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吴南生:那个参与创办三个经济特区的“孙悟空”走了

发布: 2018-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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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当场点将:“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

作者 |  闵云霄
《凤凰WEEKLY》记者

    习仲勋当场点将:“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

    撰文 / 闵云霄 编辑 / 王毕强

    4月11日,96岁的吴南生病逝。

    吴南生是谁?

    他可以是作家,是书法家,也可以是爱心人士。晚年的吴南生,捐出珍藏多年的书画,义拍上千万元助学。

    但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他最应该也最能够被人记住的身份,是原广东省委书记、深圳特区第一任市委书记。

    “要杀头就杀我。”1979年,年近花甲的吴南生立下“军令状”,主动请缨,与同志们一道创办了广东三个经济特区,为改革开放立下功勋。

    “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

    1979年2月28日下午,吴南生从汕头回广州,当晚,时任广东省省长习仲勋就见他交换意见。

    因为一周前的那个夜晚,吴南生不顾感冒发烧,迫不及待地用电话发了一封长达1300字的电报,给习仲勋并省委。

    “我最初提的意见,就是划出一定的地方,减税收,简化手续,打破条条框框,下放权力,彻底开放。就是要突破计划经济的束缚,把市场经济引进来。”吴南生后来接受采访时这样回忆。

    他“文革”后复出工作,担任广东省委常委、省委书记(时设省委第一书记),一直致力于恢复广东的经济。

    当时,一位新加坡的朋友给他出了个大胆的主意:“你敢不敢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敢不敢办像自由港这一类东西?新加坡、香港的经济就是这样发展的!”

    吴南生恍然大悟:要改革,就必须有体制上的改革。

    3月3日,吴南生在省委常委会议上说:“现在国家的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我提议广东先走一步。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搞试验,用各种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吸引到这块地方来。”

    吴南生说得很恳切,义无反顾地向省委请缨:“如果省委同意,我愿意去汕头搞试验。如果犯忌要杀头,就杀我好了!”

    在当时的背景下,要弄一块地方搞市场经济,而且还要引进外资,在不少人看来是太大胆、犯“天条”的想法。

    习仲勋当即说,“要搞,全省都搞。”他还告诉吴南生:“写个报告给中央,4月初中央开会,我要去,当面给中央提出来。”

    1979年4月,中南海里洋溢着春天的气息,孕育着一场革命的特区筹办小组也在等待生机。习仲勋在小组会议上发言时,明确阐述了目前搞特区的难点。他说:现在中央权力过于集中,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

    然后,他把将港澳作为桥梁的思路抛出来:“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

    习仲勋在北京的汇报,得到中央政治局的赞许和支持。邓小平十分赞同广东富有新意的设想。“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邓小平说。

    习仲勋(右二)、吴南生(右一)向叶剑英(右三)汇报经济特区工作。

    9月20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到广东,与省委负责人谈话。当习仲勋等广东干部提出是小搞、中搞还是大搞的问题时,谷牧强调:“中央是要广东先行一步,要广东大搞,小脚女人小步走就起不了这个作用。广东要快马加鞭,抢时间走在全国的前面。”

    谷牧还说:“办特区,就看你们广东的了,你们要有点孙悟空那样大闹天宫的精神,受条条框框束缚不行。”

    吴南生被大家称为“书生”,但习仲勋看中吴南生出生于本土,对汕头、深圳沿海地区的基本情况熟悉,当场就点将:“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

    于是,吴南生全力负责三个特区的规划和筹建工作。

    1979年10月24日,经过对深圳的广泛调查研究,认真听取海内外人士的意见,吴南生向省委送上了《关于加快深圳建设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报告。

    报告中,提出关于农业生产、发展旅游业、建立福田出口加工区、建立沙头角试验区和蛇口工业区等12个问题。

    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吴南生首次提出了一个新概念:“经济特区”。

    “无法可依,无规可行,要人家来投资,谁敢来?”

