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二孩妈妈职场鏖战

发布: 2018-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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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二胎迎来了儿子,得偿所愿,也失去了晋升机会,“心照不宣”。

作者 |  凯立

    准妈妈在梳理头发。图片 | 视觉中国

    “在北京,养俩孩子每年要花多少钱?”不同境况和经历的女性,有不同的答案。但不论贫富,鏖战职场的二孩妈妈们都有一个最大的相同点——本以为多一个孩子,就只多一份辛苦,事实上整个家庭付出的心力和经济上的支出,“往往是一孩时代的N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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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文清33岁了,心里始终有一块触碰不得的地方——职场晋升问题。她是北京一家大型民营企业的行政经理,一毕业就进入这家层级森严的公司。这里每升一级,都要经过至少四轮评议,且每位评议代表都拥有一票否决权。李文清曾有过一次调岗晋升机会,却恰好遇上怀二胎。

    她和家人迎来了儿子,得偿所愿;却在评议会上失去了晋升机会,“心照不宣”。

    而休完四个月产假复出工作后,这个二孩妈妈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有些压力是有形的,比如随身携带的包里,比别人多了吸奶器、储奶袋还有冰块包的重量。还有些压力是无形的,比如重点项目从此和自己擦肩而过,此前经过努力争取到的安排CEO出行之类的重要任务,也似乎和自己没啥关系了。

    倒是李文清每天的日程变得相当固定。她定了闹钟,四小时跑一次厕所,到格子间里泵奶。马桶盖放下来,就是现成的椅子,吸奶器、储奶袋放在高了一截的水箱上。厕所里阵阵难闻的味道和其他令人尴尬的突发状况暂且不提,李文清最担心的是,每次泵奶的时间大约需要半小时,这期间“要是遇上临时的工作任务可咋办啊”。有时候赶上开会,无法按时泵奶,忽然胸部一阵刺痛,接着热流涌出。即使事先在内衣里装上了溢乳垫,也是无济于事,她衬衫胸前往往有那么一块奶渍,显眼地宣示着“背奶妈妈”的身份。

    这种尴尬,在C轮互联网企业高管郑玲这里,并不存在。她是两个女儿的单亲妈妈,也是外人眼中“真正的女强人”。留学归来后,在事业和孩子之间,郑玲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成全自我价值”。即使在产假里,她也一直坚持工作,每天回复各种邮件,或者与客户远程会谈。重返工作后,需要频繁出差,无论大女儿还是二女儿,郑玲都在她们不满四个月时便断了母乳。

    准妈妈为即将出生孩子准备的衣服、奶瓶和餐具。图片 | 视觉中国

    同样薪水不菲的毛颖,一度选择的是截然相反的道路。她曾是北京CBD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助理,怀上第一个宝宝时,身体反应太大,她主动离职,“当时想得很简单,就是暂离职场”。结果后来又意外怀上二胎,她一晃就是八年。

    相比之下,“职场妈妈”李文清的目标非常明确。大女儿出生后,夫妻俩用双方父母的储备金加上自己工作多年的存款,贷款在天通苑买了一套两居室。二孩政策放开后,公婆一心想要抱孙子,“为了延续香火”,李文清每到排卵期,就和丈夫研究清宫表“努力奋斗”,终于一举得子。

    像她这样选择孕育第二个孩子的中国妈妈,大多是年龄在三十岁上下的80后、90后,也不乏四十多岁的70后,尽力赶上生育的末班车。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6年和2017年的出生人数,总量比“十二五”时期年均出生人数有所上升,2017年的二孩出生数量比2016年增加了162万人。

    “四年生俩娃”的李文清也是其中之一。公文包里的吸奶器,也跟随主人一起留下了印记。黄色的塑料外壳已然磨掉了一些颜色,白色的连接管因为频繁使用,开始透出灰扑扑的色泽。不管半夜在卧室,还是白天在公司卫生间,只要装上电池,它依然能“哼哧哼哧”地坚持工作。

    “就像我这么坚强。”李文清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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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天通苑往返公司的路途,对李文清是一大考验。高峰期艰难挤进地铁车厢,个子不高的李文清必须高高昂起头,左手拎着公文包,右手忙着把背奶袋护在胸前。每到一站,地铁门“呼”地打开,她往往会站立不稳,趔趄几步。

