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战争儿童回忆黑暗岁月:“你的父亲是一个好纳粹”

发布: 2018-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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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基因一样,战争的创伤,也会隔代遗传。

作者 |  孙玫

    1945年,被捷克斯洛伐克驱逐的德国儿童。摄影 | Raymond Kleboe(视觉中国)

    “你的父亲是一个好纳粹。他是一个殉道者,殉道者是无罪的。”一个希特勒死忠的妻子,曾经对自己年幼的女儿一遍一遍洗脑。

    实际上,这个“好纳粹”双手沾满鲜血。二战结束后,因对斯洛伐克近7万犹太人的集中灭绝负有直接责任,他被处以绞刑。

    14岁那年,女孩得知了父亲的死讯,痛不欲生。对父亲的爱,与对他犯下的不可辩驳的罪行的羞耻感,时刻折磨着她的神经。她陷入了巨大的阴影,开始酗酒,并出现了精神分裂。

    1998年4月,在那场战争结束半个多世纪后,喝醉的她,在自家装满热水的浴缸中溺毙。

    这个女孩,就是德国女作家亚历山德拉·赛福特的母亲,也是德国战争儿童的典型代表。2018年4月,和她的母亲有类似经历的45位主人公,出现在柏林的一个特殊的摄影展中。

    摄影展上的图片,均来自一本叫《战争儿童》的摄影集。

    它的作者,是摄影师弗雷德里克·赫尔维格,以及作家安妮·瓦克。赫尔维格是战争二代,瓦克是战争三代。在书中,她们记录了自己的父辈和祖辈,在德国最黑暗的岁月里受到的战争创伤,以及他们战后为什么长期保持沉默,成为“哀悼无能”的一代。

    而亲眼见证了母亲痛苦的赛福特,为这本摄影集撰写了序言。

    她们都觉得,在世的德国战争儿童越来越少,再不记录,就来不及了。

    战争记忆

    对《战争儿童》的主角来说,即使隔了七十多年,那些战争记忆仍然历历在目。

    最鲜明的记忆就是死亡。

    空袭来临时,由于父母不愿稀里糊涂地被炸死,罗特劳德·克莱恩和兄弟姐妹们一起,站在了自家的阳台上观看。

    迎接他们的,是让人肝胆俱裂的一幕:炸弹从空中呼啸着降落、爆炸;机枪从空中扫射,收割着奔跑的生命。这些场景,成为克莱恩终生难忘的回忆。

    Rotraud Klein-Moquay(罗特劳德 克莱恩-莫凯)。摄影 | Frederike Helwig

    与死亡记忆相伴相生的,是无休止的动荡。1945年春天,瓦尔特·劳伍德和家人跟随一支100人左右的迁徙队伍躲避战争。每次路过无人居住的房子,他们都会先扫荡储藏室和厨房。

    他记得,一路走来,大部分街道都堆满了死去的尸体。幸运的话,这些战争难民能碰到刚死去的马,吃上一顿马肉。一天,他发现了一辆童车,探头去看,里面躺着一个小婴儿,面色青紫,显然已经死去了一段时间。在战争中,死亡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而小女孩乌恩迪也曾和怀孕的母亲、弟弟,一起离开家乡逃难。她记得,他们坐上了一艘挤了上千人的船。天气特别冷,有人趁乱抢走了乌恩迪的手套。接下来,这艘船不幸被鱼雷击中,所有人都差点遇难。

    终于抵达陆地后,危险并没有消失。乌恩迪和家人,不得不在炮火攻击中没日没夜赶路。每当他们到达一个新地方,以为能安顿下来的时候,空袭就如影而至。

    在乌恩迪的余生中,似乎永远没有终点的逃难,成为她无法摆脱的噩梦。

    1944年10月19日,在德国西部中亚地区,饱受战争蹂躏的亚琛防空洞里的德国难民逃离城市。摄影 | Fred Ramage(视觉中国)

    在为《战争儿童》采访这些人时,作家瓦克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对于自己人生中最恐怖的经历,战争儿童最常说的,是“这在当时很常见”“当时就是这样,所有人都是这样过来的”。

