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忠字舞到广场舞,宿命式的舞者们

发布: 2018-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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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同一个空间被发现,虽然身份与经历各异,但都在文革时期跳过忠字舞,现在又在同一个广场跳广场舞,穿插追忆共同的青春记忆。”

作者 |  韩萌
摄影记者、自由撰稿人。曾就职于《新京报》。

    纪录片《广场上的舞蹈》海报。

    导演康世伟用了两年半拍摄完成《广场上的舞蹈》,影片记录了某广场上跳舞的三个人物,穿插记录三位舞者不同的人生片断。三个人不同的命运选择形成三条不同的影片结构和叙事,诗意地完成了三个人对“文革”的青春记忆。

    纪录片《广场上的舞蹈》剧照,“反抗者”周先生。

    纪录片《广场上的舞蹈》剧照,“红卫兵团长”尹女士。

    纪录片《广场上的舞蹈》剧照,“孝子”熊先生。

    70岁还能倒立的周先生,在“文革”时期以暴抗暴,到老了依然情怀不减。他找到50年前的初恋女友,将当年分手时为她画的肖像亲手交给她,实现50年来的夙愿。

    60岁的尹女士,父亲在“文革”时期被迫害,她却戏剧性地当上了红卫兵团长,经常被朋友说她“假”。到老后,尹女士反思当年的幼稚,在花甲之年来到美国、韩国进行舞蹈表演,圆了她的舞蹈梦。

    65岁的熊先生,婚姻破裂,照顾着105岁的老父亲。每日到广场跳“牵手舞”的他,靠不断更换女舞伴来纾解心理压力。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在照顾父亲16年后,熊先生安静地送走了他,实现了孝子的承诺。

    对青春的追忆,三位主人公在每一场广场舞中得到释放,同时,对“文革”的反思,在他们的现实生活和与导演的交流中不断展开。影片用温和的方式,把一代人在“文革”中挥洒过的青春,以及“文革”对他们的影响呈现出来。

    纪录片《广场上的舞蹈》剧照,“这不仅是一种舞蹈,更是一种政治革命运动的艺术表达方式,成为那一代中国人狂热、极端的象征”。

    影片开头是一段黑白的忠字舞历史影像,康世伟把这些舞蹈者们形容为“宿命感”式舞蹈。“文革”时期,片中的周先生、熊先生和尹女士都曾跳过“忠字舞”。半个世纪之后,他们再一次聚集到广场上跳舞。影片通过广场舞将他们串联。

    尽管在三位主人公看来,半个世纪前的忠字舞,与现今的广场舞,都与意识形态无关。然而,三位舞者的身份构成过程包含了一种“集体归属感”。广场上的空间里,他们甚至超过家庭的契约约束关系,而形成更为亲密的关系。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他们都难逃当年意识形态留给他们的深刻烙印。

    纪录片《广场上的舞蹈》剧照,熊先生。

    从此“舞者”到彼“舞者”,导演康世伟形容,“宿命式”舞蹈成了三位主人公无法逃脱的命运轮回。

    康世伟的母亲年轻时,在云南某农场支边,跳过忠字舞;现在,在专业舞蹈队里,跳广场舞。他一直对母亲的过去和现在感兴趣,母亲的经历与影片中的尹女士,不无相似之处。

    “公开集会或是吃饭前,15 - 30岁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康世伟的母亲回顾那段经历时说,“在《北京的金山上》《大海航行靠舵手》《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背景音乐下跳起忠字舞,一部分人把舞蹈当作艺术,还有一部分人则把舞蹈当作自己的政治生活。”

    康世伟坦言,对于“文革”,母亲是痛恨的。“我那时候还小,母亲提起这段历史会咬牙切齿;后来随着我长大,我开始慢慢地、有意识地了解这段历史。”

    纪录片《广场上的舞蹈》剧照。

    正如比尔·尼克尔斯在《纪录片导论》中提到的,“在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历史时期,个体之间的关系会截然不同。不论出于怎样的目的和动机,个体之间的关系会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形式容易受到社会结构的影响。”

    康世伟试图把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舞者,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下作为拍摄对象,探讨忠字舞和广场舞在同一代人身上究竟留下了什么。同时,意识形态作为最为隐蔽的形式,可能正是那种使“集体归属感”显得真实自然的形式。

    纪录片《广场上的舞蹈》剧照,尹女士。

    康世伟认为,三位主人公的故事脉络不仅形成了片子的剪辑思路,也代表着他对人生的三重理解。他试图通过三位主人公面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态度,解释从“忠字舞”到“广场舞”在这一代人身上的政治消解。

    “交流青春记忆时,我们有点像忘年交”

    谷雨:这三个人物的选择很有意思,你是怎么找到的?

    康世伟:我最初是想拍一个群像,刚开始时,拍摄团队很强大,有十一二个人。我们整个团队在广场上找,看到哪个就跟拍几天,几个月后,拍摄了将近20个人。纪录片最终拍出来得有故事,能够触及导演内心深处的故事,所以在片子的创作上,我有自己的私心。片子拍摄到最后拍摄对象只剩下3个人,他们不仅代表过去、现在和将来,也隐喻着爱情、亲情和梦想,这同时也是我个人最关注的。

    谷雨:片中人物内在的各自追求,和之前看过相关“文革”的纪录片比,温和了很多。你叙事和剪辑的驱动力在哪里?

