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万莆田弃女寻亲,有人找到亲生三姐妹

发布: 2018-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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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被卖入莆田,她们可能是人口学上的“失踪女性”。数万“阿乐”寻亲,能否找回被遗弃的亲情?

作者 |  陈少远
谷雨特约撰稿人

    刺,在林雪琼心里扎了几十年。

    她记得,邻居家小姑娘笑她,“你没有亲妈”。林雪琼赤着脚,穿着养家哥哥的旧裤子,冻得哆嗦。邻家小姑娘被亲妈紧裹在怀里,爱抚的手势更像是一种炫耀。林雪琼身子筛糠似的发抖,也想有个暖和的怀抱,但童年的那个冬日,只有冰冷刺骨。

    42岁的林雪琼在福建莆田埭头镇长大,从小就知道自己是弃女。不止她,整个莆田有类似身世的女人,数以万计。她知道自己从哪儿来。从懂事起,她就被人叫“阿乐”或“长乐仔”。长乐是另一个福建沿海城市,距离莆田一百多公里,有名的侨乡,乡民自上世纪90年代起成群偷渡出国务工。

    而被乡民遗弃的“阿乐”们,长大了,结婚,生子,如潮水般开始寻亲。2018年春节,林雪琼和其他数千名“阿乐”出现在长乐市区南山公园的寻亲活动现场。她们制作了宣传单,举着纸板,写着身上有块胎记等零碎的线索,等待长乐亲人上前问询。

    像林雪琼一样,她们中多数人的寻亲之路始于少女时期,有人走遍了长乐十八个乡镇的村庄,断断续续找了二三十年,还是找不到回家的路。

    林雪琼在1976年被养父母花了七十五元买下,钱是找邻居借的。莆田人收买“阿乐”的历史,从上世纪60年代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

    弃女的来源除了长乐,还延及福建闽侯、宁德、连江等地,乃至浙江、海南、江西等省,也被莆田人涉足。流入地则从莆田扩展至周边的仙游、泉州等地。后来,莆田人也搞不清楚买的弃女来自哪里,充满蔑视意味的名字“阿乐”,就一直叫了下来。

    据莆田、长乐两地寻亲组织保守估算,“阿乐”的总量可达数万。她们的大规模流入,甚至改变了莆田的人口结构。同时被改变的,还有每一个“阿乐”的命运轨迹。她们多数有消不去的成长创痛。有人自嘲,被莆田人买来当“童养媳”或“丫环”,即使生长在新的时代,也没念过一天书,从小干繁重的农活,婚配不自由,一辈子捱着苦。

    “你是野种,有人生没人养。”林雪琼小时候,周围经常有同龄人这样骂她。即使她后来逃脱了童养媳的命运,嫁了待她好的丈夫,生了孩子,过上富足安稳的生活,当把心头的肉刺挑出来示人时,她还是哭哑了嗓子。

    没找到父母,找到了姐妹

    林雪琼内心这种无以言说的刺痛感,在2018年稍有消减。

    年过不惑,她还没找到心心念念的父母,但阴差阳错找到了两个命运相似的亲姐姐。

    元旦上午,她接到笏石镇翁兰香的电话。翁兰香哭着说,她们竟然真的是亲姐妹,而东庄镇的林美凤是她们亲姐姐。27年前,林雪琼和翁兰香因为长相酷似,先认了干姐妹。

    挂了电话,林雪琼问了丈夫三遍,“她们真的和我是一个妈妈的肚子里爬出来的吗?”被骂了四十年“没有亲妈”,她以为在莆田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只有她儿子。

    翁兰香现年44岁,林美凤45岁,都找了三十多年的父母,没一点音信。

    最大的林美凤是养母从莆田荔城区旧阔口车站买来的。那是1973年,人贩子一下车,养母就迎了上去。三个女婴在编织袋里露出身子,一个脏兮兮的,一个鼻梁塌矮,最小的林美凤被挑中了。她的脐带还没掉,养母看着她笑,人贩子趁机涨了五块钱。那时节,在莆田买一个被弃的女婴需要六七十元。

    第二年,翁兰香重复了姐姐的命运,并且过程更坎坷。几经转手,到养父母手上时,七个月大的翁兰香已经奄奄一息,价格是70块钱。上一家人亏了20块钱,他们买她,原本想养做童养媳,怕养不活,又不要了。

