擦皮鞋、新长征、300亿:老刘的光荣与梦想

发布: 2018-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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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爱的女人打我,算是什么学雷锋标兵,好荒唐。

作者 |  沙丘
谷雨撰稿人

    刘光建心里装着一个300亿的大项目。计划书拟好了,可钱还没有着落。

    按照设想,这个雷锋文化基地的项目包括筹建雷锋大学、共产主义大学、共产主义倒计时纪念碑、共产国际纪念堂、共产国际游览参观中心等设施。他希望在10年内筹到钱,将其建成未来的国际信仰中心、青少年思想政治道德教育中心。

    他找来志愿者丁爱平研究如何找到钱。对方问:“别人投资300个亿,有什么回报?”刘光建说:“你都成历史人物了,像留下金字塔、长城、兵马俑一样,还要什么回报?”

    宣传雷锋精神是刘光建的人生目标。

    为此,62岁的他已经将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交付给这条“长征之路”。从1999年开始,他驾着三轮汽车漫游全国,准备组建100个雷锋擦鞋班,帮扶1000个残疾人和下岗职工。

    由于缺少稳定的经济来源,他不得不靠别人的施舍度日,也常夜晚到菜市场捡拾被丢弃的菜维持温饱。他把雷锋简介和报道自己的报纸贴满车体,每到收费站就拿着报纸说服工作人员免费放行。他几乎走遍了全国所有的省份,无论严寒酷暑,白天摆摊,夜晚睡在车上,好多年没有回家。

    这么多年了,这个人还在学雷锋

    “我活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这是雷锋在日记里对自己人生目标的定义。1962年8月15日,一场意外让他的生命定格在22岁,但“向雷锋同志学习”,走雷锋成长的道路,成为一代人的选择。

    雷锋去世那年,刘光建不满6岁。可他的人生与学雷锋热潮交织在一起。

    1971年,刘光建入伍。和雷锋一样,他帮助老人劈柴担水,帮当地人修桥补路,为战友和学生理发、修理生活用具。他的事迹被刊发在新华社报道中。部队党委给他记了二等功,号召指战员向他学习。曾经为雷锋拍照的摄影师张峻也去部队给他拍照。

    《昨日狂想曲》剧照,张峻拍摄的雷锋和刘光建

    纪录片《昨日狂想曲》里,刘光建拜访张峻。张峻找出当初为其拍摄的影像。照片中,刘光建犹如翻版的雷锋,面容俊朗阳光,带着微笑,连拍摄的姿势和场景都很像。看到这些照片,刘光建有些激动,他向张峻下跪表示感谢,“是你们把我推到这个位置上的。”

    回到七十年代,那时刘光建正梦想着成为“第二个雷锋”,但突然的事故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974年,全国学雷锋表彰大会选中刘光建发言。表彰大会前夕,刘光建向辅导员提议,希望到学校去宣传。随后,辅导员将他的建议转给政委,他被认定为“骄傲自满,搞个人崇拜”。受不了批评的刘光建哭了,一气之下跑回了家。

    纪录片中,刘光建在讲述这段经历时,觉得当初的自己太年少无知。大会前逃跑是很严重的事故,为了交差,他被送进精神病院。刘光建认为“这是个阴谋”,他在日记中写道:“不是我走得太远,而是你把我逼到这个风口浪尖;不是我站得太高,而是你把我逼到这个英雄的顶峰。”

    1977年,刘光建申请援藏,进入西藏气象局工作。他是司务长,每天买菜做饭,干了将近20年。纪录片中,刘光建再次回到老单位。他说,希望将来别人说“这么多年了,这个人还是在学雷锋”。

    1999年,刘光建走上了宣传雷锋精神的漫长之路。他的交通工具从三轮自行车、三轮汽车到两轮平板车。每到一个城市,他以擦鞋为生,赚到钱就买用具,赠给徒弟。

    《昨日狂想曲》剧照,刘光建开着学雷锋专车在西藏

    他很快受到媒体关注。“中国职业雷锋第一人”“新长征英雄”……在很多城市,他被摄像机和闪光灯包围。他说自己的事迹已经被报道六百多次,希望通过媒体在每个城市把“学雷锋”搞成一个个小高潮。

    为了这项事业,刘光建不得不牺牲家庭生活。新京报的一则旧闻报道,刘光建的父亲在2000年去世,从同乡那得知这个消息时,已是五年后。他第一段婚姻留下来的女儿已二三十岁,而刘光建对她的印象还停留在七八岁。

