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步1600公里,重走西南联大路

发布: 2018-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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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知道,那个时代,那群被迫流亡的知识分子在思考着什么?

作者 |  杨潇

    我想知道,那个时代,那群被迫流亡的知识分子在思考着什么?

    过去几个月我把约翰·斯坦贝克的《横越美国》读了两遍,感觉是很长时间以来读过的最好的旅行文学,比保罗·索鲁和布鲁斯·查特文加起来还要好。后来读北大历史系教授罗新的《从大都到上都》,没翻几页就看到他说他也喜欢斯坦贝克的这本书,并心有戚戚地引用了它的开头:

    我幼小之时一心向往远方,大人说成长会治愈这种心痒。当岁月的流逝证实我已长大成人,他们开的药方又变成了中年。等到了中年,他们又说再大一些我就会降降温。现在我已经五十八岁了,也许他们还会说,年老了就好了。从来就不见效。


    轮船的四声鸣笛总让我汗毛直竖,踮起脚后跟。飞机掠过,发动机轰鸣,甚至马蹄敲击路面的声音,都会令我浑身战栗,口干眼燥,手心发烫,令肠胃在肋骨编织的牢笼里涌动翻腾......当心神不宁的病毒控制了一个不羁之人,而且离开此地的道路显得那么宽阔、笔直和甜蜜之时,受害人必须首先找到一个出发的由头。

    其实,出发的由头在我脑袋里已经盘旋有一阵了。

    发现西南联大

    将近10年前的冬天,我从滇西北晃了一大圈回到昆明,准备在文化巷附近住一晚就飞回湖南老家过年。那天晚上下毛毛雨,落在人行道上也不知是不是冻住了,滑得很。

    我在一个敞开门脸的苍蝇馆子吃了份美味的、有“锅气”的炒米粉后四处溜达,小心翼翼地穿过云南大学高高低低的台阶,又穿过街道,进了云南师大,校园静谧,路灯昏暗,走了一段我看到了一块路牌:联大路。

    顺着联大路往前,我看到了牌楼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几个字,意识到自己撞上这所已不复存在的大学的旧址后,心里好像被某种巨大的东西击中或者填满,以至于,怎么讲,非常刻奇地热泪盈眶。

    这些情感多数已经忘记,有些还记得,但因为语境无法找回也显得非常生涩,但某种东西始终还在。前一阵我看完电影《无问西东》后又想起这个夜晚,觉得真是久违了。

    大一入学时在南开迎水道校区的礼堂接受校史教育,发言者说起我们和北大清华有八年的共校史——1937年战争爆发,平津陷落,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半年后再度西迁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就记得“共校史”三字,不知道他有没有引用当年南开秘书长,后来西南联大训导长黄钰生先生在联大9周年校庆上说的话:“南开虽小,也是为联大做了贡献的。”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毕业后读了不少联大校友的回忆录或传记——不需要特意去读,这些书会被当时的时代精神推送到你的眼前。

    重新发现西南联大

    大约因为确实久违了,当《无问西东》上映时,媒体和自媒体纷纷“重新发现”西南联大,我也花了一阵子才意识到,西南联大确实需要“重新发现”,部分原因是如今的文化环境,部分原因是,我们真的还蛮健忘的。

    1937年11月12日,上海陷落,国府11月20日宣布迁都重庆,11月24日长沙第一次受到日本军机轰炸,12月13日南京陷落。

    1938年2月,临大师生开始分三路西迁昆明,全体女生、大部分教师和一部分男生经粤汉铁路南下广州,经香港到越南海防,经滇越铁路到达昆明,一小支分队乘汽车从湘入桂再出境抵达越南河内辗转入滇。还有200多位体检合格的男生,和11位自愿加入的教授(包括清华的闻一多、袁复礼、李继侗,北大的曾昭抡,南开的黄钰生)和助教,组成“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出发,徒步穿越湘西、贵州,全程1600余公里,历时68天抵达昆明。

    校方对学生们提出的要求是“借以多习民情,考察风土,采集标本,锻炼体魄,务使迁徙之举本身即是教育”,旅行团由黄师岳将军率领,大管家是黄钰生,他格外节俭,全团两个月的开支不足一万元(各地物价不同,举例参考:常德,布鞋一双3角5分;沅陵,猪肉一元4斤,一份春笋炒香干1角),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仍有余款——这个细节是易社强(John Israel)在《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何炳棣评价此书,“迄今最佳联大校史”)中引述一个学生的匿名日记得来的。

    这趟旅行留下了许多记录,虽然一些日记遗失了,但现有资料已经非常丰富,写成一本长沙到昆明的另类徒步手册绰绰有余,而阴差阳错,中间这些市镇我恰好一个也没去过,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不干脆自己走这么一趟呢?

    1938年2月26日,西南联大旅行团抵达常德县中学后全体人员集合的情景。

    我想知道许多事

    我想知道老的湘黔公路还有没有这样的风景,“红的路,红的墙,配上绿的树木,再加上广漠的池沼,美丽极了”。

    我想知道沅水是不是仍然翠绿,让人“忍不住要跳下水去,来一个二百米自由式”。

    我想知道镇远附近盘旋入云端的“鹅翅膀”是不是还在,盘江的铁索桥遗址是不是还有,以及,江上是否还有技艺高超的彝族老船工,而旅行团一路借宿的小学、破庙甚至饭馆是不是还有一星半点的留存?