    时间又过了两年后,被莆田的人贩子叫卖的是这一家的另一个弃女。竹扁担一前一后挑着两个女婴,养父抓起林雪琼,从脚看到手,都齐整利落,就养下了,准备以后给一个儿子当媳妇。

    四十多年后,身体内相同的DNA以最坚实的证据,确认了三姐妹的血缘关系。

    2017年底,林美凤和翁兰香见面。早前有朋友告诉翁兰香,在莆田市区一家超市看见一张脸,很像她,“你们可能是姐妹”。翁兰香自小就知道身世,养父母家生了两个男孩,都夭折了,才从上一家手里买了她。林美凤被买则是因为养父母家头胎女儿夭折。

    见面时,翁兰香先留意了林美凤的脖纹。她们莹白的颈上,都有两道像刀划出来的纹路,褶痕深邃。目光扫到脸上,林美凤也有尾端下垂的眉型,大双眼皮,眸子清亮,卧蚕大,有半个指头宽。嘴唇则小巧如樱,不笑的时候,双唇间是一条笔直的线。翁兰香问了她的头发,在人工拉直前也是天生的大波浪。

    “太像了。”翁兰香望着林美凤一个劲傻笑,林美凤也笑。她看到翁兰香的儿子,大喊,“唉哟你的儿子怎么长得那么像我儿子”。

    翁兰香、林雪琼少女时期相见的合影留念。

    27年前,翁兰香和林雪琼第一次相见时,场景也类似。叔叔告诉18岁的翁兰香,隔壁镇有一个小姑娘,长得和她“基本一模一样”。翁兰香从清晨寻到夜里,找到了16岁的林雪琼。她们互相瞅着,确实像,林雪琼葱白的少女脖颈上,也绕着两道脖纹。

    她俩去验了血,都是O型,就认了干姐妹,还去照相馆拍了合照。打打闹闹27年,一起走了过来。

    这两次时隔多年的见面,翁兰香都有一种熟悉又陌生的、说不出的亲切感。她喊来林雪琼一起去验DNA,和林美凤已有的DNA报告一起,发给当地民间寻亲公益平台“寻亲帮帮团”比对。

    验亲结果出来后,翁兰香在电话里哭着喊林美凤姐姐,又感谢她——如果不是她,干妹妹林雪琼也不会转正。

    当天下午,三人到翁兰香的单位集合,拍了合照留念。她们还脱了鞋,拍三人的脚,她们双脚的小拇指,都状如蛇头。

    2018年三姐妹相见时合影留念。

    林美凤抱着妹妹们哭,眼角剪出两道鱼尾纹。她想象三人从小就一起在家里成长,“我给你们扎头发,给你们穿衣服,不会像现在,四十多岁了才认到。”

    翁兰香一遍遍絮叨:“如果我们没有被送走,是不是就有学上?”养父母穷,花大把钱治好了她的病,为了供她上完小学,甚至去卖血。她还想上初中,但家里实在没钱了。

    林雪琼也不敢相信这个现实。长这么大,她一直觉得自己是孤儿。她哭了一个星期,“我连我妈在哪里都不知道。我一个没有妈的人,怎么会有两个亲姐姐?”

    三姐妹的奇遇在莆田不是孤例。“寻亲帮帮团”志愿者透露,他们的DNA库里,目前已收集超过五千份弃女的DNA,结果显示为姐妹或疑似姐妹的超过二十对,其中包括五对同卵双胞胎。除了林美凤三姐妹,还有一份四姐妹的案例。

    没人能说清莆田到底有多少“阿乐”。“寻亲帮帮团”2015年开始组织寻亲,志愿者自身也是寻亲者,来自长乐、莆田、仙游、泉州、浙江温州等地。汇总的寻亲信息显示,“阿乐”们的出生年份从1960年代延续至1990年代,多集中在七八十年代。

    “阿乐”自称“养女”,上户口时与户主的关系也多写着“养女”。2003年,媒体造访莆田灵川县径里小学,发现6年级的60名学生中,有33个女生,其中14个是养女。她们都是作为童养媳被买来或抱养的。