    家人对他的事业似乎也不理解。纪录片中刘光建说:“你能想到吗?我最爱的女人打我,我最好的兄弟也打我。我是什么学雷锋标兵,好荒唐。”

    一场“掏心窝子”的持久战

    黎小锋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刘光建的场景。那是2007年的上海街头,两面红旗插在车上,音响里放着震耳欲聋的红歌,刘光建坐在车前给人擦皮鞋。黎小锋走上前与其交流,不到5分钟,他就做出了要拍摄刘光建的决定。

    对于刘光建的事迹,黎小锋觉得不可思议的同时,也产生很多疑问。千篇一律的说辞不是黎小锋想要的,他知道走进刘光建是一场“持久战”。为了让他掏心窝子,黎小锋将这次拍摄比作“相爱相杀的猫鼠游戏”。

    他跟随刘光建辗转全国各地,一次又一次追问其内心的“秘密”,但每次总是无疾而终。刘光建较强势,说起话来咄咄逼人,抛出的问题他总能很快找到切口进行“完美回击”。争执和矛盾伴随整个拍摄过程,黎小锋时常感到自己的笨拙和无力,他不止一次想过放弃。

    这部纪录片拍摄了接近8年。每年黎小锋去跟拍刘光建两三次,每次最多不超过两周。两个人刚开始还相安无事,后来越来越难相处。“就像谈恋爱的两个人,见了面要吵,不见面又很想念。”

    与家人的关系及当年从部队出走的原因,刘光建总在逃避。一有时机,黎小锋就进行追问。有一次,刘光建被激怒了,对着镜头吼,“你敢把这些剪到片子中吗?”这次争吵让两人都很受伤,一年多没有联系。

    最终,黎小锋将自己与刘光建的争执作为线索,剪辑完成了纪录片,取名《昨日狂想曲》。这是黎小锋周期最长的一部作品,也是最困难的一部。2016年该片获得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纪录片奖。但黎小锋心中仍有遗憾,他尝试过很多次,却一直没有等到刘光建与前妻、与家里的兄弟姐妹见面。

    《昨日狂想曲》剧照,刘光建在路上

    拍摄过程中,黎小锋从最初的质疑,到慢慢地理解刘光建。他认为,刘光建是唐吉诃德式的人物,会为自己的信念牺牲一切,雷锋文化基地就是他的乌托邦。

    黎小锋希望在《昨日狂想曲》中展现大历史与小人物的关系。纪录片中有个精神失常的老太太,她给刘光建塞吃的,在他的摊前载歌载舞,大唱革命歌曲。

    黎小锋说,他们一路上碰到过很多精神有问题的人。这些上了年纪的精神病人,头脑中似乎烙下了“红色年代”的深刻印记。

    纪录片结尾,一年多没联系的刘光建和黎小锋再次相见。2013年是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50周年,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等联合30多家媒体机构评选了50位学雷锋模范,刘光建是其中一位。

    颁奖典礼在钓鱼台国宾馆,黎小锋记录下身穿军装、戴上绶带、胸前别着大红花的刘光建,主席台上,他将发到的奖金压在证书后面,微笑着和众人合影。

    第二天,刘光建带着一位徒弟,想去广场摆摊擦鞋,并拍照留念。可鞋箱、凳子刚放好,武警就告诉他这里不允许摆摊。

    刘光建在广场摆摊擦鞋

    就像多年前,他开着自己的三轮汽车围着五环转圈,不能进城一样。人生最重要的时刻,总是充满戏谑。这一次,他同样狼狈不堪,匆匆离开。

    “我不想再听冠冕堂皇的话”

    谷雨:你在自述中说“从他那里,我注定一无所获”,最初你们的交往是怎样的状态?

    黎小锋:其实我对他们这种公众人物也挺了解。一开始就有准备。他们一直说着冠冕堂皇的话,很少会给你掏心窝子。我就想从老刘开始,要做一个突破,让他们这种人也能讲出真实的感受和想法。所以和老刘的交往比我以前所有的拍摄对象都要难。

    谷雨:你怎么评价刘光建和他做的事情?

    黎小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老刘把学雷锋当成了他的生活方式,我尊重他的选择。

    谷雨:拍摄这部纪录片的八年,你对他的看法有没有改变?

