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波:缺席的人

发布: 2018-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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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席地而坐》获最佳改编剧本、最佳剧情长片两项大奖。

作者 |  陈楚汉 莫南
谷雨撰稿人

    山东传媒职业学院,教学楼墙上的大象。胡波在这里呆了4个月后退学。

    我们为什么怀念胡波?一年过去了,胡波的电影开始为人所知,他的名字被拿来用作各种醒世恒言。我们怀念他并非是因为他和影视圈令人瞩目的冲突,也并非那些私人恩怨,而是我们清晰地知道他跟我们是如此不同——尽管在每个人内心都可能从未相信过这种理想主义。但我们仍然被这样的人所吸引——尤其是他身边的人,这种影响直到今天仍在持续。胡波曾多次对人说:拍电影就是屈辱,就是穷,就是忍受。至今,也没人知道他为什么自杀,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胡波并非死于贫穷。

    导演阿巴斯说:“有的人用缺席影响世界。”胡波正是如此。

    他的电影《大象席地而坐》(以下简称“《大象》”)在俄罗斯、波兰、法国、葡萄牙获奖,在欧美发行;在刚刚结束的颁奖典礼上,获6项提名的《大象》最终夺得最佳改编剧本、最佳剧情长篇2项大奖。

    今年西宁电影节上,导演贝拉·塔尔发文悼念:“他总是那么忙,也许他知道时日不多,他的生命是一根两头同时点燃的蜡烛。”

    在FIRST电影节的首映现场,谈到胡波,《大象》男演员章宇背身而泣,他说:“大象是胡波这样被没收了工具的人,开垦世界的方式。”

    2018年11月17日晚,《大象》主演彭昱畅(左)和章宇(右)在金马奖典礼现场 图片 | SAM YEH (视觉中国)

    第一次试镜,胡波就对章宇说——他后来因为出演《我不是药神》里的黄毛为人所知:我不为钱、不为电影节拍电影。章宇不信,心想:“很多人说那话的时候可能是真诚的,他只是没有那么了解自己的欲望。”胡波又说:“我想要的一个表演,是之前所有中国电影里面都没有的。我要拍的,不是以往所有类型的中国电影。”他的语气平淡、笃定。这种话章宇听得多了,他看了胡波一会,说:好啊。

    胡波身高1米89,说话带有山东人的粗声粗气。与人交流时,胡波极其专注,不玩手机,盯着对方的眼睛。他话不多,语气平淡,但带有一种内在的不可修改。

    之后,胡波用行动履行他的诺言。胡波逝世一年后,章宇说:“他起码让我知道了,哦,这世界上真的有这么纯的人。反观我自己,我只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俗人。”

    牛肉版面与电影学院

    即使在北京电影学院(以下简称“北电”)这座以特立独行闻名的艺术殿堂里,胡波也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

    入学前,胡波的事迹就在电影学院流传:他从家乡山东一路逃票到大兴安岭,就为了看一眼叶子上的霜降。入学后,胡波的传闻就更多了:有人说他和合作的所有制片人、录音师都闹翻了,还有人说他头发乱七八糟,就穿大棉拖和拉链帽衫,并且一年四季不换衣服。

    外人看来的离奇,在北电只算是常态。毕业答辩时,出现过两位导师争执不下的场景:一个人说这个学生的论文我看不懂,所以不能让他过;另一个说我看不懂,所以我让他过。2010年,导演系录取了13个本科生,他们都回答了“以下有色金属中哪一种原子数最多”“5元人民币背后是什么图案”这种问题。胡波也在其中。

    但这时还没人知道,为了考上北电,胡波需要跨越的障碍。

    2004年,胡波中考落榜,去了一学期学费4500元、交钱就能上的齐鲁私立学校。 他在小说《大裂》这样描述自己的学校:“我的高中是J市最差的高中,入学当天的军训卧谈会,大家谈的是城郊嫖娼的经验。我的初中也是J市最差的初中,军训当天的卧谈会,大家谈的是哪一天能开始去城郊嫖娼。”这并非编造。胡波的高中同学王凯说,畅谈嫖娼经验的两个同学,后来都因打架被开除了。

    决定考北电前,胡波没有把学业放在心上。即使父母为了他上学、专门搬到了学校对面的小区,他仍天天迟到。他不爱洗头,“天天顶着个大油头,头发又长,像铲子一样”,上课就睡觉。他读韩寒,爱写文章,曾把文章给语文老师点评,老师不置可否。回来他就说:这老师没文化。在当时,学校门口常年有低年级学生打架,高年级围观,住读生们每天翻墙去网吧。胡波那一届学生,没人考上一本。