    “阿乐”的户口本上与户主关系多写为“养女”。

    “阿乐”的流入地,集中于莆田的埭头镇、笏石镇、平海镇、北高镇、南日岛等沿海地区或贫困山区。这些贫瘠荒凉之地,在莆田古来被称为“界外”。

    莆田养父母为什么收买或抱养“阿乐”?有人是不能生育,需要养女;有人是婚后不见有孕,买女婴来招弟;还有为了壮大分田到户和分口粮名额的,不少“阿乐”的户籍年龄虚报几岁,以便早成年可以早分地。

    更多的莆田人,是抱“阿乐”来当童养媳。极端情况如一位1981年生的“阿乐”,养家父母生了8个女孩,两个男孩,又买了两个“阿乐”给儿子当老婆。还有的“阿乐”,是被养母买来分担沉重的农务和家务。莆田古有传统,男子读书或外出经商,农村女性是强劳力。

    “鸭子寻娘礼”

    “天无边,海无底,鸭子出生没娘礼。”小时候,这支闽南童谣一响起,林雪琼就哭。她觉得自己就像歌里写的,天地茫茫,不知往哪里找妈妈。

    有一天,倾盆大雨,她和同学困在教室里。同学父母陆续拿着雨伞和斗笠来了。她没等来养父母,一个人冒雨走回家,全身被浇透。她想起歌谣里那只鸭子,它和自己一样,孤零零地漂浮在水面。

    在这样的“落难”时刻,林雪琼尤其渴盼亲生父母。他们在哪儿啊,风雨这么凶猛,她一人扛,心里“空落落的”。她十多岁便外出打工,有次清明节和养母吵了架,不敢回家,躲在集体宿舍里。没钱吃饭,她在垃圾桶里捡剩菜用开水烫了吃。有人问她,怎么不回家过清明啊。莆田重民俗,清明祭祖是顶大的事。

    林雪琼扯了个借口,心里却翻了江,躲在窄小的床板上哭——你们有地方扫墓,有祖先扫墓,可我去哪里找祖先的墓?

    她不敢和养母亲近。养母凶,飞一个眼神过来,林雪琼就什么也不敢做了。长成大姑娘后,她也不敢谈恋爱,因为早被定好配给三哥。后来三哥找了别人做老婆,她才可以找对象。

    像她一样想亲生父母的,还有二姐翁兰香。养父母有点钱,都拿来给体弱的她买药了。她自小干不了重活,相信只有读书才可以改变命运。初中上不了,翁兰香整天哭,养父叹气说,“亲生父母来找你,你就可以去上学了。”

    翁兰香和林雪琼相识后两年,曾结伴回长乐找亲生父母。当年翁兰香随身带着一张纸条,写着一个男人的名字和“长乐市金峰镇”六个字。转手的人说,纸条是人贩子给的,一直跟着她,那名字可能是她生父的。

    她们找到金峰镇派出所,查出了两个同名的人,一个七十多岁,一个还是孩童,都不可能是她们生父。她们又挨村去问,凑上脸让乡亲认,一无所获。

    她们回莆田问村里卖翁兰香的人贩。她摆摆手,经手卖了近三十年的孩子,太多了,哪记得哪个从哪来?有孩子到她手上,亲生父母留了条子,养父母不要,她就扔到一边。

    纸条的线索断了,翁兰香想,那嫁人就嫁到长乐吧。但长乐658平方公里,嫁去哪个镇?翁兰香叹着气,“找不到爸爸妈妈,我回哪儿去啊,回哪儿去啊?”

    大姐林美凤则拙于表达,只会用“想的苦啊”来形容思亲之情。年幼时,村里有“阿乐”被亲生父母找到,欢喜地团圆,她就躲起来哭,“为什么别人都可以认到亲,我就认不到”。2007年,丈夫陪她去长乐的电视上登了半个月寻亲广告,还在《福建日报》上发布寻亲消息,都没有一星半点收获。

    她被抱回家时,身上也有一张纸条。怕她长大跑了,养父当时就撕了。家里有一口装衣服的箱子,养父母不在时,幼小的林美凤就钻进去,想摸出一点自己从哪儿来的线索。她默默找,长到了出嫁的年纪,养父陪她做仪礼。“我在心里向亲生父母喊:女儿都要出嫁了,你们到底在哪儿?”她说。

