲,轰动一时。臧英年全程听了李敖在北大的讲演,然后坐上李敖的专车去午餐。李敖半开玩笑半自豪地说,“英年,你看我有警车开道!中国的读书人受气太多了。这次给我这么好的待遇,也算替他们出出头吧。”

    敌与友

    李敖身上类似的幽默,曾被台湾辅仁大学新闻系教授习贤德留意,并留下一件憾事。

    李敖公开谈论自己的病情后,习贤德想写一本《记李敖》,希望李敖看得到并授权。写作念头缘于对李敖的好奇。在台北孙立人故居的茶馆内,习贤德告诉我,“李敖有一阵子很幽默。他说台湾现在缺被告。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写《记李敖》的原因。这是一个谜:他告过多少人,和多少人和解。”

    一生大部分时间居于台岛,两次入狱,繁复的爱恋,以及与敌人在法庭和媒体上的无数厮杀,构成了李敖生命的底色。他的一大信条是“有仇必报,有恩必报”。

    2001年,李敖66岁。在生日宴现场的郭冠英回忆,宴会成为“算账”的场合。有人提议在座者吐槽李敖,细数被他所害之事。台独派谢聪敏等三四个人站出来“控诉”。“你们都被李敖害了,有的还被李敖害得坐牢,我比你们了不起,我是害李敖坐牢的。”谢聪敏说。

    1971年,警备总部逼谢聪敏编李敖台独的罪名。结果李敖被他乱编成了台独五个中常委之一,被关押判刑。

    这次牢狱之灾,极大地改变了李敖的性情和人生轨迹。

    李敖入狱10个月后,收到女朋友小蕾来信,说不再等他了。李敖“捧信凄然,毕竟为之泪下”。熟悉李敖的郭冠英提到,老师吴俊才去看望获释的李敖,希望他不要恨国民党。李敖讲了一句,“大头不恨小头恨”,意指国民党粉碎了他的爱情。

    这次离别塑造了李敖无常的爱情观,“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像海深,我的爱情浅。”在回忆录中,他自嘲用“类似登徒子的玩世态度,洒脱的处理了爱情的乱丝”。

    政治凶险使李敖缺乏安全感。郭冠英后来了解到,1984年,台湾安全部门计划谋杀李敖。结果那段时间李敖闭门写书,计划落空。特工转而杀了在美国出版《蒋经国传》的作家江南。郭冠英和李敖见面时,开玩笑要用这个信息敲他一笔钱。李敖说,只值果汁一杯。言下之意,他对暗杀早有预感。

    “李敖有一种围城心态,老觉得被人家围剿。”陈晓林描述,“李敖后来和胡秋原打笔墨官司,成为论敌。到后来胡秋原年龄那么大了,他还是咬住不放。”回忆录中,李敖提到与胡秋原的官司胜诉,“我痛快极了”。在另一个场合,他则用的是“我太凶悍”。

    胜利的快感映射出李敖内心的孤独感。“李敖交友甚广,但又很孤独。”臧英年和李敖聊天,发现很少有人给李敖打电话。

    “生错了时代,弄错了地方,使我这西天取经的人物,沦落成东海布道,并且布得天怒人怨。”李敖曾发出这样的喟叹。

    他晚年的一些言论,并不讨喜。“李敖是后‘五四’时代的人物,在他身上能看到‘五四’时代两个精神的发展和矛盾,一个是自由主义,一个是爱国主义。”陈晓林分析,李敖身上的这些特质,很容易冲撞不同的群体,而“‘五四’本来就有两个不同的面相”。

    1979年,陈晓林负责筹办《工商时报》副刊,和李敖深谈。他设计了约七个美女写的“七好”专栏,其中一个是当时大红大紫的电影明星胡茵梦。她写了《特立独行的李敖》,对李敖表示敬意。后经陈晓林介绍,李敖和胡茵梦相识、相爱并结婚。三个月后,两人闪电离婚。

    这段短暂婚姻被李敖调侃为“百日维新”。两人关系亦随之破裂。离婚后,多年之内,在书中、电视上,李敖对胡茵梦有诸多讽刺。

    但两人的最后一次街头偶遇,往日揶揄状态已然不见。李敖在最后一部回忆录中写道,“两人相拥,Terry(指胡茵梦)泪下……我拍着她的背,长拥而别。”