    北京天通苑社区 图片 | 视觉中国

    工作如此奔波还坚持母乳喂养,这个“背奶妈妈”的考量,不仅仅出于孩子的营养状况,亦有经济因素。

    事实上,她最近正遭遇工作上的麻烦。因为大环境变化,加上企业近年来在疯狂扩张战略下造成的经营困境,一场轰轰烈烈的企业“瘦身运动”正在展开。月入税后一万有余的李文清,要么接受人员优化,拿一笔“N+1”的补偿金走人,要么服从最新调整规定,降薪30%。

    无论哪一个选择,都关系到女儿的早教班学费,或者儿子的最新款学步车。丈夫在国企下属子公司做销售,由于产品开发落后于市场需求,收入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职场妈妈”李文清无法想象失去工作后的窘境。

    养家糊口,也是毛颖认为自己如今需要承担的重任。作为国内顶尖大学文科院系曾经的第一名,为了两个孩子,她放弃了自己的职业前途。年近四十,在家工作的创业妈妈毛颖却在中年这一段路上越走越苦。过去的八年里,怀孕、生娃、育儿,再次怀孕、生娃、育儿,日复一日,让她如同蜡烛一样燃烧着自己。丈夫事业遭遇瓶颈后,她的收入成为家中经济的主要来源。

    这位一边哄娃睡觉一边在床上写PPT的全职主妇兼“个体户”创业者,人生从此被横向分为两半。一半光鲜亮丽,活在朋友圈里,EMBA班晚宴,阿玛尼礼服,价值上万的葡萄酒,还有两个聪明可爱的儿子;另一半却如她所说的“一地鸡毛”,“二孩”养育带来的双重经济压力、个体创业者的中年危机,还有对未来的迷茫与焦虑。

    她注册资本为100万元的小微企业,主攻房地产方向的策划、营销和创意类服务,毛颖身兼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和全职员工。项目繁忙时,她会去水木清华BBS找几个兼职的大学生帮忙。

    有一回,她刚动完手术,第二天就在住院部病床上,硬撑着坐起来给客户赶PPT。她习惯了数年来每天加起来只睡四个小时,习惯了洗澡时总能从浴室的下水道里掏出成撮的头发。

    这些还不是最辛苦的,颇有姿色的女人行走商场,尽管坚持依靠智慧吃饭,但总能遇上或多或少的“咸猪手”客户,把握好拿到单子与不被占便宜之间的界限,才是真正的“心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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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况不同、经历不同,但二孩妈妈们最大的相同点,是如李文清所说,本以为多一个孩子,就多一份辛苦,事实上二孩家庭付出的心力和经济上的支出,“往往是一孩时代的N倍”。

    “在北京,养俩孩子每年要花多少钱?”李文清掰着手指算了一笔账。

    首先是住房。孩子小的时候,两个可以挤在一个卧室,一家人两居室就能解决问题。但当孩子长大了,特别是孩子性别不同时,三居室就成了刚需,也成了大多数北京人面前的一道大坎儿。即便在房价洼地南四环买一套三居室,“起码也得500万吧”。

    其次是教育支出。对二孩家庭来说,教育上的花销是最大的压力来源,得按双份准备。除了操心幼儿园的学费,还得关心早教中心或者其他技能训练课程的价格,比如海淀的小学生暑期专长班的学费在1万至2万之间。

    其他的必要支出,比如伙食费、水电费,学步车之类的玩具花费和一年几次的旅行开销。和很多北京的家长一样,李文清的观点是,养娃啥都能省,就是不能节省旅行开销,从小出去看看世界,有利于孩子的未来成长,“在学校也能和同学找到共同话题”。

    为了在自己能力之内给孩子准备最好的教育,李文清常在负一楼的地下食堂吃15块钱的商务套餐。回到二十多层的办公室,偶尔她会泡上一杯速溶咖啡,对着落地窗外鳞次栉比的北京发一会儿呆。她更苦恼的是,虽然有婆婆帮忙带娃,但自己在繁琐的工作与更繁琐的育儿之间,始终很难找到一个平衡点,“就像是在踏跷跷板,一头沉了,另一头就有翻船的危险”。