    像三姐妹一样长大后去长乐寻过亲的“阿乐”不在少数。有人走遍了十八个乡镇,得到的回答是,“这里送走的女婴太多了,不好找啊,也可能你们的爸妈移民走了。”长乐人出国打工,拿了绿卡,会把家人都办出去。

    长乐人说福州话,和莆田人说的莆仙话迥异。有的“阿乐”一天书都没读过,不知道该往哪里找,只好又回到莆田。直到近几年,DNA检测兴起,微信也流行起来,“阿乐”们一个接一个加入“寻亲帮帮团”的DNA库,规模越滚越大。

    找到了亲生姐妹,三姐妹心中一度熄灭的寻亲之火又被点燃。2018年春节,她们一起回到长乐。寻亲者估算,这个如今人口超过71万的沿海城市,三十年间遗弃的女婴,逾两万。

    春节期间长乐南山公园寻亲活动现场。

    在寻亲现场,林雪琼看到了密密匝匝的人群,不少当年将女儿遗弃的父母也挤在里面。一位白发老人胸前挂着一块牌子,写着“我的孩子你在哪里”。林雪琼心里一阵失落,她又想起了那只孤零零的鸭子,“为什么人家父母七八十岁,还在找孩子。我们的妈妈,你在哪里?”

    “我长这么大,没有体会过被亲妈抱着的感觉。”林雪琼还在意着那根刺。她想像邻居小姑娘那样,被亲妈紧裹着抱一次,“还有那种温和的眼光,温柔的语气,都是母爱”。

    翁兰香接过话头,想象父母在看着她们,“希望你们出来,看看我们,我们现在过得很好”。

    哭腔转高了声调,她又重复了一遍,“你们也出来看看(我们)吧,毕竟女儿们不容易”。

    不愿寻亲的“阿乐”

    这些弃女,多数“活得不容易”。33岁的曹小芹,经历尤为坎坷。她现在是一个足岁男孩的母亲,和前夫还有一个10岁大的儿子。

    找亲妈的念头,在曹小芹15岁自杀时闪现过。她想,如果生母心狠一点,一出生就把她掐死,她也就不会过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

    养母讲过曹小芹是怎么来莆田的:1985年,养母跟着人贩去了长乐海边一个村庄,用200元换回了脐带还没掉的曹小芹。从小,曹小芹就被告知,她是养母和生母用钱交易的,不能回去认亲。

    曹小芹也知道自己是被养母当作干活工具买回来的。8岁起,她就挑着竹桶下田拔草、收花生。15岁时,肩上换成了沉重的粪水,几亩田里的地瓜、花生都靠她忙活。她还下海挖海蛎,捡海蛤,卖了钱交给养母。

    5岁养父自杀后,她的苦日子就开始了。她没读过一天书,在家只能吃四个哥哥的剩饭,如果养母不高兴,剩饭喂了鸭子也没她的份。养母一生气就打她。她的脑袋挨过一记火钳,留下一道凹陷的坑。

    她的双腿常被带刺的荆条抽打,要脱了裤子打,打完养母还喊邻居来看。打得更惨时,养母半夜抓着她的头往水里浸,或者挖一个土坑,扔她进去,扬土埋上。

    “他们根本不是把我抱回来当人看的。”曹小芹无时不刻不在被提醒:你不是我们家的一员,你是别人生的,你和我们没有血缘关系。舅妈和她的孩子们喊她“别人的杂种”“狗杂种”,四个哥哥最小的大她七八岁,偷了钱,赖给她,她又被一顿打。

    她有过去找亲生父母的机会。十几岁时,奶奶见她被养母暴打得厉害,悄悄让她去找村里的人贩,跟着去长乐找亲生父母。她不肯,她咬着牙恨他们,“他们即便把我杀了,我也不会过得这么苦”。

    村人看得不忍心,劝她养母,如果不喜欢这个孩子,把她送给其他人养吧。还有其他村的人听说了,走老远的路来,想讨了她去养。曹小芹也盼着有人能领走她,养母就是不肯放。

    被打得狠时,曹小芹会逃。她逃到太奶奶的坟头,睡在湿冷的草地上。太奶奶是养家除了养父外唯一对她好的。她也钻过村里人的茅草棚,在垃圾堆里翻拣吃的。好心的村人告诉她,要跑就跑远一些。但不管她跑得多远,养母总会抓到她。