    但也在高中,胡波爱上了电影。他有一天说要考北电,王凯说“然后突然不说济南话了”,因为“考电影学院要说普通话”。高三,胡波去北京蹭课,买了几麻袋电影光盘回来看。

    但连续两年,胡波都落榜了。最后他去了山东传媒职业学院,这是一所距离济南市区二十多公里、周末教学楼不开放的大专。他待了4个月就退学了。

    直到第三年,他才考上了“电影艺术的最高殿堂”。他是2010级北电导演系年龄最大的本科生。

    夜奔

    考上北电是胡波一生中少有的“看见光”的时刻,电影是他完整表达自己的希望。

    但就在胡波考入北电的前几年,正逢韩国导演崛起。韩国电影通过模仿好莱坞,在低迷的亚洲商业片市场中异军突起,又不乏李沧东、奉俊昊、朴赞郁这样的艺术片大师。这与胡波两位主任教员的口味不谋而合,他们偏市场、接地气,拍过《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和《潜伏》这类大热剧。

    胡波就学期间,导演系也一改注重艺术片的教学策略,大一到大二,导师布置的作业都是翻拍经典类型片,直到大三,学生才能拍自己的剧本。

    但胡波追求的是更纯粹、小众的艺术片。大一拍作业,大家都拍得不好,胡波也一样。但有的人已经能看出差别。“他的作业是看不懂,我们作业是傻逼。”胡波的同班同学袁仲说。

    胡波正在进行拍摄 图片 | 潘图

    大一时,胡波拍过一部短片《黑铁》:在小饭馆里,女店员和男食客面无表情地看电影,店员面前放了一根戳订单纸的长钉。一个女人走进来,点菜时,她拿着服务员的笔不愿归还,店员几次催促无果。这时,一个中年男人进店,吹起口琴。突然,服务员把女顾客的头往钉子上一戳,“噗”,扎出一地的血。女顾客点完菜,眼睛里扎着长钉子,滴着血,往回走。吹口琴的男人伸脚绊了她一跤,女人脸朝地倒在血泊里,钉子扎得更深,其他三人继续面无表情地看电影。影片结束,一句台词也没有。袁仲到现在都不知道胡波想表达什么。

    对他另一部片子《偷喝牛奶的人》——片子里的人都作着撞人逃逸、偷喝牛奶、踩碎玻璃、肆意谩骂亲人这样或大或小的恶,气息冰冷绝望,导师评价:胡波,你这拍的是什么?但导师也对全班说:出去后,你们班13个人拍戏,12个都拍同一部片子,胡波是拍另一部。

    胡波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只遵守自己的时间。表演课他偶尔不来,对要求抓紧时间排练的导师说,今晚来不了,因为要上徐浩峰的选修课。当导师问“排练重要还是选修课重要”时,他回答“浩峰老师的课,上一节少一节”。导师气得夺门而出。多数时候,他一个人在宿舍,在电脑前埋头写字或者玩《英雄联盟》。

    有一次,胡波和女友在蓟门里吃麻辣烫,学院老师看见了。第二天上表演课,老师开玩笑说:一直以为胡波多么不接地气,多么大师,这不也有世俗的一面吗?

    甚至在大四拍毕业作品《夜奔》——一部为了拿学校12万赞助、妥协的模仿韩国商业电影的作品时,他还是因为不满意学校指派的录音系学生,得罪了录音系所有的老师。他自己找了电影学院一名叫做甄帅的研究生。“他是一个电影疯子,跟他合作就是在跟一个疯子做他心中最接近理想的事。”《夜奔》有一段斧头在木头上拖动的情节,声音要补录,胡波专门去找了斧头,租回拍片的房间,带着甄帅补了好几次。“没有几个导演肯亲自跟这些。”甄帅说。

    起初,《夜奔》在学校大受欢迎,胡波很高兴。不过,他迟迟没收到拍摄尾款,校方说他剧本不好、版本过长。胡波跑去找同学陈晨。陈晨形容胡波“天生有一种老逼想要踩一脚的感觉”。他说,拍毕业作品时,胡波拿到的器材是最烂的,“为什么?没有买烟”。陈晨就带了两条烟去取器材,拿到了最好的设备,“我们那届所有人都送了”。

    陈晨手把手地教他:“你现在出门,给某老师买两条中华烟,塞给他,不要说话,出来。”胡波照做,不久尾款就到了。

    尽管胡波为《夜奔》做了很多商业化、类型化的妥协,但它仍不为两个导师所喜爱,《夜奔》和另一部实际上他拍的、没挂名的电影都被按下,没能送奖。甄帅说,胡波对导演系的态度是“以后成名了回导演系泼屎去”。