    宽恕并不多见。临终前,李敖公开宣布要和仇人一起录制节目和解,但应声者寥寥。

    早在二十多年前,李敖已洞见了自己的孤独处境。“我的悲剧是总想用一己之力,追回那浪漫的、仗义的、狂飙的、快行己意的古典美德与古典世界,但我似乎不知道,这种美德世界,如果能追回的话,还得有赖于环境与同志的配合,而二十世纪的今天台湾,却显然奇缺这种环境与这种同志。”

    精明与仗义

    强烈的不安全感下,李敖将经济自由作为安身要务。

    有人曾问哲学家方东美,如何评价李敖。“他当然是个奇才,可惜生在这个时代。最好有一个百万富翁能够欣赏他,然后资助他环游世界,充分去看,但有个条件,不要急于发表。”方东美言外之意,李敖的发表欲太强。李敖得知后说,“当时我找不到百万富翁,所以我现在自己努力成为百万富翁。”

    李敖赚钱有独到手法。除了稿费,打官司和收藏是两大路径。

    陈晓林回忆,郁慕明办的《秋海棠》杂志里有一篇文章对李敖有不敬之词。李敖就告要参选市议员的郁慕明诽谤。郁托陈晓林讲和。李敖提出,把林肯大厦值200万新台币的房子卖给郁慕明。李敖通过卖房赚了一笔。“他有很强烈的不安全感,所以他一直想要在经济上能无求于人。他经常有一些理财。”陈晓林说。

    李敖有一套历史档案资料,很少示人。一位见过资料的人士回忆,这套资料被李敖存放在长约二尺、宽和高约一尺的箱子里。有关人士看了后,对资料的真实性很肯定。但李敖开价要卖2亿元人民币。双方后来没有谈妥。

    臧英年透露,李敖的收藏主要是名人书画,也有些雕刻。其中有北宋书法大家周越唯一存世的墨迹。此外,李敖的稿费也很高。李敖的十三本书交给大陆一家出版社重新出版时,臧英年替他出面交涉,李敖得到殷实的版税。

    生命晚期,李敖依然犀利,但言辞透出一些涉世之深的圆滑。臧英年形容师弟李敖“聪明绝顶”“热情奔放”。“有非常正直坦率的一面,但算盘也打得很精,也有斤斤计较的一面。他在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运作方式。”臧英年说,“但是他的目的有三个:第一是把他的话讲出来;第二是对自己的利益没有损害,第三是基本保持自己的原则。所以他是非常多面性的一个人。”

    李敖曾给臧英年讲过一个笑话,“我看见屠夫,就说我喜欢吃猪肉,看见面包师,就说我喜欢吃面食。”臧英年问他,“那屠夫跟面包师在一起怎么办?”李敖回答,“我就讲我喜欢吃三明治。”

    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新党提名党外人士李敖为新党候选人。参与者介绍,“因为代表新党才不必出报名费,报名费很贵的,如果个人出来,还要3000万台币,还要很多人连署,这个连署就要花很多时间。但是你如果代表政党就不用。当时李敖的声望高,虽然引起争议,但可以表达理念,新党就决定要提名他,宣传新党的理念:促进统一,反对台独。”

    听闻李敖参选,臧英年问他,“这不是捣乱吗?这是把国民党的票分走一部分。”李敖回答,“正好相反,我对首投族有吸引力。首投族大多数倾向民进党。我能拉过来一部分票。”

    李敖发表竞选演讲时,往往人山人海。李敖在高雄演讲完,主持人把观众提问的纸条递上主席台。李敖一面念问题一面回答。有人在纸条上只写了三个字:王八蛋。李敖反应很快,马上反击,“这个朋友没有提问题,只写了他的名字。”观众哄堂大笑。