    “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来的,我从小就像乞丐一样。”曹小芹在恸哭中说起过往。她也恨,因为自己是女的,就承受了这样的命运。奶奶告诉她,生母在她之前还生了一个女孩,为了生弟弟才送走了她。

    曹小芹背影。

    自杀时这种无能为力的恨最强烈。她削了铁条,割左手腕,一寸一寸割,血红的肉翻了出来,就是割不到肉筋,她痛得龇牙,不敢再割了,又想起养父是喝农药死的。

    她喝了两勺农药,肚里绞痛,身体不能动弹,躺着等待死去,白沫一点点从口角流出。这时外屋有声音传来,邻居家来人说钱找到了。

    她为什么自杀?她在田里干活时,田边的屋子里独自住着一个家人不想赡养的老奶奶。老人看着可怜,曹小芹帮她洗衣服、倒马桶。一天老人打开抽屉,昏了眼,把钱看成了纸,嚷着曹小芹偷了她300块钱。养母让她跪地,烧了油纸逼问她。热油烫穿了裤子,滴到肉上火辣辣的刺疼。“不认也是死,认了也是死。”曹小芹认了,回到房间想结束生命。

    她听着动静,养母在外屋笑了,说“找到了就好”。她又听见养母推开她的屋门,掀起蚊帐。她转动眼珠,对上了养母的视线。养母面无表情,转身走了。她觉得养母看到了她口角的白沫。她心凉了,她想养母是在任她去死。

    但第二天早上,她还是醒了过来,爬起来吐光了胃里的东西,清洗吐过的被单。冷水冲着她割过的手腕,曹小芹想,既然老天不让我死,我就要活下去。

    这一口气撑着她捱过了接连的不幸。22岁时,养母收了三万元彩礼,把她嫁了。婚后没几天,丈夫知道她是弃女,瞧不起她,开始打她。生了孩子,她又被赶出门打工,挣钱供孩子全部的花销,迎接她的还是暴虐和欺侮。孩子7岁时,她被彻底赶出了门。

    尽管在漫长的日子里如浮萍般飘荡,她还是咬牙没想过去寻亲。直到第二任丈夫出现。他是工友介绍的,离过婚,人敦厚朴实,待她温和。他带曹小芹去验DNA加入寻亲队伍,鼓励她——你知道自己是谁生的就可以了。

    曹小芹长在莆田忠门镇。该镇以垄断全国九成木材贩运网络闻名。财富涌回小镇,别墅建起来了,娶亲的彩礼高的都涨到了100万元,长在这里的“阿乐”也过上了好日子。

    不少人还是不愿寻亲。她们就像还没尝过幸福滋味时的曹小芹,恨着小时候养母的刁难和周遭人的冷漠。

    负责在忠门镇一带发动“阿乐”寻亲的志愿者劝她们,“放下怨恨吧,亲生父母可能在找你们”。她们不理,“既然父母生了都不要,认他们干嘛?”

    她们中间流传着一个寻到亲的姐妹的身世。她是80后,生父是长乐某乡镇的村支书。某天生父回家,女婴变了男婴。是生母和外婆商量,用她加一个金戒指,换回一个男孩。不料男孩是傻的,长大了要关着不让乱跑,媳妇是花了很多钱从外地讨来的。而这个“阿乐”被转手卖到莆田,当了童养媳。

    “母亲”和母亲的和解

    有些“阿乐”寻亲,是想寻到根,寻到一个能走动的娘家,尤其是嫁给养家哥哥的童养媳,她们生在养家,嫁在养家,没有其他的社会关系支持。不少“阿乐”是自己当了母亲后,才想找母亲的。

    比如1985年生的红梅,养父母对她很好。但9岁那年得知自己的身世后,困惑就一直缠着她:亲生父母为什么要抛弃自己?