    黎小锋:刚开始我对老刘持怀疑态度,觉得他讲的东西很多是假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用这么长时间做这个片子。老刘对公众讲的东西基本没有任何变化。如果你满足于他那一套,3天就可以把影片拍完。我不满足,我觉得要去触接真相,触及人的内心,所以他行程中重要的时间节点,我都去跟拍。

    比如他去西藏,回到以前的工作单位,我就跟着他去,发现他的确在那里工作过。他去东北拜访张峻,给这位曾为雷锋和他都拍过照片的老人下跪,就知道他讲的那些过去基本是可信的。通过这两个地方,我确信了对老刘的一些看法。

    谷雨:你之前写过一本书《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的“直接电影”》,讲到了“不介入”“不控制”的拍摄手法,但本片你是从第一人称出发介入老刘的生活,你是如何看待这两种创作方法的?

    黎小锋:2004年我在读博时开始写那篇论文。我早期的《夜行人》《最后的秘密》都采用直接电影的方法,观察为主。我的原则是有限介入和控制,我把这种美学方式概括为“壁上观世相”。当时做那个研究我下了很大的功夫,但我知道,做片子不应该局限于我研究的方法或以前用过的拍摄方式。

    我比较遵循一种原则,随物赋形,拍摄到什么素材,认识的人是什么样子,基本还是按照最真实的状态去还原,不去篡改人生。

    但面对新题材、新人物,拍摄方法很多时候得调整。你会发现,按照以前的方法,客观的方式好像不行了。老刘一直在和我辩论,拍了几年以后,我越来越明确地知道,应该把我和老刘争论的这个线索剪辑进去,把我和老刘之间不得不揭示的关系呈现出来。

    《昨日狂想曲》海报

    谷雨:有评论说沙画的出现会比较突兀,你当时是如何考虑的?

    黎小锋:我每次去拍摄老刘都是坐火车或汽车,一路去找他。我在路上会想,哪些场景比较触动我,剪辑中应该呈现一条怎样的隐喻线索。我在拍摄过程中会写一些片段和诗句,经常想着怎么把它影像化。

    后来,刚好认识一位对沙画很感兴趣的朋友,而且我看过他以前的作品觉得挺有意思。我跟他讲自己的一些设想,没想到他能非常快地领会我的意思,把它表现得非常合适。所以,我就请他把我要表现的场景用沙画的形式呈现出来。影片中的呈现,超出我的预期。

    这是老刘的乌托邦

    谷雨:影片中老刘不愿意提及过往和家人,但你还是一次次地试探。面对这样的伦理问题,你是如何处理的?

    黎小锋:老刘是一个性格强悍的人。他是一个说教者,永远在教训别人。这和一般拍摄弱势群体不同,我不觉得我的问题是在挑衅他。对他来讲,压根就不构成伤害。

    以前拍摄《夜行人》时,我也遇到过伦理问题。主人公是个盲人,有一个智力障碍的女儿,我在和她们交往的时候会非常注意,不去触犯隐私,不违背基本的伦理问题。基本都是靠经验去判断,很多情况你自然而然会关掉摄像机,不拍。拍老刘也是他说不要拍摄,我也就关机了。

    谷雨:影片结尾有个镜头我特别喜欢,一个落下的孔明灯在风中滚动,当时是在什么情况下拍摄的?

    黎小锋:当时我到广安拍摄,老刘孤独一个人,在那里过春节。我去找他的时候,两人又争论了一回,大家心情都不愉快。那天晚上我们有点疲倦,准备结束了,老刘坐在凳子上抽烟,我一抬头看到空中飘着一个孔明灯,快要掉下来了。风一吹就向我们这边飘,我心里在想飘到老刘边上就好了。然后真的慢慢飘过来了。老刘是个聪明人,不用我指挥,可能孔明灯也触发了他的某种情绪,他就一动不动地盯着看。所以那个片段是浑然天成的。长期和拍摄对象待在一起,经常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场景出现。

    《昨日狂想曲》剧照,老王孤独一人过春节

    谷雨:这部影片你想表达的是历史对一代人的影响和改变吗?

    黎小锋:我显然是想表达大历史和小人物的关系。标题一开始是《老刘狂想曲》,中间有一个红五星,后面有一个片子也用了红五星,我们就去掉了红五星,把标题改为了《昨日狂想曲》。

    因为老刘貌似在不断往前走,其实是一步步往后退,他想回到他的过去。就像影片中有一个沙画场景,老刘踩着他的三轮车,拼命地追赶一辆呼啸远去的列车,其实它就是想象中的时代列车,时代列车已经一去不复返,老刘还在苦苦追赶。

    谷雨:老刘现在还在全国游走吗,最近情况如何?