    不久,胡波就彻底否定了《夜奔》。2017年,胡波在简历里只写了一部作品:《到科尔多瓦》。那是他本科时的一部短片,讲的是一个得了绝症的中年人决定出门走走,却坐上了通往科尔多瓦的列车。回顾自己的大学生涯,胡波说:“我直到毕业都不能不受限制地拍电影,想着考了这么多年学图什么呢。”

    那段时间,他什么也不干,搬个小马扎,坐在宿舍,拿瓶二锅头,吆喝同学,“别他妈看电影了,别他妈写了,来来来,喝喝喝”。

    大裂

    毕业之后,有公司看中《夜奔》,找胡波拍片,带点软色情,但是个“正儿八经的长片”。当时的电影业远不如现在火热,有片可拍已属难得,但胡波还是拒绝了。

    他把《夜奔》视作自己投降的产物,决心继续等待拍艺术片的机会,如果没有,他宁可不拍。所以当他的同学为了生计都接起广告、宣传片、网络大电影时,胡波却回到了那个“安全的出口”——文学。2011年底,他写起第一篇长篇小说《大裂》。“拍电影是很麻烦的事,需要的条件也非常繁琐,通常都拍不起来,那拍不起来的时候,总不能闲着吧。”他说。

    那是胡波最拮据贫困的时期,他需要找母亲要钱生活。2016年,胡波给一个富二代学生剪了个7分钟的片子,拿了7000元,他对范超说——他和胡波是大学同学,两人从第一部短片就开始合作——这是他全年挣的最大的一笔钱。“我那次说,你现在打工吗?他说实在不行就跟家里要。他觉得家里还能(给钱),40岁之前还能熬一熬。”范超说。

    胡波和范超正在抽烟 图片 | 潘图

    胡波搬到了北京东五环外——能节约一千元房租,闭门写作。租房时,他还被黑中介骗走一笔钱。胡波效率极高,他要求自己短篇必须在一天内写完,中篇不超过一周。来京7年,胡波拍过9个短片,写了几十个短篇小说、三部中篇小说、一部长篇小说、两部电影剧本和一部话剧剧本。

    胡波尝试往严肃文学发展,但他使用的方法和他的社交一样不知所云:他把小说直接投到各大出版社、文学杂志的公开邮箱,然后静待回音。

    当时,华文天下的编辑王抗抗特别缺选题,有一次她随意翻邮箱,看到一篇名为《大裂》的中篇小说,风格奇崛,画面感极强,读完后她很疑惑,“这么流畅的一篇小说肯定有什么(反响)”。上网一搜,果然,《大裂》在台湾得了大奖,不少名家都高度评价,但作者“胡迁”在邮件里只字不提。

    “他有自己的傲慢,他不把这些东西写出来……就是希望人家发现他,是通过他的文字。”王抗抗说。

    胡波的文字和电影一样,风格鲜明,充满自我表达,不乏戏剧冲突。但对一般读者而言,他的作品文字晦涩,主题灰暗。台湾得奖前,胡波曾把作品投过多家出版社,都没人要。得奖回来后,马上有人抢着签。

    之前,国内一家著名的纯文学杂志确定要发他的文章了,结果被一个更有名气的作者替掉。胡波很生气,他对编辑说:现在没有人好好写字了,纯文学生存都会越来越窄吗?编辑曾想让《大裂》参与国内的文学评奖,胡波说:你们去折腾吧,我之前就弄过这个事,没戏。

    《大裂》出版后,单向空间策划过一个胡波和王小帅对谈的活动。因为王小帅没时间,胡波一个人的话,单向空间不想做,便不了了之。

    图书网站的人劝胡波多去社交,“这个圈子,找一个有分量的人做推荐,会比你把东西弄得多好(都要有用)”。当某个喜欢《大裂》的作家举行新书发布会时,胡波就被推着,带上自己的书,“去社交一下”。回来后,问他怎么样,他说:“老师人都特别好。”

    “你加他们的微信了吗?”

    “我忘了,没加。”胡波赶紧补充,“但是,广东菜特别好吃!”

    胡波逝世后,单向空间给胡波办了一个分享会,作家绿妖回忆起胡波的这次“社交”:

    席间,胡波很沉默,“他的沉默又不是那种新人、可以忽视他的存在,他的气场又很强大,然后我们就很尴尬”。人少时,胡波的确把自己的书送给了在场的作家们,但人一多他就不送了。绿妖礼节性地问胡波要书。胡波说:“我带了,你会看吗?”

