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童年这一秋

发布: 2018-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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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单田芳师胜杰臧天朔李咏5人告别,他们身后,家人余悲如斯,世人欢声如昨。

作者 |  崔一凡

    这个秋天,我们失去了许多童年记忆中的人物。这是一个社会情绪迅速重组,人与人的情感微妙波动的秋天。我们清楚地记起了他们,记起我们的童年。

    金庸、单田芳、师胜杰、臧天朔、李咏,他们在这个秋天告别了。

    我们小时候一直觉得,在这个时代,会发生非常豪华、非常庄严的事件,世界似乎会一直这样持续下去。我们对一切都充满希望。而那时的生活,有一部分是由这些名字组成的。

    那是一些模糊不清的印象:我们还记得在一个午夜关于金庸的朦胧谈话,为一个名字争论不休。我们充满孩子气,拿着木头削成的剑在月光之下走来走去。在小书店里,只需要5角钱就可以享受一个安闲的下午。书被摸得滚烫,每一章的开头都插着精致的版画。

    那是一种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死去的书。我清楚地记得,我们争抢一本书而大打出手,把它撕成两半。它们晒在书架里,或者由于阅读,或者由于长久的日晒而发黄,泛着火辣的味道。

    我清楚地记得在客厅中坐着的大人和孩子。房间里呛人的烟雾,大的茶缸,上面写着“为人民服务”。还有炭火。电视里港台的明星,扮演萧峰的黄日华、演令狐冲的吕颂贤。一套《神雕侠侣》的明信片,上面印着古天乐和李若彤的照片。

    电视的喇叭里是一些字正腔圆的主播。结果是,我们记住了李咏。他的发型是一种罕见的卷发。在此之前,我们见识过大背头、方寸,或者梳得长长的女孩的辫子。在春节晚会上,我们时常看到李咏保持着这样的卷发,以至于我们认为,这个发型是他的专利。

    那个时代,还有另一项专利。在出租车上,在一个微型的收音机里,听一个说《童林传》的沙哑的嗓音。一整个时代,这个独特的声音几乎就是评书的代名词。我们还会听到老派的相声演员的声音。他们长得喜庆,表情生动,幽默也保持着克制和含蓄。或者在KTV里,喝高的人刻意压低嗓子高喊《朋友》,每个人的心头都被激起振奋的情绪。

    那是一个火热的年代,那时的印象是不同年代的叠加,人们脸上的喜悦与茫然如此真实,语言和行止如此简单。而在这个秋天,我们失去了许多童年的人物。这是一个社会情绪迅速重组,人与人的情感微妙波动的秋天。我们清楚地记起了他们,记起我们的童年。

    那个时候非比寻常,就像今天一样非比寻常。

    李咏:从平行世界“撤离”

    李咏是个努力逗人笑的人。在他之前,很少见到这样的主持人,也不曾在中国最严肃的电视屏幕上见到如此不正经的节目。摄像机是摇晃的,李咏穿着修身的小西服,挂着花边,一头长发烫着卷,咧着嘴从后台走出来,和每一个能接触到的观众握手、击掌,走到摄像机前,一张脸占了大半个屏幕。就像上世纪八十年代,人们第一次听崔健唱《一无所有》,他们同样在这个节目里感受到了四个字,“不守规矩”。

    在平行世界里,人们担心出错,发条拧得紧紧的。但李咏不一样。他似乎处在另一个世界,站在台上,这里走走那里溜溜,手里扣着答题卡左摇右晃,一双腿像垮了劲儿的弹簧,随时都要倒下去。不过当他向前挥拳,“幸运52”,所有人的情绪都被调动起来,大家才意识到,原来央视主持人也能这样吊儿郎当。

    刚刚从1998年金融危机中劫后余生的人们,渴望幸运降临,就像今天的年轻人拜锦鲤。他们等来了《幸运52》,欢声笑语中,李咏成了幸运的化身,拿着赞助商的钱给人送冰箱电视洗衣机。起初,没人觉得这节目能火起来,在冷门时段播出,实在不行替换掉,也不会有人发现。然而仅仅两个月,《幸运52》就拿到了全国最高收视率。

