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美国调查记者与编辑协会负责人:报道本身比点击量更重要

发布: 2018-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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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那些有影响力的小众决定了变革的方向。

作者 |  崔莹

    1976年6月,《亚利桑那共和报》调查记者唐·博尔斯在车中被炸身亡,他的遇难和他正在调查的黑手党有关。图为他的遇害现场。

    “有时一篇报道的点击量很少,但正是那些有影响力的小众,决定了变革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样的报道才是有影响力的报道。”

    今年4月初,美国调查记者与编辑协会(IRE)公布了2017年度IRE大奖的获奖名单。IRE大奖是美国新闻界的最高荣誉奖,与普利策奖齐名。

    IRE金奖是该协会颁发的调查性报道最高荣誉。今年获得该奖的作品,是《纽约时报》关于好莱坞著名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性骚扰的报道,以及关于乌克兰记者帕威尔死亡事件的纪录片《谋杀记者帕威尔》。

    获得本届IRE“犯罪报道特别奖”的,是BuzzFeed关于巨富斯考特·杨死亡的调查报道。Buzzfeed用两年时间调查此案,揭示这与俄罗斯势力在英国本土执行的暗杀行动有关。

    IRE创建于1975年,总部位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是世界上最大、创立最早的调查记者组织,拥有5500多名会员。从1979年开始,IRE每年都会评选优秀的调查报道作品。不仅如此,IRE还为调查记者提供培训、资源和社区支持,并保护调查记者的权利。

    道格·哈迪克斯(Doug Haddix)是IRE的执行总监。他曾任基普林格公共事务新闻项目总监,以及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电讯报》调查报道主编。近日,谷雨对道格·哈迪克斯进行了电话采访,了解IRE大奖的评选情况,以及美国调查报道的行业现状。

    IRE执行总监道格·哈迪克斯(Doug Haddix)。

    如何衡量一篇报道是否有影响力?在采访过程中,道格·哈迪克斯表示,他们的标准,是它是否改变立法、惩治违法者、促进社会变革。

    而点击量,并不在此列,因为“正是那些有影响力的小众,决定了变革的方向”。

    换言之,一篇调查报道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能影响真正有影响力的精英,进而改变社会。

    道格·哈迪克斯表示,把流量与记者的收入和考评挂钩的方式,在美国极其少见。如果盲目追求流量,或者把流量作为惟一的考核标准,会导致记者都去报道仅仅以“通俗、受欢迎”为前提的新闻,而这对新闻业来说,“太不幸了”。

    以下为采访内容。

    有影响力的报道是促进社会变革的报道

    谷雨:IRE大奖和普利策奖的获奖作品有时会有重合,这两个奖项存在哪些差异呢?

    道格·哈迪克斯:IRE的所有奖项都和调查性报道有关,而普利策奖包括其他种类。

    在调查报道的评选上,普利策奖遵循的某些标准和IRE奖有些类似,但我们会更多地考虑报道的影响力。

    谷雨:那么,你们如何衡量报道的影响力呢?

    道格·哈迪克斯:影响力包括报道是否促进法律的改变,是否让某些人被绳之于法,是否促进了社会变革,等等。

    谷雨:今年,IRE的一个金奖被颁给了《纽约时报》的韦恩斯坦性骚扰报道,你认为这系列报道的可贵之处在哪里?

    道格·哈迪克斯:《纽约时报》揭露韦恩斯坦性骚扰的报道,是引发“#Me Too”大规模反性骚扰运动的最基本的报道,也是“看门狗”新闻的杰出范例。

    这些报道影响了很多人,给沉默的无权者提供了发声的机会,让强权者对自己的不当行为负责。在改变人们对性骚扰的态度方面,它们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到目前为止,这场运动影响深远,韦恩斯坦、美国著名访谈节目主持人查理·罗斯以及一些政治人物,都被揭露有性骚扰行为。

    《纽约时报》关于韦恩斯坦性骚扰的报道。

    谷雨:IRE 的另一个金奖被颁给了“有组织犯罪和腐败报道项目”OCCRP和其合作伙伴Slidstvo.Info,因为它们共同制作了调查乌克兰记者帕威尔·谢里梅特遇害的纪录片。评奖时,你们是怎么考虑的?