    胡波在意公众的评价,但又不希望自己被公众看见。最开始,胡波的微博名叫“胡迁.”,胡迁也是他的笔名。《大裂》小有名气时,粉丝从100涨到500,他就把名字改成了一个很奇怪的昵称,谁也找不到。同时,他很得意地对编辑说:“我微博涨了十倍的粉,都是忠粉。”

    与此同时,胡波未曾放弃电影追求,他在写作自己的第一部长片剧本。写小说时,胡波一律用笔名“胡迁”;拍电影时,他就成了“胡波”。这两件事就像他人生的两条轨道,轨道上运行的是他的小说和电影作品,轨道中间是他在现实中的一切见闻。

    冬春

    毕业两年后,胡波终于等到了拍摄自己电影的机会。2016年,他的剧本入围FIRST青年电影展(以下简称“FIRST”)。

    台上宣讲时,讲到一半,对着近百家制片公司、资方,胡波僵住了,十几秒没有说一句话。在《大裂》序里,王小帅回忆说:“他一开口就暴露了他在背稿,他的眼神对着前方的虚无背了开头的一小段之后,眼睛突然看向台下的听众,然后就顿住了……后来的宣讲这个人严重跑题,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漫无目的地描述希腊神话上,而且就这个希腊神话也没有讲清楚。”

    胡波没有获奖,但王小帅的妻子刘璇读了他的剧本,并推荐给王小帅。当王小帅读到剧本时,他顿住了,“整个故事和文字竟然散发出一股迷人和离奇的氛围”。他和刘璇名下的冬春影业决定投资胡波的第一部长片。

    得知消息后,胡波非常兴奋,他找到范超,说自己拿了60万投资。胡波说:“王小帅也是拍文艺片出来的,被赏识了,我操,我太高兴了,给我钱,拿自己的作品拍。”

    那时,胡波得知另一个好友在做网络大电影,他说:小帅老师拍这么多年电影,都没碰商业片,你可好,这一毕业就弄网大。

    2016年8月,胡波开始筹备《大象》,王小帅监制,刘璇做制片人。《大象》除了摄影师范超和一名演员,其他全是动用王小帅的资源请来的,胡波也没有导演费。

    即便对于一部艺术片,60万的预算也太少了。当时一部网络大电影,预算通常也在200万以上。为了节约成本,所有主创都被要求无偿工作。在《青年导演的死亡》中,胡波自述:“公司鼓励我发朋友圈免费招美术和其他组员,导致该项目在电影学院美术系毕业生中成为笑柄。”

    半年筹备期,剧组工作人员换了好几波,胡波看中的演员也黄了,都是因为没钱。“整个制作、演员不给钱,主要演员是3000块钱每个人。这个钱我都说不出去。” 后来离职的一位剧组人员说。胡波看中一位平均片酬30万的男主演,演员说给3万块就来,但剧组就是给不起。最后,彭昱畅接下这个角色。

    胡波、彭昱畅在《大象》拍摄期间 图片 | 潘图

    初次见面,章宇和剧组工作人员聊,胡波就在旁边盯着他。“我当然知道导演会观察演员,但我没见过那种赤裸裸地、直勾勾地盯着你……感觉他的目光在脱你衣服。”章宇说,“他眼睛太有特点了,特别透,你看不出他在想什么。”

    所有与胡波见过面的人都没法不注意到他的眼神。聊天时,胡波会直勾勾地盯着对方——作家黄丽群形容为“眼光明澈宛如少年手心紧攥的弹珠”,对刚认识的人来说,“那种冷静的沉默会让正常人尴尬到无地自容”。

    后来章宇以《我不是药神》里的“黄毛”出名,他说,演绎“黄毛”时的眼神,就是受胡波启发。

    面对零片酬的窘境,章宇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如果一分钱都没有,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我只能给自己一个答案,我不能错过这个剧本。”他说,“气质太独特了。”

    胡波与冬春关系的转折,发生在项目筹备两周后。有一天开会,人到齐了,胡波来了,说不拍了,拉上范超就去吃饭。餐桌上,胡波说,有人私下告诉他,王小帅这部片子在外头要了200万。

    从这天起,王小帅在胡波心里从伯乐变成恶人,他说:“他们缺这一点钱吗?他们把这点钱给我用作筹备,用作他妈的拍戏,我他妈不用被人骂,不用被这么多人挖苦。”起初,胡波与王刘夫妇相谈甚欢,胡波去冬春开会,夫妇俩都会请他吃公司附近的老北京涮锅。为了拍完电影,胡波没有和王小帅决裂,但他的理解变成了“这帮人拿着我的钱请我吃饭,应该的”。

    井陉

    井陉县是石家庄市的一个矿区县,靠近矿区的地方,见到的所有店铺都和生老病死有关:医院、殡葬、婚纱店、餐厅,招牌是黑底红字。靠近井陉火车站是一座热闹的桥,桥底有一条干涸的河流。河道堆满了垃圾,河道口流着斑斓的脏水。