    1977年冬,叶剑英、邓小平在广州接见广东省干部,图为叶剑英与吴南生握手。

    新概念的背后,其实是名副其实的“一条血路”。

    深圳改为特区后,很多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一位海外朋友对吴南生说:“无法可依,无规可行,要人家来投资,谁敢来?特区要同国际市场打交道,就不能开国际玩笑。”

    吴南生负责筹建特区后,第一件事就是研究起草《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起草工作首先面临“资为社用”这一命题,这个大胆的设想,当时提出来是有风险的。

    经过一个月夜以继日的工作,《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初稿完成。起草组邀请一些香港知名人士开会座谈,大部分人认为,“条例”的起草者思想还不够解放,对投资者怀有太多的戒备心理,深怕国门打开之后,外商来多了管不住。

    于是,起草组又着手重新草拟。这个条例仅有2000多字,从起草到公布,却在一年多里经历了13次修改,可谓字斟句酌。

    1980年4月15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特区条例”有无必要提请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两派意见针锋相对。反对者说:《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是广东省的地方法规,要全国人大通过,无此先例。

    吴南生的观点是,“特区是中国的特区,不过是在广东办。如果这个条例没有在全国人大通过,正式授权,是无法创办的”。

    “没有法律可依,不但投资者不敢来,对我们这些‘冒险家’来说,什么工作都寸步难行,甚至杀了头还找不到可以平反的根据。”他说。

    “平反”这两个字里,包含的是吴南生人生经历背后凝聚的生存智慧。

    吴南生1922年出在汕头贫民家庭,父亲是钟表修理工。大批潮汕移民远渡重洋打工,返乡时带回丰富的异地文化。年幼的吴南生得以比其他同龄人更早接触外界新鲜事物。这些经历也为日后吴南生的作为埋下伏笔。

    20世纪30年代,汕头有“小上海”之称。1935年,抗日救亡的“一二·九”运动传到汕头,吴南生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评萧红的〈生死场〉》,刊登在当地《星华日报》副刊上。

    吴南生随后又陆续发表不少进步文章,成了汕头小有名气的作家,也因此被当地共产党组织关注。在他们带领下,吴南生1936年参加华南人民抗日义勇军,1937年8月就破格入党。

    这一年,他15岁。

    日军占领汕头、潮州等城区后。吴南生接受派遣,带队伍到潮州凤凰山白水湖一带的老区,重建革命根据地。“经常要走两天的路,翻山越岭。”吴南生回忆。

    由于革命坚定,工作积极,1940年他便担任潮(安)澄(海)饶(平)中心县委常委,宣传部长;1941年潮澄饶地区分成两个县委,吴南生独自负责一个县委的工作。

    1944年秋,吴南生随革命队伍到延安学习。

    当时,延安物资匮乏,生活艰苦,但大家情绪乐观。吴南生从重庆带了一个铜脸盆到延安——白天打水洗脸、擦身子,晚上太冷,就当便盆,到了周末,广东老乡聚会,又用它来煮东西吃。有邻居说,哎呀,这是他拿来撒尿的!老乡们笑着说,不怕,他的是童子尿。陕北人宰牛羊,只吃肉不吃内脏、头、脚,吴南生等人就去拖来煮,吃得津津有味,把当地老乡吓了一跳。

    1945年日本投降后,23岁的吴南生和新婚妻子许英远赴东北工作。后来,他又随部队三进赤峰。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南京街头听到广播说,吴南生被任命为南昌市副市长,还以为是同名同姓的另外一个人。

    后来,吴南生被调到广东工作,历任中共海南区党委副书记、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中南局副秘书长等职,直至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冲击。其间,他被抓带关了5年,曾被打得耳膜破裂、满身青紫。林彪事件发生后,他才得到“解放”,1972年的春节前夜才被允许回家。

    十年浩劫结束后,他带着时不我待的紧迫感,重新出山,最终成为广东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主要倡导者、实践者之一。

    “主张改良,不主张翻天覆地的革命”

    而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如吴南生等人所期望的,在1980年8月26日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为他们大胆突破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带领经济特区人民披荆斩棘,为经济特区的创办和发展保驾护航。

    1979年中央50号文件。

    有人说,特区建设创造了特区速度。有人说,特区几乎是一夜之间,从一个南海小渔村拔地而起成为现代化的大都市。特区速度就像孙悟空的一个跟头云一样,瞬间穿越了十万八千里。

    只有以“孙悟空”吴南生为首的特区建设和决策者,才真切知道特区速度是怎么造就的。

    “我是个积极主张改革的汉子,但我又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主张改良,不主张翻天覆地的革命。”若干年后,在公开发表的文章《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奸佞覆乾坤》中,吴南生这么写道。

    从文中可见,当时为了搞特区,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他和同事们所体现出来的义无反顾的决心和魄力。