    人们需要快乐,就像今天一样。

    在李咏的价值观里,娱乐的目的只是为了娱乐,声情并茂不如蹲下来讲个笑话。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世俗生活的重建,是自由的拓展。那些等待跨越千年的观众,和当时的社会一样,希望从内心开始松绑。

    在他德艺双馨的同事们屡屡登上媒体文化版时,同样声名正隆的李咏,很多时候却去了娱乐版。不过,在李咏眼里,“说到底,电视是个消遣。”就像超市货架上摆的物件。“作为商业时代的消费品之一,我不提供沉重的价值观,也不想和谁一争高下。”

    但快乐来得并不简单。平行世界里,事情是有高低的。在他如日中天之时,美国人尼尔·波兹曼的著作《娱乐至死》开始被中国学者屡屡提及。人们期待和享受着娱乐带来的开心和刺激,又时时对娱乐保持警惕。

    他最后一次出现是在2018年8月13日,首都机场。北京正值最热的季节,他一身长袖长裤,戴着宽边帽,脸色苍白。那时,李咏深陷移民传闻,舆论给他贴的标签是,“捞完就走”。正像他遭遇过的所有争议一样,这个脸上永远挂着不正经笑容的主持人,依旧保持沉默。直到10月29日,他妻子哈文的一条微博让真相大白。人们惊讶地发现,那个一度穿梭于平行世界的李咏,悄然带着属于一个时代的快乐,彻底“撤离”。

    “永失我爱。”哈文写道。而他身后,家人余悲如斯,世人欢声如昨。

    臧天朔:朋友的江湖,江湖的朋友

    那时所有的卡拉OK练歌房里都会传出刻意压低的嗓音,“朋友啊,朋友,你可曾想起了我”,啤酒瓶散落一桌,大人们搂着肩膀互诉衷肠,仿佛要在跌宕起伏的生活中寻找依靠。

    那是那个时间特有的质感。1995年,一个长相凶悍的北京爷们儿发布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臧天朔——我这十年》。封面里的臧天朔身形魁梧,穿一件黑色马甲,剃着圆寸,眉头紧锁。

    这张专辑当年卖出15万张。主打歌《朋友》连续八周在北京音乐台、北京广播电视报、中央电视台“东西南北中”排行榜上占据第一。

    臧天朔人称“臧爷”,他给人的印象仗义豪迈。朋友到他的酒吧就像回自己家,喝酒必须喝最贵的,臧爷免单;有朋友开口帮忙,有求必应。有一次借出去一百多万,没打欠条,后来那人生意失败,钱也没着落了。

    臧天朔去世后,马未都在悼文中写,“朋友的江湖或者江湖的朋友是件说不清楚的事情。天朔一直认为江湖是他的生活,只有大小之分,无法摆脱。”他因江湖义气聚拢了一帮过命兄弟,也因江湖纠葛深陷囹圄。

    2003年,臧天朔与酒吧合伙人发生利益纠纷,因此在廊坊火车站发生一场大械斗,一名保安经理丧生。2008年8月28日,臧天朔在出发去汶川慰问演出前被捕,有期徒刑6年。《每日人物》报道,服刑期间,监狱教育科的警官对他说,“你心里也知道,进来以后有多少人能来看你,和你在外面的朋友肯定成不了比例。”臧天朔默默点点头。

    出狱后,他在北戴河办了一场个人演唱会,取名“面向大海”。他再次唱起那首《朋友》。“朋友啊朋友,你可曾记起了我,如果你有新的彼岸,请你离开我”。小时候听到这句一知半解,很多年后,唱这首歌的人离开了,歌词却要我们在生活中逐渐领悟。

    师胜杰:要记住,可信才可乐

    师胜杰是相声圈里著名的“好人”。当年郭德纲自立门户,同行得罪个遍。老搭档姜昆批评郭德纲“三俗”,登不了大雅之堂,师胜杰却多次在公开场合力挺郭德纲和德云社。师胜杰去世后,郭德纲发微博悼念,“平生壮志三更梦,万里西风一雁哀。叔千古。”