    矿区成群、参差落差、老式楼房的独特矿区景观,加上华北冬天的雾霾天,使得不少艺术电影都在井陉取景。在井陉宾馆,那些大众陌生的艺术电影名,前台服务员都能娓娓道来:《村戏》《刀背藏身》,还有胡波的《大象》。

    《大象》拍摄地,石家庄井陉县。

    2017年2月,《大象》开机。从一开始,这就注定是一场赌博。

    开机前主创开会,王小帅提醒胡波不要执迷于长镜头,并希望多设一个机位来增加剪辑方案。这实际上是在给胡波留后路,但在胡波的计划里,电影每一场戏都是一个调度复杂的长镜头,加机位不仅需要时间,也与他坚持的极致美学不一致。他没有采纳。

    天时地利人和,都在和胡波作对。开拍前,当地的工厂全被关了,雾霾不见了,井陉每天都是罕见的晴空万里。《大象》外景很多,胡波疯了,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骂街。

    为了得到他想要的灰暗、朦胧效果,每天天亮前,胡波就带着剧组去走戏。等到天蒙蒙亮时开拍,太阳升起就收工。下午太阳快落时再拍,拍到天色全黑。这样做,胡波每天只有3个小时的拍摄时间。预算本就紧张,拍摄天数少,同一个镜头几乎没有重拍、试错的余地。

    在片场,制片方不断传递着预算的压力,提醒胡波加快拍摄进度。有次拍到一半,胡波突然问这是第几条,然后让场记改镜号。章宇疑惑地问:是换镜头了还是过了?胡波说,都不是,“她(刘璇)只让我拍五条”。

    在调教演员上,胡波展露出惊人的天赋和情商。他能让不同年龄、背景的演员信服,融入他的影片风格。男女主演是传统意义上的“小鲜肉”,胡波知道演多了电视剧的年轻演员缺乏一股狠劲,于是,他不让演员看回放,事后对范超解释:“年轻的、偏偶像的演员,他不会去看戏,而看他那个表情做得好不好。”

    正如胡波所说,他要拍的,“不是以往所有类型的中国电影”。《大象》有一种中国电影里稀有的克制和冷处理,有一场戏,是听说儿子跳楼身亡的母亲,从坠亡处仰望高楼。演员一开始演得撕心裂肺,胡波叫停了,说你不要有任何的情绪。演员不理解,胡波解释:“好比是你去买房子,到了小区之后,你看那栋楼,你再说:啊?这么高呢。”

    在前期剧本创作上,王小帅和刘璇给予了胡波最大的自由。这让胡波非常高兴,但也埋下了隐患。

    拍摄《大象》的场记板

    事后,当争吵从技术问题升级到人情脸面时,有一点已经被忽略:《大象》全片充满阴暗、仇恨、暴力、畸形,还有母女仇恨、校园暴力、高中师生恋等等,使它注定只能待在“地下”。加上一镜到底的拍摄方式,更消灭了在技术上通过剪辑规避审查的可能。

    比如《大象》开头,父亲怒斥儿子,恨不得他去死——亲人挚爱间互相憎恨,在胡波的作品中屡屡出现。

    “当时,我身上的钱已经用完了,不能继续留在北京。我跟母亲说,我找到了一份工作,但我没钱住在这儿,母亲告诉了父亲,父亲让我赶快去死。”(胡波小说《婚礼》)

    王小帅唯一一次干涉剧本是结尾。胡波的结尾偏魔幻现实主义,对比之前做实的剧情:几伙人想逃离家乡,去远方看一眼,客车歇脚时,他们远远地听到象鸣的声音。王小帅想改成客车被警察拦下了,男女主们以为警察来找他了,其实是来抓另一个重案犯。

    “王小帅想表达的是什么呢?这个人虽然看起来非常的悲剧,但是周围有更大的悲剧其实你不知道。这个就很实嘛,就很第六代,就很土嘛。”范超说。

    胡波找好了群众演员,排练了调度和走位。坐在赶往拍摄地的导演车上,他和范超聊起两种结尾,想了一会儿,平静地说:不按他那个拍。范超问:得跟王小帅说一声吧?胡波说:“不用跟他说,就那么着。”

    在片场,制片方给出的创作意见,胡波“一条都没有采纳”。他并不顽固、死板,事实上,作为导演,胡波非常懂得最大化现有拍摄条件,拿到想要的艺术效果。他学生时代的作品,几乎所有取景都在学校周边三公里以内,但拍出来,同学都认不出。拍《大象》前,他在井陉呆了几个月熟悉环境。拍摄时钱不够,没有专业制片组,做不到清场、拦街,加上不想要人眼高度的视角,胡波别出心裁地采用了大量的仰视、跟拍镜头,“平拍的话街上会有很多人盯镜头,会穿帮”。这也造就了他的电影语言。

