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名普通人的反抗:向集体说“不”

发布: 2017-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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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是否一定会在集体压力下屈服于“平庸之恶”?当人们因服从集体而对罪恶熟视无睹,他们是否应该承担相应的罪责?每个人无一例外地曾经、正在和即将遭遇这些现实问题。记者埃亚勒·普雷斯在《美丽灵魂》一书中,以多年的观察、采访入手,讲述并分析四个普通人如何为“正义”发声。


作者 |  张晓敏 戴永强 张琳琳 苏婧钰
山东大学文化传播学院非虚构写作研究室

    埃亚勒·普雷斯(Eyal Press),记者、作家,以调查型非虚构写作见称,曾获“詹姆斯·阿伦森社会公平新闻奖”,文章多发表于《纽约书评》、《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等,著有《美丽灵魂:黑暗中的反抗者》、《绝对信念:我的父亲,一座城市,一个正在撕裂美国的社会冲突》等。

    记者、作家埃亚勒·普雷斯。

    “非常感谢你的来信,我很愿意回答你们的问题。”普雷斯先生在社交软件上同意了我们的采访请求,第一次的邮件采访只限于文字层面。为了深入了解《美丽灵魂》这本书,我们希望亲眼见到普雷斯先生。普雷斯先生十分配合,视频采访顺利进行。摄像头打开的刹那,之前通过文字建立的形象鲜活了起来——一位敢于表达的年轻作家。

    《美丽灵魂》以非虚构写作的形式,记录了四个普通人在与集体意见相左时,拒绝归顺于平庸之恶的故事。除了书中涉及的道德议题,普雷斯先生的个人经历和非虚构写作是我们采访中的另一重点。

    他无疑是一位出色的写作者,无论是写作经验,还是学术探讨,他都有自己的思考。对于自己的犹太移民背景,他也毫不避讳。普雷斯始终认为,书中讨论的关于“平庸之恶“的议题,对于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同样重要。说“不”需要勇气,但永远可能。

    “美丽灵魂”是一个复杂而模糊的词

    谷雨故事:为什么会选择书名为“美丽灵魂”?

    埃亚勒·普雷斯:正如我在书中解释的那样,“美丽灵魂”是一个复杂而模糊的词。它听起来像是一种赞美,一种对某人说的好话。但在以色列军队中,“美丽灵魂”指的是那些极度纯洁的士兵,他们的原则太过坚定。这个词有时被用作表示羞辱。这反映了人们对展现道德勇气的人的复杂态度,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它作为我的标题。

    谷雨故事:四个普通人的反抗故事,来自集体内的异见之声。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这个主题的?又是什么原因使你关注到它并决定写成这样一本书?

    埃亚勒·普雷斯:我一直很着迷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遵守我们的原则?我们应该承担多大的风险?我的父亲是美国一位提供堕胎服务的医生,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在基督教右翼反堕胎运动中,有些人反对堕胎,并威胁到提供堕胎服务的医生。在我的第一本书《绝对信念》中,我写了他的经历。在这本书里,我探讨了同样的问题,不过是关于其他人的。

    谷雨故事:你很注重细节的描写,并试图还原主人公在当时环境下的心理感受,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埃亚勒·普雷斯:这是至关重要的。我想让读者感受到角色的经历,并把自己置身于他们的处境中。否则,这本书就会很无趣,也无法准确地表达出这种行为的难度。

    谷雨故事:你认为书中四位主人公的生活在《美丽灵魂》出版前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埃亚勒·普雷斯:我认为没有人因为这本书而遭受负面影响。我没有和所有的角色保持联系。

    每个人都不止一次面临过良知危机

    谷雨故事:你的家族从以色列迁居美国,你对以色列的印象是怎样的?

    埃亚勒·普雷斯:我对以色列的感情十分复杂。就像书中的阿夫纳那样,他很爱国,正是因为爱国,他对自己国家的期望也更高。所以当以色列有不符合人道的行为,让其他民族成为受害者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必须反抗,改变这种不正确的行为。

    以色列军人阿夫纳·维施尼策。20世纪90年代,以色列政府开始对巴勒斯坦实行军事打击。阿夫纳公然对当局说“不”,对部分巴勒斯坦难民施行人道援助。


    我佩服这种做法,同时也很有认同感。因为我生在以色列,我对以色列有很深的情感,同时我又认为,当以色列犯错的时候,我有责任说出来并且改变它。

    谷雨故事:你在书中第三章谈到,父亲和祖父都曾是以色列军队的一员,你曾崇拜过这支队伍,但随着加沙地带大起义的发生,你对它的赞扬逐渐消失。原因是什么?

    埃亚勒·普雷斯:我认为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的占领在道德上是不合理的。正如我在书中所说的,我经常想,如果我在那里长大,被召去服役,我是否会有勇气拒绝。我希望我有,但我也意识到拒绝是多么困难,正如阿夫纳在第三章的故事所展示的那样。

    谷雨故事:你的父亲及其他以色列的亲戚认为以色列国防军(IDF)夸大了道德标准,你曾经与他们激烈地争论,而现在是什么让你转变了态度?