    她想寻亲,养父不肯。怕伤他的心,红梅便作罢。2009年,她生二女儿,在产房里大出血。躺在产床上,她逐渐感觉不到下半身撕裂的创口,手和脚也没了知觉。力气快耗尽时,一个念头冒了出来——如果能活着,就去认亲生父母。

    红梅活了下来。女儿没满月,丈夫陪她开始寻亲,如今找了快十年。

    红梅的背影。

    36岁的蔡淑萍也是生了第二个女儿后才想找妈妈。女儿刚落地,养母劝她,送走吧,好再生一个男孩。蔡淑萍不肯,抱着女儿哭,眼泪收不住,她想起了自己的生母。

    二女儿被留下来了,蔡淑萍开始寻亲。她尝试理解生母,把女儿送出去时,“她也一样心绞着疼吧?”“阿乐”们说,年纪长了,经历了生娃的痛,养娃的苦,她们才体谅了生父母的难处。

    生了第二个孩子后,曹小芹也开始想,也许亲生父母真的有什么苦衷。她又猜,不知道后来他们生了几个,才生到了男孩?

    曹小芹想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个答案:为什么当时会把她送出去?不管亲生父母是富是穷,知道自己的根在哪儿就可以了,她不打算把遭遇的苦难告诉他们。

    过了三十岁,曹小芹才第一次知道被家人牵挂是什么感觉。这个在打工后才学会讲普通话和写字的女人,用自己的语言描述什么是家——

    “我以前感觉不到家。认识了这个老公,我才知道家是什么样子的。家的温暖就是,我今天出去,会想念我有一个家在这里,我要回家。我今天跟朋友出去吃饭,别人问晚上住在这里吗,我说不行,我要回家。

    我家在黄石镇,我想着我要回家了,就会觉得很幸福。我现在是黄石人,这边好多人都喜欢我,我走下公交车,他们都说,你回来了。我要坐车出去,他们问,你要去哪里呢?

    有的时候坐车,我就想,这个公交车是开往黄石的,我家现在是黄石的了。”

    新家庭的美满,甚至消解了曹小芹对养母的恨意。养父是和养母置气喝农药自杀的,她现在想,养父死了,养母一个人养孩子不容易,才拿她撒气。

    更多不愿意和解的“阿乐”,则还扎在过往的苦痛里挣脱不了。一个“阿乐”分析,因为过得太苦了,她们才武装起了自己,“其实她们都是刀子嘴豆腐心,得理不饶人,但每个人的心都像豆腐一样软”。

    “寻亲帮帮团”的志愿者担心,等怨忿的“阿乐”解开心结,想要寻亲了,父母可能已经不在了。有一个“阿乐”寻到亲时,双亲已经都去世了,她瘫坐在坟前捶地大哭的画面,让很多姐妹都抹起了眼泪。

    “寻亲帮帮团”把一个拄着拐杖佝偻的身子的母亲的背影印在了宣传海报上,旁边配文——

    她老了,却没有任何有关我们的记忆,所以我们不能再怨。

    她老了,禁不起等待,所以我们要加入寻亲。

    她老了,盼着我们回家,希望在有生之年能见到我们。

    让我们一起因爱回家。

    弃女往事

    长大的“阿乐”陆陆续续找回长乐。长乐人告诉了她们弃女的源头。

    送走“阿乐”的多是母亲。为什么要送走女儿?长乐的渔镇梅花镇的林美芬提起了一张渔网。她生四女儿是在1972年鼠年的十月初二,上午她还在补渔网,羊水破了,流了一地。她爬到床上,晚上四女儿就出来了。

    次日早上天光,林美芬托母亲喊来村里的“媒婆”白秋芳。白秋芳早年由莆田嫁来长乐,长年在镇上抱穷人家养不了的女儿,她告诉镇上的人,莆田有人要女孩。

    当时,林美芬的大女儿9岁,二女儿5岁,三女儿3岁,小的满地在爬,大的帮忙带小的。林美芬怀着四女儿补渔网,手脚肿胀,割渔网线的铁刀石悬在胸口,坠得脖子酸疼。第四个还不是男孩,产床上的林美芬咬牙做了决定。送就要趁早,养在身边日头多了,就舍不得了。