    黎小锋:现在已经不在全国漫游了,他在一个大桥底下安顿下来,像一个流浪汉。我最近和他联系过,准备给他寄点钱过去,但是他说他挺好的,没有接受我给他的钱。

    他这个人喜欢硬扛,我有时也很担心他。前几年有朋友要帮他申请西藏的低保,他的户口在西藏,结果他放弃了,说我一个搞雷锋精神的人,需要什么低保。老刘身上有很多可敬的地方,他挺有韧劲,会为自己的信念牺牲一切。

    谷雨:我看到一篇报道说2017年他开始在都江堰搞雷锋学习基地,他这个想法最初是哪儿来的?

    黎小锋:他当时说的是共产主义基地,纪念堂、展览馆、贪官陈列馆、先进人物陈列馆等。他有很多设计,说要300亿。就像他在影片中去拉投资,说给钱的人只会写一个名字而没有实际回报,最后也没找到钱。这也是老刘的乌托邦,他一直有这个梦。

    早年他也曾想建一个很大的养猪场,为全国多个省市供应猪肉。他的想法很多,过不了多久就会冒出一个大计划,最后实现不了,也就不了了之。但是大的方向就是共产主义。

    《昨日狂想曲》剧照

    谷雨:你有个作品展映的名称叫“时间的炼金术”,这部影片也用了8年。对你来说,纪录片创作中的“时间”该如何把握?

    黎小锋:这个是受塔科夫斯基的影响,他认为世界上最理想的电影是一个人的一生——从出生到死亡,每一秒都拍摄下来,从中剪辑出一部90分钟标准片长的电影。我看了很受触动。他说的最理想的电影不就是一部纪录片嘛,他说的一生就是时间的积累。

    通过时间的缓慢流逝,人的命运和处境会慢慢显现,无论是狰狞的,还是美好的,它会展示很多无法想象的东西。所以,我现在的拍摄就尽可能拉长拍摄时间,让人物和事件在其中慢慢发酵。

    政治的,还是美学的?

    谷雨:在创作过程中,你和贾恺是如何分工的,遇到分歧听谁的?

    黎小锋:我们两人属于联合导演,我负责拍摄,她负责剪辑。其实关于片子,我们俩无时无刻不在讨论。2007年开始拍摄老刘,我们的女儿2008年出生,她就是听着我俩的讨论长大的。《昨日狂想曲》剪辑完成后,她都上小学三年级了。

    我比较强势,遇到争论的时候,贾恺还是比较听我的,基本能达成一致。我们俩审美取向和价值观念比较相同,以前她经常和我一起去拍摄,彼此对素材都很亲近。生小孩后她不能去现场,在剪辑的时候反而更客观。现在基本上是我去拍摄,回来她看素材,我对她讲我的理解,然后在素材的基础上进行讨论,形成一种剪辑思路和框架。

    谷雨:你既是纪录片研究者,又是创作者,如何看待国内纪录片的现状?

    黎小锋:这几年独立制作整体有点衰落了。我一直没有改变一个看法,就是纪录片还是要质疑、要批判,只有这样,社会才会进步。西方纪录片最主要的价值标准在我看来就是两条,一是政治的,二是美学的。

    政治的,就是能不能推动一个社会的进步,揭示一种真实的社会状态,引发对某种现象的关注和思考,然后寻求解决的方法。这种政治的、社会的功能在西方纪录片中非常重要,往往有很强的批判性。

    美学的,指在方法、视听语言、选题上有所开创,能够结合新技术带来新的东西。

    在中国,很多纪录片导演一到政治就容易触及敏感,只能在美学上有一定野心,但即使是美学上的开创,也还有很大的空间。

    近年来很多关于传统文化、非遗的纪录片比较受鼓励,很多导演就把精力都放到那里,但用不着所有导演都去拍。

    关于黎小锋

    黎小锋,纪录片导演,现为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主要作品《昨日狂想曲》《遍地乌金》《我最后的秘密》《无定河》《夜行人》,曾入选釜山国际电影节AND项目、CNEX制作项目,入围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丹麦哥本哈根纪录片电影节、台北电影节等诸多海内外影展,并获北京独立影像展纪录片单元最高奖“独立精神”奖、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纪录片等奖项。著作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的“直接电影”》《纪录片创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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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采访并文 | 沙丘 编辑 | 张琳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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