    胡波不能接受的是带有杂念和功利心的创作。章宇曾问胡波为什么不拍网络大电影,胡波的回答一如既往地笃定:“我只要为钱拍过一次东西,以后我的镜头里面就会透出那个痕迹。”

    对于胡波来说,纯粹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本能,他只有这一种创作方式和态度。章宇曾对胡波说:你丫就是一个赌徒,大象每一个镜头都是赌出来的。因为在现实的制约下,胡波不得不放手一搏,才有可能得到自己想要的艺术效果。

    《大象》的高潮是一个20分钟的长镜头,胡波拍了两天,都是赶在黄昏时拍。第一天,拍了一会儿就没光了。第二天,时间紧张,剧组马上要转场。拍最后一遍时,所有人都提心吊胆,担心过不了。在镜头后,胡波念着:老天爷,你赐给我一台火车吧。

    这时,火车进站,恰到好处。

    胡波在等待着火车 图片 | 潘图

    在《大象》里,胡波倾注了自己所有的天赋与才华,他对生活的注解,他对爱情的犹疑,他的文学追求,他一生的努力和挣扎。我们能看到无数他真实经历的痕迹,比如,当他从那所“J市最差的高中”毕业后,齐鲁私立的高中部就解散了。《大象》里,同样是学校要倒闭了,老师和学生们都不知何去何从。

    胡波创造了《大象》,而《大象》也吞噬了胡波。拍完后,胡波对剧组说: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工具。

    开机25天后,《大象》顺利杀青,时间、预算均未超期。通常,杀青既是电影拍摄的结束,也是导演和制片方正面冲突的开始。在这之前,为了保证拍摄顺利,制片多少都会让着导演,就像呵护一个即将高考的学生。之后,导演和制片将无所顾忌。一位在场的剧组工作人员说,在接风宴上,刘璇当着全剧组的面,大骂胡波改通告单,而“胡波一直闭着眼,也不说话”。

    潮牌

    因为一场一镜的拍摄方式,胡波很快剪出了230分钟的初版,但这种时长在院线极难拿到排片。他也剪了两小时的短版给王小帅看,失去了原有的长镜头美学和“一天”的时间设定。王小帅很满意短版,某电影节也很看好。

    但胡波钟爱的仍然是长版,他偷偷把电影拿给廖庆松和贝拉·塔尔看。廖庆松是台湾著名剪辑师,给杨德昌、侯孝贤做过剪辑,贝拉·塔尔更是大师中的大师。两人都喜欢长版,这坚定了胡波本就不甘的心。

    在与王小帅的理论中,两人逐渐发生口角,并升级为互相的个人攻击。在一份被证实过的微信截图里,王小帅声称胡波的长版本“很糟很烂”,并建议他去看医生。

    在胡波的微信聊天记录里,他与王小帅、刘璇的关系在3、4月还算正常,他和刘璇会聊一些轻松的话题,比如喜欢什么样的猫。5月中旬后,两人有半个月没说话,6月,胡波连发了三段长消息给刘璇道歉,但没有被原谅。

    6月,冬春给胡波寄去律师函,要求解除导演合约,剥夺署名。同时,胡波无法进入素材室,失去剪辑权。胡波拖着不签。

    7月底,匈牙利导演贝拉·塔尔来华授课,胡波去了。拍摄过《都灵之马》《鲸鱼马戏团》《撒旦探戈》的贝拉·塔尔,被誉为“20世纪欧洲最后一位电影大师”。他也是胡波的偶像,胡波曾对朋友说:“见过贝拉·塔尔,我可以死了。”

    回忆初见胡波的情景,贝拉·塔尔说:“胡波的眼神里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强烈个性,中国有数百名电影人申请与我合作,但我知道,就是他了。毫无疑问!”

    电话里,贝拉·塔尔对我们说,230分钟的《大象》“perfect”(完美),任何想要把它剪到两小时内的行为?他连说了6个“stupid!”(愚蠢) 16岁时,贝拉·塔尔拍过一个吉普赛工人写信给匈共高层想要离开匈牙利,因为“再也不能忍受,没有工作,没有食物,一无所有的生活”。

    课程最后一天,胡波终于鼓起勇气和偶像聊天,他边说边哭,说“贝拉·塔尔对于他是这辈子最重要的人,比他爸妈都重要”。

    与偶像贝拉·塔尔导演相处了八天,这于我如同幽暗森林中的奇遇,那种感受如导言中所说:“一种深沉的感动攫取了所有人。他们从黑暗中生还。”(《牛蛙》序言)