    晚上丈夫讨海回来,奇怪怎么听不到新生儿的哭声。她道了实情,丈夫想骂,看看三个女儿,又止住了。林美芬安慰他,把四女儿送去莆田,那里有地瓜和花生吃。

    她知道女儿是被送去莆田干活、当童养媳的,这样命也比跟着她吃不饱好。她母亲那一辈,生多了女孩的,有拿枕头闷死的,有放水里浸死的,“女孩命贱”。

    白秋芳给了林美芬25块钱,让她买吃的补身体。她前脚刚走,后脚就有邻居找上门来,想借15块走。林美芬说着红了眼眶,“就是穷啊,才把女儿送走,他竟然还找我借钱”。

    白秋芳给过林美芬四女儿养家的地址。她把那张纸夹在一本书里,十几年后去翻,却找不见了。她也就算了。

    林美芬如今七十多岁了,还在织渔网补贴家用。她想四女儿如果现在过得好,也不想认她的。会想女儿吗?她织网的手没停,声音却在颤抖——“怎么不想?!”丈夫更挂念女儿。他们的第六个女儿13岁时夭折了,丈夫老了腿脚不便,每年还吵着去给她扫墓,“爬也要爬去的”。

    长乐潭头镇的陈依莉1990年送走了第二胎女儿。1992年,她躲到邻近的金峰镇想生第三胎,买菜时被抓计划生育的人发现,带到长乐市人民医院。她借口上厕所,但没能逃脱,被拖进手术室打了引产针。她没来得及看是男是女,孩子就被一块布包着拿走了。

    1994年,她又生了一个女儿,家人喊了潭头镇专门抱孩子去莆田的女人来。她留下50元钱,让陈依莉买太平面(福州地区妇女坐月子食品)吃。

    长乐农村当时的政策规定,若第一胎是女孩,隔四年可以再生一胎。陈依莉生了一胎又一胎,还是生不出男孩。丈夫坚持要男孩,他本来已经搭好了去美国打工的门路,为了等儿子出生,迟迟不动身。

    在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龙港镇,为了生男孩,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弃女行为常常发生。1986年,赵章南的二女儿出生。他在单位工作,想生个男孩,把二女儿送了人养。过了几年,他想找女儿,才发现中间人说了谎,二女儿丢了,消失在一张他看不见的人口买卖网络里。

    龙港已经有几对父母验了DNA,放入“寻亲帮帮团”DNA库,对上了莆田的“阿乐”。赵章南想,自己女儿可能也被送去了莆田。当时龙港往北没有大道,只有一条敞阔的路一直往南,通往福建。

    “寻亲帮帮团”目前已采集数千个寻亲父母的DNA信息,来源以长乐为主,还涉及闽侯、连江、宁德等福建其他地区和浙江温州的上百个家庭,以及海南、江西等省份的若干家庭。

    寻亲志愿者到长乐周边地区发放传单。

    不少父母寻找的不止一个弃女。长乐有寻亲者要在莆田寻找1989年后出生的三个妹妹,她的母亲为了生男孩,一连生了九个女儿。有一个男志愿者,想在莆田找三个“阿乐”,分别是自己的姐姐、老婆的妹妹,还有丈母娘的妹妹。

    没有失踪的女性

    “阿乐”用莆仙话怎么发音?“啊咯”——“阿乐”张开嘴,“啊”发音短促,去声,“乐”音“咯”,是入声。多数还在苦觅父母的“阿乐”,并不想多提起这个带着屈辱成长记忆的外号。

    和养母争执要不要送走二女儿时,蔡淑萍正奶着女儿,她对着养母哭,“我自己都是被你养大的,我不想让我的女儿遭受和我一样的生活”。

    养母反问她,“难道我养你长大,你有受过一点委屈吗?”蔡淑萍是“阿乐”中的幸运儿,她是在养父母的宠爱中长大的。

    蔡淑萍大哭,她在养家是没受过一点委屈,但她身上从来都洗不掉“长乐仔”的“污点”。

    “阿乐”像扣在颈上的“一顶帽子”,让她们抬不起头来。红梅记得,村里同龄的孩子追着她们喊“阿乐”,编了歌唱她们“长乐仔,没人要”。上学时,也多是“阿乐”一起玩。如果“阿乐”机灵,学习好,还会被骂“婊子仔”,如果漂亮又聪明,“就被说是婊子生的”。