    埃亚勒·普雷斯:我在大学时读到了第一次巴勒斯坦起义,一场反对以色列占领的大型和平示威和非暴力运动。我被我看到的图片以及阅读的材料所震惊。以色列的士兵封锁道路、追赶儿童,还朝着人群发射橡胶子弹。自那时开始,我便开始反思,以色列到底在那些地区做了什么?这些行为我认为是不对的,从那时候开始这个想法越来越强烈。

    谷雨故事:网络上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之中很少有人面临过《美丽灵魂》中所记述的那种良知危机;也有人认为:其实每个人都不止一次面临过良知危机,你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埃亚勒·普雷斯:我认为我们都有,只不过是以不同的方式。有时风险很小:你要挑战一个你认为错误或冒犯的朋友吗?有时风险很大:即使你可能被逮捕,你也要捍卫权利吗?我相信这些困境在所有国家都存在,对所有人都是如此。

    谷雨故事:可以举例讲一下你自己面临良知危机时是如何选择的吗?

    埃亚勒·普雷斯:虽然我面对的风险要小得多,没有碰到过书中描述的那种极端情况。但作为一名记者,有时你要面对因批评美国政府而变得不受欢迎的情况。

    2003年就是这样一个时刻。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后,很多人摇旗呐喊,而我却写了一篇虐囚的文章,批评美国政府的虐囚行为。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发现,美国国内竟然没有任何关于虐囚事件的讨论,几乎没人谈及这件事。实际上,直到一年之后,虐囚事件才因阿布格莱布丑闻败露而得到关注。

    我不想夸大我的行为,我知道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所谓的豪勇之举,但是我在写文章之前确实考虑过挑战传统主流观念的后果。这篇文章当时是为《国家》杂志写的。

    我试着和我写的人相处,更好地了解他们

    谷雨故事:这本书聚焦了“法律”“道德”“信仰”等词汇,读者有过哪些反馈?你希望读者在读了这本书之后,心境和认识上有怎样的转变?

    埃亚勒·普雷斯:一些人说,他们希望书中有更多关于宗教的内容。我觉得书中的平衡是正确的。

    我希望他们认真思考道德勇气的问题,以及这种勇气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中,在他人的生活中,在社会中如何发挥作用。我希望这能改变人们对爱德华·斯诺登这样的揭发者的看法。

    谷雨故事:你如何看待“揭发者”斯诺登?

    埃亚勒·普雷斯:美国国内对斯诺登的看法是很分裂的。有些人认为斯诺登是个英雄,有些人则认为他是一个叛徒。不过这种情况对揭发者来说是很常见的。

    总体来说,揭发者并不受欢迎,也不是那种别人看到会说:这个人做了好事,我们得给他颁发奖章。就像在书中描述的那样,揭发者的行为往往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才会被认可,才会被感谢,甚至有的时候永远都不会被感谢。斯诺登认为他做的事风险巨大,而且有些人不会喜欢。

    斯诺登做了一件我个人认为很需要勇气的事,他揭露了“棱镜门”,让那些撒谎的政府官员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所作所为。他的行为促使国会出台相应的法案,还改变了那些互联网巨头的做法。就这些方面来说,他确实是一个杰出而影响巨大的揭发者。

    谷雨故事:所以“揭发者”这个词,是中性词还是褒义词?

    埃亚勒·普雷斯:“揭发者”这个词的词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语境发生变化。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华尔街几乎全面崩盘,所有受牵连的金融公司都涉嫌严重的金融诈骗。而这个时候,揭发者们被请到华盛顿畅谈他们想揭发的内幕,他们受到媒体、政府、国会的欢迎,上遍各路杂志封面,所有人都想给他们献花。

    但我书中提到的揭发者,却是要么被开除,要么被妖魔化,要么被忽视,没有人感激他们。所以“揭发者”这个词的词性主要还是取决于语境,不仅是在美国,在任何国家应该都是如此。

    谷雨故事:你在采访过程中,如何确保受访者所言的真实性?如何使他们展现出自己最真实的一面?

    埃亚勒·普雷斯:这总是困难的。我试着采访很多不同的人以确保这篇报道符合其他人的说法和记忆。我也试着和我写的人相处,以更好地了解他们。

    谷雨故事:你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遇到过哪些困难?

    埃亚勒·普雷斯:2008年我想找些在前南斯拉夫爆发内战时将民族主义抛诸脑后去帮助其他民族的人们。我去的时候发现,虽然前南斯拉夫各村各镇都有这样的人,人们对于20世纪90年代的战争仍然记忆犹新,通过帮助其他种族的人,许多人体现了他们的道德勇气,但是他们不想谈论这种事。因为他们忌惮街坊领居的想法,他们怕被视作叛徒,还怕会使没有这样做的人蒙羞。基本上不可能找到一个愿意倾诉的人。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我的主要角色。

    谷雨故事:对于不少人来说回忆往事是痛苦的,怎样让他们开口?