    演讲过程中,李敖随身带一把匕首防身。那段时间,他经常接到恐吓信或者恐吓电话,对方扬言要把他干掉。

    李敖未期望自己当选,只把竞选当作一次政治理念宣传机会。开票当天,李敖没在电视机前,而是约了朋友去诚品书店。

    后来李敖和搭档竞选的冯沪祥通电话,两人经常玩笑相称。冯沪祥说“'总统'好”。李敖则问“'副总统'最近怎么样”。

    2000年,李敖和冯沪祥搭档竞选。

    李敖自诩为“善霸”,即有力量的好人。臧英年介绍,台湾慰安妇跟日本人打官司时,对方想以钱换不起诉。结果李敖拿了100件收藏的文物卖了100万美金,把钱交给慰安妇说,“你们拿这个钱,对日本不要放弃诉讼的权利。”

    郭冠英曾任台湾“新闻局驻多伦多新闻组组长”。2009年,他因“二二八”言论被撤职。回台湾后,郭冠英被台独暴民追赶,在山中一朋友家躲了一个月。李敖公开支持郭冠英。郭冠英下山后,李敖责备他不早来找自己,执意捐给郭冠英3万台币。

    陈晓林感受到李敖的仗义,是在整理出版古龙作品时。李敖有位律师同学,手上有一些登记的古龙著作权。李敖听说陈晓林要做的事情后,就让他去找那位律师购买著作权,同时还告诉律师同学,陈晓林是他好朋友,陈晓林的话就代表李敖的话。

    博学与偏激

    臧英年的父亲臧启芳曾是国立东北大学校长。东北人李敖对臧启芳很尊重,便对臧英年说,“英年老兄,你能不能把你父亲的日记给我看看?”“我父亲日记上讲的都是真话,不会有虚伪。因为他是一个早年的非常有素养的中国知识分子典型。”他告诉李敖,“但他有的真话没有讲出来。”李敖听了颇为兴奋,连声说,“这个好,这个好,我要记下来。”他就拿卡片记下了那部分没讲出来的内容。

    李敖勤学已为公论,标志性的举动是随身带一张卡片,把别人聊天时有意义的话记下来。

    他有一次在饭桌上讲一个山东民间有些“黄”的顺口溜。讲到一半,被朋友打断,说他讲得不对。朋友讲起正确版本。李敖则拿出卡片,专心记了下来。

    细心治学,虽然造就了李敖远超常人的渊博,但并未减少他的偏激之语。“李敖的缺点是,在强烈证明自己观点时,对有些客观事实忽略了,对一些合理的解释抹杀了。他很强势,老挑别人毛病,一般人在旁边没办法说话。他以压倒性的方式让人哑口无言。”臧英年对此感受强烈。

    臧英年到“立法院”和时任“立法委员”李敖聊天,李敖说,“大陆跟蒋介石去台湾的,都是狗腿!”臧英年反驳,“你爸爸也是狗腿吗?你在台湾多年,皮发无损。”李敖没有争论。1949年,李敖父亲李鼎彝携全家到了台湾。

    当年崇拜李敖的武之璋,长大后喜欢历史。大概30年前,武之璋对李敖的历史研究方法和结论产生怀疑。“他停顿在骂大街的阶段,没有一套自己的东西。”武之璋认为,“李敖写一些文章的动机是为了报仇,不是为了学术。他因为恨蒋介石,把整个国民党的历史完全否定,过头了。”

    “李敖的爸爸抗战初期当过沦陷区太原禁烟局局长。禁烟局是日本人的鸦片供卖局。所以李敖有弑父情结。国民党逮捕他后,他就完全把弑父情结转到蒋介石头上。”武之璋分析。他后来出版了《原来李敖骗了你》,对李敖系统批评。书出版后,很多李敖和武之璋共同的朋友让李敖告武之璋,李敖笑而不答。

    有人问李敖,“你为什么这么愤世嫉俗?”李敖说,“我不是愤世嫉俗,我是游戏人间。”

    生前,李敖和臧英年聊到了寿命。他说,“英年,我们打个赌,我会比你活得久。我们谁要活得久到对方坟上撒泡尿。”

    如今,所有的激愤和调侃都随着李敖的逝去烟消云散。

    三月下旬,我去了台北敦化南路探访李敖书房。金兰大厦十二层,地板上放着一簇花,旁边那扇未有门牌号的蓝色门,紧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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