    在FIRST与胡波相识后,导演江博铭觉得自己“不用拍长片了,电影语言能更新点了,我可以踏踏实实挣钱去了”。他说:“文艺片大部分都是屎尿屁,农村熊孩子、方言、老三线,活了三十年还讲文革,就这种傻逼玩意儿有什么好看的。没有人在现代上有任何的突破,还整方言,为了电影节,为了骗奖。”但胡波不是,胡波就拍真实的所见所想。

    刚和冬春闹翻时,少年意气的胡波想拿钱把电影赎回来。范超回忆,这时王小帅告诉胡波,买可以,要300万,“光监制费就200万”。胡波惊了,双方不欢而散。

    7月,袁仲接到胡波的电话,胡波说:“操,真他妈就让他们憋死了吗?”袁仲劝他:这个事不像你拍毕业作品、给学校送两条烟就能解决的,你必须去和好。

    这年夏天,袁仲载着胡波去山里骑摩托车兜风。回来路上由于骑得太快,胡波掉到山沟里了,人没事。在沟里等待救援时,胡波思考起活着的意义。后来他在短篇小说《大象席地而坐》里写道:“假如没有地沟我就会从一百米高的山峰上滚下去,当时他担忧地跑过来看我。我有点混乱,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是冲下悬崖,还是安然无恙,对这一生是比较好的解决办法。”

    胡波还求助过许多只有一面之缘的制片人、影评人。9月中旬,胡波邀请台湾制片人黄茂昌来家观看《大象》,黄做过《路边野餐》的台湾发行,胡波希望《大象》能在海外售卖版权、回收成本。黄诚恳地告诉他,“放映可能也就是几十万人民币。就算得了大奖,《八月》也才500万票房”。而且,“新的电影法也不允许(没有龙标去参展)”。

    常年与青年导演共事的黄茂昌,能感觉到胡波有着青年导演们普遍的纠结。“一方面希望人家看到他的才华,但是另一方面他又鄙视现在(主流)。所以他也一再强调,说他的东西是新的,已经过了模仿的时期。”

    2017年下半年,胡波的作品比原来更黑暗、绝望、下沉了。小说《牛蛙》的最后,整座城市都被大粪淹没了。常有读者质疑胡波的作品太过消极,他的回应是:这已经是他美化过的,现实比书和电影还要黑暗,“(不美化)根本看不了”。

    范超告诉我,有公司对《大象》感兴趣,但冬春又把价格提高到350万、400万。有一家曾保证把片子捞出来,胡波信了,但他低估了王小帅多年来在电影业的耕耘,其实这家公司和王小帅有更大金额的合作。几番较量后,胡波自知不敌,与王小帅、刘璇的聊天中,他的语气已近哀求,提出冬春可以剪辑参展上映的短版,自己只想保留一个长版给自己。冬春拒绝了。

    “(胡波)觉得自己在这个局中是一个小丑,看不见天日。”范超说,“这么几番,就彻底被降服了。”

    所有人都劝胡波搁置《大象》,先拍下一部电影。胡波也试做了,他委托FIRST帮他处理与冬春的交涉,并签下新片片约。贝拉·塔尔还与胡波聊过新片筹备,这是许多青年导演梦寐以求的机会。

    一年后,重返西宁电影节,贝拉·塔尔写道:

    他赠书给我,上面写给我的献词是“教父”

    妈的!

    我为自己没能保护他而内疚。羞愧。

    但是,你该如何保护一个长久地处于暴风眼中的人呢?

    他不接受世界,这世界也不接受他。

    但酒后,胡波还是忍不住破口大骂,语气里尽是悲愤和绝望,“觉得王小帅要毁掉他”。胡波曾多次对人说:拍电影就是伤害,就是屈辱,就是穷。我们至今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自杀,唯一确定的是,胡波并非死于贫穷。

    在微博上,胡波抱怨蚂蚁花呗都还不起,两本书“总共拿了两万的版权稿费,电影一分钱没有”。事实上,《大裂》《牛蛙》出版后,有不少电影公司联系华文天下,希望买下胡波小说的影视改编权,出价远高于版税。胡波没有答应,他说:我写出来就写出来,我已经表达了我要表达的东西了。自杀前,新片6万元的编剧费已经打给他,新书稿费也即将结算。

    胡波心底自有一股傲气,但精神上的持续折磨和羞辱,比物质拮据难忍得多。生前最后一段时间,胡波让朋友们推荐潮牌。范超听到的第一反应是“这不是他”,问胡波为什么,胡波说:“我不想穿得那么穷,谁都过来骂我。”范超没搭理他。