    我还想知道当年旅行团团员刘兆吉先生完成的《西南采风录》里头的民歌(比如,“斯文滔滔讨人厌,庄稼粗汉爱死人,郎是庄稼老粗汉,不是白脸假斯文”),八十年后还有人记得吗?如果没有了,现在那里的“风”又是什么呢?

    我同样想知道在所有的日记和回忆录之外,旅行团有没有在沿途留下人所不知的其他痕迹,而当地史志办或者老人的记忆里是否存有属于他们视角的东西——这么一群穿着军服扎着绑腿的读书人浩浩荡荡经过,还沿途发表演讲参观苗寨表演节目,他们怎么理解这件事情?

    镇远附近,雨后山滑。

    但我最想知道的还是那群被迫流亡的知识分子的内心。

    按照《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的说法,徒步团穿越内陆的想法“吸引了渴望深入群众的民粹主义者,也吸引了准备以抗日的名义发动穷乡僻壤的群众的积极分子,还吸引了充满好奇心或热衷冒险和体能挑战的人”。

    那么,经过这么一趟迁徙,他们对这片土地有了哪些重新认识?他们的焦虑是增加了还是得到了缓解?他们的这次经历,对1949年的选择(走还是留)是否有过影响,而对那些选择留下的人来说,一波又一波的运动是否让他们想起这次与“真正的中国的灵魂”的接触?他们有过什么感叹?

    不知是不是巧合,参加了这次旅行团的五位教授,除了闻一多先生1946年遇刺,另外四位先生袁复礼、李继侗、曾昭抡、黄钰生后来都没有随国民政府离开大陆,他们的命运也各不相同,我在黄钰生的自传中读到:

    天津解放前几天,南开大学学生亦是西南联大学生宋淑贤给我送来即将起飞的六张飞机票,让我全家逃走,我婉谢了。

    国民党教育部把我列为抢救南运的大学教授之一。我和邱宗岳商量,我们不走了,事实上也走不成了,解放军已占领了飞机场……天津刚解放,我很害怕,以为共产党要惩处我。听了黄松龄同志对南大教授的讲话,特别是听了周总理在怀仁堂对平津大学教授的讲话我放心了。

    可是随即翘起尾巴来,以为,办教育非我们不可。我对待马列主义学习,持嘲笑态度。1950年一次,我对人说,我学马列主义,像狗咬刺猬,四向无门。1951年,我在津沽大学师范学院教心理学,讲条件反射,说:“狗见生人就狂吠,见主人就摇尾,狗的立场最坚定。”

    “标榜高明,瞧不起劳动人民”的黄钰生后来被撤销了南开大学教授的资格,发配去天津图书馆任馆长,每天天不亮就乘第一趟班车到馆里打扫卫生,还要清理全馆的痰盂罐和男女厕所。

    在天津读书的头两年,我经常去天津图书馆门口的旧书市淘宝,在那里淘到的第一本书是浙江文艺1991年版的《百年孤独》,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甚至都不知道黄钰生这个人。

    1938年,西南联大负责人与旅行团全体教员合影。前排左起黄钰生、李继侗、蒋梦麟、黄师岳、梅贻琦、杨振声、潘光旦,二排右三为闻一多。

    1960年,在开始他的横越美国自驾之旅前,斯坦贝克说:

    我住在纽约,偶尔在芝加哥或者旧金山蜻蜓点水式地稍作停留。我发现其实我并不认识自己的国家,我对所有变化的知识都来自书本与报纸,我已经有二十五年没有感觉过这个国家了。我已经许久未曾听说过美国说的话,没有闻过美国青草、树木以及下水道的味道,没有见过美国的山丘与流水,也没有看到过美国的颜色与光线的特色了。

    把纽约、芝加哥、旧金山替换为北京、上海、深圳,把书本和报纸替换为微博和朋友圈,你会发现我们的处境并无不同。

    线上线下,我们都生活在一个个的小圈子里,从热点事件、微信公号和真人秀里观看一个支离破碎的奇观式的中国——我想换一种观看的方式,试试。

    我计划4月8日从长沙出发,先坐火车到益阳(长沙到益阳的水路航线早就没有了),从那里开始徒步,因为时间有限,我也会在某些路段选择坐车加快行程,如果运气够好,我的腰和膝盖不出问题,我希望在四月底五月初抵达昆明,这样就能大致“追上”80年前的湘黔滇旅行团。

    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示意图(最上线路为徒步行进线路,中间线路为乘车线路,最下线路为出海线路)。

    我会每天在自己的微博(@enclavetj)发布行程和见闻,可能也会在公号“写字儿”(writingcafe)里推送一些短图文;谢谢腾讯谷雨计划对本项目的支持,我的系列文章会首发在谷雨实验室(guyulab)。

    • 封面图:《无问西东》剧照。
    • 运营编辑/ 周双玲 校对/ 阿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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