    “千万想好了才生俩娃,搞不好会直接导致身体、精神、经济的全面崩塌。”毛颖笑着说。

    二孩妈妈 图片 | 视觉中国

    名校毕业却把人生最黄金的年月用在了生儿育女上,毛颖也曾失落过,“最不想去的就是大学同学聚会”。都曾是名副其实的天之骄子,如今却在推杯换盏中,被薪资、职位、资产等世俗标准进行了隐形的分层。年轻的面孔开始长出各色各样的横向肌肉纹,发际线变高了,腰粗了,就连走路声儿都带上了中年人的沉稳,男同学经过多年奋斗成了大公司的高管,女同学有的嫁入豪门,还有的通过创业实现了财富自由。

    婚前的毛颖和很多刚毕业的女孩一样,会毫不手软地花几个月的薪水买一个昂贵的限量版大牌手袋。她收入不菲,二十多岁就开上了自己买的红色跑车。而眼下,一支香奈儿石榴色的口红,可以反反复复用上一年,若是干了,“用棉签沾点水,继续用”。出门谈生意用的战服,淘宝上花几百块钱就能搞定,“一件管三年”。至于手袋、手表,更不是日程表上的必需品了,以前的存货,“凑合着用”。她尽力把自己打造出一个相对体面的“女老板”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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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将女人关闭在厨房或者闺房内,却惊奇于她的视野有限,人们折断了她的翅膀,却哀叹她不会飞翔。但愿人们给她开放未来,她就再也不会被迫待在目前。”在朋友圈里,郑玲引用了波伏娃在经典著作《第二性》里的这段话。

    毫无疑问,她是“二孩妈妈”里一个特别的存在。投行高管的前夫给她留下了一笔高额的赡养费用,她自己多年来也有积蓄,丝毫不再存在衣食之忧。郑玲将八岁的大女儿和五岁的小女儿安置在加拿大温哥华,她退休的父母和雇的一位保姆负责照料。

    “你不像一个妈妈。”父母不时会对独自在北京闯荡的女儿抛来这样的抱怨。亲友偶尔也会质疑。

    “事实上,我不知道在工作和孩子之间,选择了工作,是否值得。”郑玲坦言,有时候,看着远程视频里的孩子们陌生的小脸蛋儿,她只能麻痹自己,“我当然不是一个合格的妈妈,但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滴水不漏的职业装束背后,少有人知道,开完唇枪舌剑的工作会议,她会疲惫地甩掉高跟鞋,在朝阳公园附近豪宅的浴缸里失声痛哭,“因为思念孩子”。

    “为了孩子”,是在郑玲、毛颖和李文清口中,都频频出现的用语。毛颖笑称,八年生俩娃,对女人的身心都是一种“摧枯拉朽”的涅槃。白头发多了、鱼尾纹长出来了,“这还是表面的”,更可怕的是在浴室的镜子里看到38岁的身体,哺乳之后的乳房“下垂如软绵绵的沙袋,妊娠纹毫不留情地爬满松垮的腹部”。除了孩子的教育支出,二孩妈妈毛颖还有一笔较为庞大的私密支出——定时会去做医美疗程,比如注射肉毒杆菌去除眉间的“川”字纹,选择仪器按摩疗程减轻面部肌肉下垂,以及乳房等私密保养。

    她曾设想过很多次,如果没有孩子或者只有一个孩子,想象中的自己肯定比现在要“成功太多”。但她又总结道,“也正是有了两个孩子,才让我每天打满了鸡血,冲锋陷阵,为母则刚。”

    北京国贸办公楼聚集区 图片 | 视觉中国

    选择成为二孩妈妈,女人们都在以不同形式支付成为母亲的代价。“如果重来一次,我们是否会尝试另一种选择?”李文清曾有过疑惑。

    33岁,对很多职场女性来说,已是通过奋力前行至少爬升到中层的年龄。然而,在李文清的职场日程上,却永远只有会议保障、整理纪要或者安排公司领导出行事务之类的基础而琐碎的工作。冬日的午间,阳光穿过雾霾,洒在铺满文件的办公桌上,电脑屏幕定格在OA系统里关于“优化、瘦身、裁员”相关通知的页面上,李文清的吸奶器在敞开的包里若隐若现。她决定,过两天让它“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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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撰文 | 凯立 编辑 | 秦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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