    道格·哈迪克斯:我们的评委都认为,这个奖项真正体现了IRE的精神。

    1976年6月,《亚利桑那共和报》调查记者唐·博尔斯在车中被炸身亡,他的遇难和他正在调查的黑手党有关。事件发生后,三十多名记者从全国各地赶来。他们团结在一起,决定继续完成博尔斯的调查报道。

    OCCRP和Slidstvo.Info共同制作了调查乌克兰记者帕威尔·谢里梅特遇害的记录片 。期间,他们调取查看了大量被警方忽视的监控资料。

    谢里梅特的经历和博尔斯的经历非常相似,它们都表明:你杀得死记者,但你杀不死这个故事。对乌克兰记者如此深入地调查、如此执著于将坏人绳之于法的行为,我们非常惊叹。

    报道本身比点击量更重要

    谷雨:你已经担任IRE执行总监两年了,在这两年里,美国调查报道界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道格·哈迪克斯:我认为是数据新闻日趋成熟。有些记者通过编码、软件等复杂技术,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可视化加工,这催生了很多之前无法做到的报道。

    我马上想到的一个例子是,《亚特兰大宪政报》对医生和其他医疗服务者对病人进行性侵的调查。这涉及成千上万件案例,以及10万多页法庭文件。他们使用软件来分析这些材料,总结出了共性。

    今年IRE数据新闻奖的获得者之一是《芝加哥论坛报》,他们对处方药进行了复杂的分析,分析它们如何将患者置于危险境地。

    另一个数据新闻奖的获得者是非营利新闻机构ProPublica,他们查看了全美的破产数据,发现了种族歧视的存在——申请破产的黑人,和申请破产的白人境遇完全不同。

    2017年9月,非营利新闻机构ProPublica在报道《对美国黑人而言,破产制度的不公正在哪儿》中使用了大量的数据。

    还有一个获奖者,调查的是外国人,特别是中东人在美国找房、租房时是否受歧视,它也涉及大量的数据分析。

    谷雨:美国新闻界面临的最大挑战有哪些?

    道格·哈迪克斯: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大量错误信息和欺骗行为,不仅是调查报道记者,所有记者都面临如何识别真伪信息的挑战。

    2017年8月,飓风哈维登陆美国。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的美国休斯顿当地机场被水淹的图片,后来被指出是假照片。

    这些虚假信息,有的来自白宫和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一些报道令他们感到尴尬,或让总统和他的政府显得腐败无能,他们于是故意诋毁合法的新闻媒体,将很多真实报道断定为虚假的。特朗普政府还常把虚假消息作为宣传工具,误导公众。这种现象正向地方一级政府蔓延。

    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新闻媒体需要与之对抗。对抗方式包括让信息透明、共享数据,以及说明故事来源等,以便让读者了解真相。

    谷雨:在你看来,一篇优秀的调查报道应该是什么样子?

    道格·哈迪克斯:很多时候,政府、企业或其他机构运营效率不高,甚至有非法行为,记者要能提出质疑,揭露腐败,挖掘真相,告知公众。关于这些内容的报道,就是优秀的调查报道。它们关注受害者,调查污染企业和医疗事故。它们表明:某个组织依然有改善和进步的空间。

    谷雨:报道的点击量与报道的质量、专业水准不一定成正比,有时甚至可能相反。在评选时,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们如何取舍?

    道格·哈迪克斯:报道的点击量是很重要,但我认为报道本身更重要。

    有时一篇报道的点击量很少,但正是那些有影响力的小众,决定了变革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样的报道才是有影响力的报道。

    点击量高,并不意味着这就是一篇好报道。美国有很多小报和八卦杂志,比如《世界新闻周报》《国家询问者》,它们经常刊载虚假的故事和名人新闻,销量比《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都高。尽管如此,我还是宁愿选择读者少、点击量少,但能揭露不法行为,引起立法者和公众关注并带来改革的报道。

    谷雨:美国记者的收入,是否会和单篇文章的具体流量挂钩,或者在考评时,被作为重要的参考系数来考虑?

    道格·哈迪克斯:在美国,这样的做法极其少见。很多记者和新闻采编室会对读者进行跟踪调查,了解他们对不同报道的兴趣,但记者的收入,和单篇文章的具体流量没有直接联系。

    谷雨:如果盲目追求流量,或者把流量作为惟一的考核标准,可能会给新闻业带来什么样的伤害?

    道格·哈迪克斯:这样的做法太不幸了,会导致记者都去报道那些仅仅以“通俗、受欢迎”为前提的新闻。

    有的新闻虽然点击量很高,但和可能不太吸引大众的新闻,比如关于政府、商业、教育和其他引人深思的新闻相比,要次要得多。

    大部分离开媒体的记者去了非营利机构

    谷雨:美国的新闻机构是否会越来越多地考虑报道的性价比,考虑削减成本?