    10月5号同学聚餐,胡波真的穿了一身潮牌。他戴了顶渔夫帽,脖子上挂着小骷髅,穿着一双板鞋,一条肥牛仔裤,很干净,“没那么潮,但一看就不是他平时穿的”。

    聚会上,胡波说自己在淘宝上买了条绳子,挂在走廊,还把淘宝截图发给朋友看。但没人相信,因为他新签了FIRST,状态很好,而且他常把自杀挂在嘴边。

    晚上回家,胡波和朋友一涵通宵聊天。醉酒中,胡波说,自己很痛苦,特别恨王小帅和刘璇,想要报复他们。第二天,他又说要往前看。这种情绪在胡波身上一直反复。

    两天后,一涵问胡波要不要组织影评人看《大象》,胡波推辞了,说要忙下面的事。这天胡波刚刚写完一个话剧剧本,第二部电影也开始筹备。他很高兴,酒都喝得很克制。

    生活给了胡波希望,但又一次次落空,而且落到比他原来待的更臭、更肮脏的粪坑里。他说:“我一想到有什么东西会变好,就会非常伤感。”

    胡波导演思考剧本 图片 | 潘图

    黑洞

    10月10日,胡波对朋友说要去看海。晚上9点半,他和刘璇约见面聊《大象》,那是他微信上最后一条消息。11号,一涵给胡波发信息,没回,12号又发。一涵和胡波住同一个小区,就隔条马路,晚饭时,他看到胡波家的灯亮着。

    一涵越吃越觉得不对,他拉上女友,7点,两人走到胡波家,门锁着,敲门无应。一涵边打电话,边顺手推开了门右边的楼梯间,看到了一堆杂物,以及吊在楼梯扶手上的胡波。他双脚悬在台阶上,离地十几公分,依然穿着一件带拉链的帽衫、蓝色牛仔裤,拖鞋掉到地上。人已经僵硬了。

    客厅没有家具,平时胡波席地而坐,一柜子书,墙上和床头挂着塔可夫斯基的肖像。很快,警察、法医来了,胡波的签约公司来了,刘璇也来了,她指着现场的酒瓶对民警说:这小子酗酒啊。

    遗物里找不到与冬春的导演合同,胡波想过打官司,但他早把合同扔了。08级北电本科生大海说:这件事根本不在于合同。“咱们又不是好莱坞,这俩人杠上了,就是谁牛逼。杠到最后,胡波就用他的生命再拿回来。”

    这个意义上,胡波的确做到了不可能的事。胡波逝世后,冬春承诺把电影版权和收入赠予他的父母,而电影的过审、参展问题,也因为他的死亡,变得顺理成章。

    还在上大学时,胡波就跟范超说,可以接制作精良的广告,但不能接电视剧,因为拍剧会形成惯性,丢掉拍电影的心气。胡波刚去世时,有导演找范超拍电视剧,范超说“真的不能拍”。后来他还是接了,一个3亿成本的新剧。2018年元旦下午,北京的一家咖啡厅里,范超愣了一会,自问:“(胡波)会怎么看我?”

    “纯粹,可能不是一种品德,而是一种天分。胡波的这种天分强烈到令人生畏,强大到像一个黑洞。我们可能终其一生也看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但我们知道,我们和世界的能量曾被他汲取。”10月18日,胡波追悼会上,北电导演系系主任王红卫致辞。

    这天,八宝山下着细雨,来人多是胡波的大学同学和老师。

    2010年初,导演系入学考试。早上笔试,考生观看王全安的《团圆》,看完不吃中饭,直接去考场,3个小时写一份影评,问题包括“如果你是导演,你会怎么拍”“你觉得这个片子最好、最差的地方是什么”等等。

    晚上面试,考生们刚坐好,导师们抛出第一个问题:“如果你发现你女朋友是鸡,你怎么办?”

    袁仲当时就懵了,“我操,分手,碰都不会再碰”。接着导师问:上午的《团圆》你们打多少分?袁仲打了95分,说这片子有好有坏云云。有人打了60分。

    后来袁仲被录取了,入学后,老师说:那个片子多傻逼啊,谁骂那个片子,谁就能考好。

    面试的最后一个问题,导师们让考生在在场所有竞争者里选一个最适合做导演的。

    有人指了胡波,说:感觉他像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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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多来,王小帅、刘璇夫妇谢绝了几乎所有关于胡波的采访。在写作本文过程中,我们通过各种途径多次联系二人,迄今亦无回应。其身边的工作人员也表示不便接受采访。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陈晨、袁仲为化名。)

    • 采访并文 | 陈楚汉 莫南 编辑 | 王天挺 出品 | 谷雨 × 故事硬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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