    他们顶住压力,排除干扰,在深圳特区走“引进外资、实行市场经济为主”的发展道路,被视为是特区能够办成功的主要原因,也是特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贡献。

    1979年到1981年,吴南生在深圳特区主持工作三年,为深圳特区发展扫清了障碍。1981年,吴南生不再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调回省委,但仍然分管特区工作,经常住在深圳,在省内的三个特区来回跑。

    创办特区之初,有人说,资本家送给吴南生一部汽车;有人说“吴南生的老婆拉了一汽车东西”。吴南生说,幸亏,“我在深圳工作时,我老婆一次没有去过”。

    “特区究竟办得怎么样?小平要亲自去看看。1984年春天,他到了深圳和珠海。看到经济特区确实是办起来了,确实是闯出一条路子来了,老人家很高兴,为深圳、珠海题了字。”吴南生回忆。

    邓小平写道:“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吴南生这才如释重负。

    1985年9月,吴南生从省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转到政协工作,才不再分管特区工作。

    “一生有光,永远有光”

    吴南生的声誉很高,不仅仅源自他是顶着“改革家”光环的高级干部,也源自他是一位文化素养深厚的学人。

    1979年初,他在筹建汕头特区抓经济的同时,还筹建了汕头大学。

    作家吴南生从1936年起,就在汕头、厦门、香港、上海等地报刊发表过多篇小说、散文,上世纪50年代就是中国作协会员,出版过长篇报告文学《松柏长青》等著作;他还是潮剧编剧,主持并参加创作、整理《辞郎洲》等五十多部潮剧。

    1977年9月,广东省文联召开省文艺创作会议。其时“四人帮”虽已倒台,但极左遗毒远未肃清。会议最初两天,照例由“文化官”宣读文件,气氛相当沉闷。第三天,省委书记吴南生从北京回来,早上的会议一开场,他即隆重宣布,请一大批作家、艺术家上主席台,坐在第一、二排,原先的“文化官”们则退到后面去。

    顿时,会场掌声雷动,久久不息。

    会前,吴南生经省委同意,向中央打报告,要求恢复“文革”中被迫取消的所有的文艺学术团体。中宣部复电:“由省委考虑决定”。

    吴南生接到批示后,当机立断:平反!

    第二天的大会上,他宣布:给所有文艺作品及文艺团体平反;恢复作家协会、美术家协会等各个协会,恢复广东画院和粤剧院、潮剧院、汉剧院、琼剧院等……

    会场再次沸腾,很多艺术家、老作家泪如泉涌,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晚年的吴南生,又渐渐恢复了一介书生的本色,题诗作画成为最大的消遣,闲时会友品茶。一位采访过他的媒体人介绍,满头银发的吴老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敏锐,平缓的语调掩不住久经历练而成的犀利话锋,举手投足间仍可见当年运筹帷幄的闯将风采。

    吴南生在自己书画展现场。

    路人眼中的吴南生,虽身居高位,但平易近人,没有架子。一次参观作品展,他和一个老头走累了,两人干脆坐到地上。观众来围观,吴南生说:“两个老顽童!”全场哈哈大笑。

    这个老顽童还是著名的书法家和收藏家,而且眼光独到,兴趣广泛。

    1955年,从海南岛回到广东省委工作后,吴南生周末经常到文德路的古玩市场走一走。“那时候,3块5块就可以买一件名人字画。我记得,当时一幅张大千的山水画才15块钱。在北京,我还花10块钱买到董其昌的作品,现在拍到起码100万元以上。”

    “最初只是觉得那些东西丢掉了很可惜,所以我说是捡破烂。”吴南生说,自己介入收藏,没有其他目的,只是因为喜欢。

    退休后,吴南生将自己的收藏精品捐给广东省博物馆、汕头博物馆,还拍卖了一部分古画筹集巨资,帮助广东贫困山区的教育事业,修建希望学校。据不完全统计,他这些年捐赠、义拍的作品,市场估值早破亿元。

    “我已经老了,我要将手头上这些与自己有缘的藏品,在晚年做出最好的‘处理’。我不可能永远占有,也不可能留给我儿子,我不是那种人。”他说。

    年过九旬的吴南生到中山大学分校区,携夫人参观学术展览馆及校园设施环境。现场,他挥毫写下了八个字——“一生有光,永远有光”。

    (综合《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特区人物志》深圳卷,《炎黄春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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