    到了婚嫁的年龄,不当童养媳的“阿乐”去相亲也受歧视,不管她们多好看多优秀,就是有人低看她们。

    有“阿乐”将这种自卑形容为一种像被扼住脖子的“憋屈”。养父母的眼神让她们从小敢怒不敢言,“那眼神就像在说,我能捡你一条命回来,你就应该感恩戴德,就要不惜一切代价报答我们”。

    这样的苦扎着心时,“阿乐”们只能互相安慰,能活下来,没被掐死被溺死,算好的了。她们还自嘲,至少还能被卖,证明自己还是有点用处的。扎在她们心头的刺,随着人生经历的起伏和丰富,也以各自的方式被缓缓拔出。

    “阿乐”的生母一辈人,多有穷人家的女婴被溺死的记忆。在人口学上,因为性别偏好而消失的女性被称为“失踪女性”。

    不忍弃溺女婴的外地人发现莆田可以接收女婴后,把孩子托给莆田人,是一条活路。

    莆田就像一个从周边地区吸收弃女的洼地。源源不断的没有失踪的外来女孩,改变了莆田的人口结构。

    莆田市1983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数字显示,1982年,莆田0岁儿童性别比(取女孩数为100计算)为94.10,但当地1981年人口自然变动的出生性别比为107.38,两者相去甚远,而长乐的人口性别比最高,达110.9。国际学界认为,出生性别比的正常值在102-107区间,通常男性要比女性要多一些。

    而莆田1982年1-22岁的人口数据均为女多男少。根据多位人口学专家的专业算法,若以莆田1981年的自然出生性别比和第三次人口普查中的分年龄性别人口数估算,在1982年,莆田0-22岁人口中与异常性别比可能相关的女性总数近三万五千名。

    若以学界研究中通用的106的性别比做估算,这一数值也超过三万。而1982年后,还源源不断有弃女流入莆田。这一数字,与寻亲组织估算的弃女规模“数万”基本一致,他们的结论是基于样本村庄的“阿乐”数量。

    莆田第三次人口普查人口结构图。

    有“阿乐”从长乐人那里听到了溺婴的旧俗,回到莆田,劝弃女们不要怨自己的命,至少她们还活着。

    有一位少女“阿乐”得了绝症,逝前养父母帮她找到了生父母。她攒下一块质地上好的布,送给生母做衣服。生母哭着问她,“你怨我们吗?”她说不怨,“我知道你们不容易”。

    现在的幸福让曹小芹感觉像劫后余生。没嫁人时,她常想着这样的场景:夫妻俩带孩子出去玩,一家人牵着手,恩恩爱爱。

    嫁给前夫不久,她就知道这个梦破了。日子最难过时,曹小芹曾经带了一瓶敌敌畏,去找大儿子,想和他一起死。她问大儿子,你长大了想做什么?他回答,想做一个有用的人,赚很多钱给妈妈花。她下不了手。

    林雪琼一直记得,养父告诉她,抱她回家时,她只剩了一口气。养父把她抱到灶坑门口,温火一点点烤,身子终于暖和了过来。到了下半夜,她又快断气了。养父烧了三束香,跪在大门口,求老天爷保佑,说如果她能养活到16岁,就买一只小羊羔感谢神。

    林雪琼16岁时,养父真的买了一只小羊羔,还没祭拜,那只羊死了,养父又买了一只。他还是怕老天爷会把林雪琼收走。

    “我们都活着,我们没有被闷死,感谢亲生父母。”林美凤听了两个妹妹的遭遇后,语气中带着庆幸。她想象在对着生父母说:“你们要是也好好活着,我们一家人好好团聚。”

    • 1文中曹小芹、林美芬、白秋芳、陈依莉为化名,黄石镇为化名。本报道由腾讯谷雨计划支持,腾讯公益、腾讯新闻出品,授权腾讯独家刊发。
    • 2撰文 / 陈少远(谷雨特约撰稿人) 插画 / 李茵豆 音频 / 车怡岑 编辑 / 秦旭东 视觉设计 / 张家馨 视觉监制 / 于涛 运营编辑 / 张琳悦 校对 / 阿犁 运营统筹 / 迦沐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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