    康世伟:凭我的直觉。因为直觉告诉我,我能够理解他们那个年代的青春。最终确定的这三个人,他们能回应我个人内在的需求动因,比如:他们青春时的爱情、亲情和梦想,这几乎是我一直渴望和试图了解的。我的青春里也有自己的爱情、亲情和梦想,这种感觉让我们有点像忘年交。

    受《通天塔》导演多线叙事的影响,《广场上的舞蹈》剪辑是属于混合交叉的叙事方式,希望能达到电影化叙事的效果。有关周先生,我集中讲述了他因为一段不完美的爱情,寻找恋人的部分;熊先生安静地把父亲送走,处理好了家庭事务;尹女士在专业舞蹈团队里,实现着她自己关于舞蹈的梦想。

    纪录片《广场上的舞蹈》剧照,尹女士。

    谷雨:你拍摄这三个人一共有多少人参与?你和被摄者的关系怎么处理的?

    康世伟:大概是3-5个人一起参与了拍摄。我们是朋友,我很喜欢他们的个性。

    这看上去是个很后现代的故事

    谷雨:影片中这三人对过去的历史或多或少都有反思,那么,他们对现在的生活状态是否满意呢?

    康世伟:他们对现状都很满意。尽管当年的意识形态对他们还有很大的影响,比如尹女士,她会有很多反思,觉得那样的事件不能再来一次。回到现在,她对社会仍然充满信心。

    这看上去有一些宿命感。他们一直沉浸在自己的梦想里,没有跳出来,那些意识形态在他们的生命里留下了很深刻的烙印。

    纪录片《广场上的舞蹈》剧照,周先生。

    谷雨:做这个片子的初衷,除了你的母亲,还有没有其他人给过你启发?

    康世伟:我的美术老师、画家韩情。他曾经提示我,“以前文革时那些跳忠字舞的人,现在在广场上跳舞了。”我母亲支边的经历让我对过去的历史感兴趣,韩情老师则启发了我继续探究不同社会时期、不同历史背景下,同一代人身上发生的影响和联系。

    谷雨:具体是怎样一种联系?

    康世伟:忠字舞实际上是在表达对毛主席的热爱,但在现实中我接触到的人里,很多人在反思过去那段历史。这些人一直在跳舞,现在在广场上跳舞,成了全世界最长寿、最健康的老人,而他们却来自同一段残酷的历史,这看上去是个很后现代的故事。他们在用舞蹈,把严肃、残酷的历史问题,在美好的形式中化解了。

    谷雨:这个片子在谷雨和瓢虫合作的线下放映前,有没有私下给一些朋友看过,他们有什么看法?

    康世伟:请过一些老师、专家看过。有的很喜欢,有的提出过一些建议,比如,在剪辑上再调整下,每个人的意见都不一样。我还是想坚持我的想法,现在的人物关系是我最想要的平衡和互补的关系,有很多“神似”和内在联系,所以我还是满意的。

    谷雨:你已经做了几部片子了,吸引你做纪录片的起因是什么?

    康世伟:不是所有的纪录片类型都会吸引我去做,我喜欢人文类的、能够长期拍摄的,尤其是有关人的故事,它能让我看到生命的变化和重量感。这和我个人的性格有关系,我不是特别有爆发力,但我有耐心,有点苦行僧的自虐,愿意与主人公长期地接触和拍摄。时间越长,我做得越有信心。

    谷雨:如果给这部片子打分,满分100的话,你给自己打多少分?

    康世伟:85吧。故事拍摄得还不够完整,制片做得不好。比如我没有拍摄到熊先生父亲的去世。当然,后来我觉得也不用拍,在剪辑时可以处理。周先生家庭生活拍摄得还不够,这是一点遗憾。

    纪录片《广场上的舞蹈》剧照,“广场舞见证了中国人精神的变迁”。

    谷雨:影片的成本是多少?有什么发行上的计划?

    康世伟:成本大约在25 - 30万之间。一部分来自“家·春秋大学生口述历史影像记录计划”项目的支持,另一部分资金来自加拿大广播电视台,今年夏天将在加拿大国家电视台CBC旗下全国法语频道RDI播出。《广场上的舞蹈》现在收回了三分之一的成本,入围了中国纪录片学院奖竞赛单元。我非常希望中国大陆的观众能够看到。

    拍摄这部影片的初衷是要面对大陆和世界的华人观众,因为他们有一段共同的历史,容易引起共鸣。我的家人都看了这部片子,他们很感动,尤其是我父母。

    关于康世伟

    康世伟,1982年出生于成都,2008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公共艺术系,获硕士学位。现于西南交通大学攻读新闻与传播专业博士。2005年至今为职业纪录片导演,美中教育文化基金会艺术总监,欧洲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获奖导演,孟加拉国际公开电影节评委,上海证大艺术馆签约推荐艺术家,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四川大学创新创业导师。创作纪录片包括:《马家塘》《垂死之家》《诗之一生》《广场上的舞蹈》《喇嘛和商人的故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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