    这绝对是个熟面孔,春晚前后上过四次,还是当年央视《曲苑杂坛》的常客。师胜杰师承侯宝林,和姜昆、侯耀文、赵保乐等多位名家合作,在那个春晚还好笑的年代里,抖过不少有趣的包袱。

    他7岁能登台,说《捉放曹》,8岁便拜相声名家朱相臣为师。后来改拜侯宝林,还有一段故事。1984年,师胜杰在全国相声新作演出评比中,拿下创作表演双一等奖。侯宝林是那次比赛的艺术顾问,下场后便要请高英培吃烧鸡,高英培问什么事,“吃完了烧鸡再说。”后来表明来意。原来是叫高英培做说客,让师胜杰改投自己门下。在这之前,侯宝林已经三十年没收过徒弟。

    三个月前,在一档节目中,师胜杰写下一行字:“相声艺术是我毕生追求。”他跟观众说:“我把我的舞台计划到了80岁。”那时他刚从重病中痊愈,重返舞台。9月28日,师胜杰因病去世,享年66岁,在这之前,他说了59年相声。

    单田芳:咱们上回书说道

    听单田芳的评书,不用在意哪里开头哪里收尾。无论何时何地,打开收音机,“啪”一声,止语一拍,故事顺流而下,秦叔宝、尉迟恭、程咬金等一干英雄好汉便跃然而出。

    他每天四点钟起床,点上一支烟,沏壶茶,备课,要讲的故事再琢磨一遍。十点之前,便录完三段书,下午再做明天的功课。如此日复一日,说了109部,加起来一万多集。在这之前,他在茶馆里说,四处奔走养家糊口,沈阳、营口、鞍山,台下喝茶的主顾不同,故事也讲得越发老练。

    常言道“凡有井水处,皆听单田芳”。在收音机还是各家各户重要的娱乐终端时,单田芳沙哑的嗓音极具辨识度。收音机摆在一旁,该拉的家常少不了,但听到要紧处,便都默不作声。

    像所有老手艺一样,评书也面临危机。单田芳去世后,能说评书的不足十人,能说长书的更是屈指可数。城市里不能再随便支起个摊子说书卖艺,传统的师徒传承模式被打破了。

    9月11日,单田芳故去,一个时代的回响只能在遥远的记忆中回味。

    金庸:今番良唔,豪兴不浅

    金庸最宝贵的还是想象力。有人评价他整合了汉语资源,给华人提供了一个幻想中的共同家园。但在金庸心中,报纸始终居首位。他一早就坦承,写武侠小说是为报纸服务的,“办报是真正拼了性命来办的,写小说是玩玩”。

    没有金庸的这一夜,香港维多利亚港的灯光仍然闪烁,一些地方陷入沉寂。在中环散步,高耸的大厦之间,旧日的痕迹已被现代化摩肩接踵的高楼抹去。很难想象,这里曾经聚集着大批论战的报馆。那是一个年代活跃的中心,在物质相对匮乏的现实里,时时散发出理想的气息。

    金庸刚刚来到香港的日子,他的理想是当一个外交官,为国奔走。大半个世纪后,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老先生还关注着时局。

    一个香港作家上周去医院看金庸,在床边用上海话向他讲述世界时局。“他的眼睛发亮,抓着我的手。我告诉他今天几月几号,中国和美国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全神贯注地听着,像一个纯真的小孩。”

    人到晚年,他更喜欢做学问。他说记者、政治家、作家这些身份都没有真正的快乐。“我花那么多时间写小说娱乐别人,自己却没什么好处的,办报纸给人家看,自己没什么好处的,而做学问是自己得益的,可以有快乐的。”

    有记者问他:“你相信一百年以后还有人读你的小说吗?”

    他答:“我希望有。”

    “你有没有想过 ‘不朽’的问题?”

    他说:“创作没有人生这样好,人生可以不朽,创作故事很难不朽。”

    (施展萍、袁琳、李华良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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