    埃亚勒·普雷斯:有时并不是我让他们开的口。事情发生在1991年,而我去采访时是2008年,17年过去了,他们对此仍然这么敏感,我几乎都快要放弃了。但有一天,一位人权律师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位获救的当事人愿意谈谈这件事情,这个人的故事就在书里。他的名字叫佐兰·桑格特。他是被亚历山大·耶夫蒂奇(第二章主角)救起的人之一。

    我们在一家咖啡馆见了面,他跟我说了一个故事,他有一天晚上去看了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当他走出电影院的时候想着一定要找到亚历山大·耶夫蒂奇,让亚历山大当年的善行为人所知。电影中的故事发生在了他的身上,他被一个辛德勒式的人物所救。所以他找到了我,跟我说了当年的事情。

    谷雨故事:通过写这本书,你自己受到了怎样的影响?

    埃亚勒·普雷斯:这让我懂得,欣赏别人的道德勇气比在自己的生活中表现出来要容易得多。

    瑞士警官保罗·格鲁宁格。1938年,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前夜,瑞士当局禁止犹太难民入境,格鲁宁格违抗当局法令,为大批犹太难民伪造入境签证。

    学习写非虚构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模仿

    谷雨故事:提及非虚构写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你如何定义非虚构写作?你认为进行非虚构写作最具有挑战性的是什么?

    埃亚勒·普雷斯:我认为它应该是能够吸引人的,但也应该与事实相符。非虚构类作家不能编造事实——他们必须尽其所能地报道他们看到、听到和思考的东西,而不需要发明东西。读者相信他们正在阅读的东西实际上发生了。

    调查性报道具有挑战性,因为一个人试图揭露那些有权势的人、机构和政府想要隐藏的事实。我认为,任何社会的健康都依赖于这些事实的揭露,这就是这类非虚构作品尤其重要的原因。

    谷雨故事:在你的写作生涯中,曾受过哪些作家的启发和影响?你是怎样学习写非虚构作品的?

    埃亚勒·普雷斯:我受到许多作家的启发。乔纳森·席尔写过关于核战争和越南战争的优秀著作;彼得·巴拉基安,一位诗人,写了一本关于亚美尼亚种族灭绝的出色的回忆录;詹姆斯·鲍德温写了一篇关于美国种族问题的精彩文章;大卫·格罗斯曼,《黄风》的作者,对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的描述非常尖锐……

    我自己读了许多非虚构的作品,也会和很多作家和记者朋友互相读自己写的文稿,比如上面提到的这些作家。所以学习写非虚构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模仿。

    谷雨故事:之前做记者时所受的专业训练对你日后写作非虚构作品最大的帮助是什么?

    埃亚勒·普雷斯:我的记者经历教会了我如何写作,如何采访,如何搜集更多的信息,如何把一个个小故事和更大、更普遍的主题联系起来。

    就像拳击手接受训练然后上场战斗一样,当记者时写的文章让我为现在写书做好了准备,因为当你进行了小规模的写作之后必然会去进行大规模的写作。

    记者、作家埃亚勒·普雷斯。

    谷雨故事:对于自己的书在中国出版和传播有何感受和期待?(采访人为普雷斯朗读了豆瓣网友对《美丽灵魂》的部分评论)

    埃亚勒·普雷斯:非常感动和高兴,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反应。听了你们刚刚为我念的那些书评,(知道)中国的读者讨论这个话题,我感到非常兴奋。

    几年前《美丽灵魂》的英文版出版时,我就在想,这本书要是可以翻译成其他语言被更多的人读到该多好啊,因为“说不”这个问题是人们都会遇到的。但说实话我没有想到这会成真,本来这只是一个期望而已。

    我希望这本书可以在两个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一是关于日益减弱的“说不”的道德勇气问题被讨论;二是帮助人们了解一些勇于“说不”的重要例子。这可能会激励人们,或者让人们思考他们自己面对的情况。

    而且,如我之前所说,美国社会很统一,在民主方面达成共识,我们总想告诉全世界我们是多么民主,其他国家都应该像美国这样。但我觉得美国还有很多要向其他国家有勇气的人们学习的地方。

    谷雨故事:所以你写这本书的最终目的之一,是让人们意识到当危机真正降临到他们身上时,他们应该做出正确的选择是吗?

    埃亚勒·普雷斯:我不在书上说教,我不是在这种情况下对任何犹豫的人进行评判,因为这本书也是关于付出的风险和代价的。但我相信这些行为会有巨大的重要性,它们可以使一个社会更加公正。如果有足够多的人知道这种行为,并采取类似的行动,他们甚至可以改变历史的进程。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是的,我希望这本书有这样的效果。

    谷雨故事:非虚构写作在美国的发展情况如何?

    埃亚勒·普雷斯:在美国,非虚构写作非常流行,许多重要的非虚构作品都很受欢迎。但是作家们以此为业很难。写这样的书,工作量很大而且很难赚钱,像是严肃的非小说类作品。因此,这很流行但是对于作家而言有难度。

    谷雨故事:接下来有继续出书的打算吗?

    埃亚勒·普雷斯:我正在写我的下一本书,也是关于道德问题的。

    谷雨是一个致力于支持中国非虚构(Non-fiction)作品创作与传播的非盈利项目,由腾讯网联合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陈一丹基金会共同发起。寻找优秀的创作者,也寻找优秀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