    道格·哈迪克斯:在过去10年-15年的时间里,美国媒体的采编人员大幅减少,目前美国记者的人数是10-15年前记者人数的一半。这些削减对新闻业造成了很多伤害,但尽管如此,美国仍然有令人惊叹的调查报道陆续诞生。

    我最担心的,是这些削减对中小型媒体的影响——因为采编人数骤减,它们越来越没有能力做调查性报道。因为调查性报道需要更多的时间,需要记者采访更多的人,查更多的文件,而不是去参加一次政府会议就能写出来的。

    谷雨:美国调查报道记者的年收入大概在什么范围内?他们如果转行,一般会去哪些领域?

    道格·哈迪克斯:这取决于他们在哪里工作。新闻界的人员削减,并不意味着记者收入的减少。

    通常来说,记者所在的媒体越大,他的薪水就越高。某个记者可能完成了一篇非常好的调查性报道,但如果他在一家规模较小的报社工作,就不会获得和《华盛顿邮报》记者同样的薪水。

    此外,美国不同地区的生活成本差异很大,纽约、华盛顿、洛杉矶和旧金山的生活成本较高,记者在那里挣10万美元,大概类似于在哥伦布、俄亥俄州或印第安纳波利斯这样的地方挣5、6万美元。

    就我所知,大部分离开媒体的记者去了非营利新闻机构:有些记者去大学教书,特别是那些非常优秀的调查报道记者,他们很容易被大学聘为教授;有些记者会成为自由职业者,他们为不同的出版物撰稿,也会写书;也有记者转行成为公关,因为两个工作需要的技能相似。目前,美国的公关人数和记者的数量相等。

    谷雨:近些年迅速发展的非营利新闻机构和小型数字新闻媒体,在从事调查报道上的优势和劣势各是什么?

    道格·哈迪克斯:美国已经有很多比较成功的非盈利性新闻机构,其中的大部分都属于非营利新闻研究所(INN)。它们在美国各地完成了很多优秀的调查报道。

    很多媒体的观念是,要竭力报道所有领域的新闻,包括社会新闻、法制新闻、娱乐新闻……而非营利新闻机构只需要选择几个重要的故事进行调查。不必报道某个社区的所有领域,的确是它们的优势。

    它们的劣势是很难建立自己的声誉,很难获得大量受众。如果传统媒体和这些非营利新闻机构合作,可以共赢。

    谷雨:你认为,未来调查报道最好的运作模式应该是什么?最好的资金来源是什么?

    道格·哈迪克斯:如果我知道这个答案,我就会向全世界宣布了。

    很不幸的是,很多人觉得他们没必要为新闻掏钱。他们习惯了在网上看免费新闻。对新闻机构而言,这就成了灾难,因为制作新闻并非是免费的,做调查报道的成本更高,肯定需要有人来埋单,这也是人们正在寻求答案的问题。

    有人建议创建更多的基金会来支持调查报道,将调查报道变成一种公共产品,为大众服务。我希望这样的建议获得更多的共识。

    谷雨:你对调查报道的未来感到乐观还是悲观?

    道格·哈迪克斯:在国家层面,《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这样的全国性媒体,将会有更有力的调查报道。它们甚至增加了对调查性报道的投入,它们的调查报道会继续存活,而且会活得更好。

    但我对美国地方一级的调查性报道状况感到担忧。在很多社区,谁在关注当地的校董事会?谁在监督市长?谁在质疑州立法者和官员?谁在确保税款被合理使用?最近这些年,来自社区的调查报道越来越少。

    让我感到乐观的是,和一二十年前相比,全国性媒体和地方媒体之间的合作在增多,大家把各自掌握的信息聚集在一起,联合做调查报道,这是调查报道的希望。

    谷雨:在新闻业不景气的情况下,想进入调查报道领域的美国年轻人还多吗?哪类人比较受欢迎?

    道格·哈迪克斯:尽管报纸和地方电视台都面临商业模式的挑战,依然有大量年轻人投身于新闻业,特别是那些用4年时间学新闻学和传播学的本科生。优秀的年轻记者暑假会在新闻机构实习,获得课堂之外的实践经验。

    现在,美国新闻界对具有数据分析能力的年轻记者趋之若鹜。

    谷雨:在你看来,如果要做一家值得尊敬的媒体,必须要坚持什么?

    道格·哈迪克斯:对一家值得尊敬的新闻媒体而言,用什么样的商业模式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要生产出质量高、读者和受众信任的内容。如果做不到准确和坚持,任何媒体都不会有好日子过。

    • 采访并文 / 崔莹 编辑 / 陈默 校对 / 阿犁 运营统筹 / 迦沐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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