    “他们把‘不把自己看得很重要’视为美德,将自身遭遇深埋在战争的残骸之下。想要碰触这段历史,需要付出巨大的力气。” 瓦克说。

    在《战争儿童》中,还有一个主人公的记忆有些特殊。他叫奥特。战争中的一天,他和父亲一起骑车去小城德绍,路过了一队穿着集中营囚服的劳工队伍。

    来自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的政治犯在柏林55公里外的帕希姆附近的道路上行走。摄影 | Fred Ramage(视觉中国)

    天气很热,这些劳工都没穿外衣,瘦削的肋骨清晰可见。四个全副武装的军人盯着他们。

    这让奥特胆战心惊:虽然他当时年纪很小,但已经从神父那里听说过许多发生在集中营的血腥故事。而因为父亲不喜欢纳粹,他总是很害怕父亲也会被关进集中营。

    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亲眼见证的,是德国历史上最为不堪的一段历史。

    “哀悼无能”的一代

    二战结束后,在童年亲历了战争的一代德国人,一度无法面对真相。

    这是一种极为复杂的心态。很多人此前被纳粹教育洗脑,尽管后来理智告诉自己德国对大屠杀有直接责任,尽管感觉到巨大的羞耻感,但他们却不愿承认,自欺欺人。

    约1935年,一群男孩身穿运动套装在国立政治教育研究所(纳波拉)——一个精英纳粹军事和政治学院管理的二级寄宿学校——参加阅兵。摄影 | 视觉中国

    实际上,这也是一种个体对伤痛的防御机制。

    1967年,德国心理学家亚历山大·米歇尔里奇和玛格丽特·米歇尔里奇发表研究报告,称战争儿童是 “哀悼无能” 的一代。

    “在历史面前,他们曾经的理想,被曾当作救世主的领袖无情地剥夺。在过去面前,他们只能不约而同地紧锁心门。甚至很多德国人不愿意去相信二战中丧生的犹太人数目,而是斤斤计较着己方的死亡人数。”

    “每当有人问责,很多这个年纪的人会去大声反驳:‘其他人做得比我还过分。’”

    正是这个报告,第一次提出了“战争儿童”概念。

    长大后,这一代人选择了对当年的事情闭口不谈。沉默深入了他们的骨髓,哪怕对伴侣,哪怕被自己的子女问及。

    让他们保持缄默的原因,除了羞耻感和罪恶感,还有什么?

    1946年5月,二战后从柏林撤离的成千上万名德国儿童中的一些正在等待与他们的朋友和家人在威尔默斯多夫的西西里学校重聚。摄影 | Fred Ramage(视觉中国)

    在《被遗忘的一代——战争儿童回忆录》一书中,德国女记者和作家萨宾娜·伯德认为,这与战后德国的大环境有关:二战后,人们的关注点更多地放在“幸存”二字上,面对庞大的重建工作,没人有余力去关心“可怜的战争遗孤究竟经历了什么”。

    其次,对于父母来说,二战是一段他们对孩子完全无力保护的时期,他们不愿去面对后者的回忆。

    此外,当时还有一种流行观点:如果不强调问题有多严重,孩子就不会认为这是件多么痛苦的事情,就会更好地度过难关。

    “你们应该高兴,战争结束了,你们是幸存者。忘记过去,往前看吧。” 这是当时全社会的共识。

    但创伤仍在。对战争的恐怖记忆、被剥夺童年的痛苦、失去亲人的恐惧,都埋在战争儿童的内心深处。有研究表明,战争儿童患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的几率,远大于普通民众。

    “很多人都是在年纪很大的时候,才有勇气回顾这段历史。即使他们很清楚地知道,这已经有些迟了。”瓦克写道。

    而战争儿童在成为父母后,会刻意在情感上疏离下一代,淡化原生家庭的影响。这就造成了下一代的情感缺失。

    他们的下一代,即战争二代,仍然会继承父母的战争恐惧。因为背负着“沉重似铅的包袱”,战争二代也成为抑郁症的高发人群。

    和基因一样,战争的创伤,也会隔代遗传。

    打破研究禁忌

    对德国的绝大多数家庭而言,回忆代表着清算和批判,因此一度是绝对的禁区。对国家也是如此。

    实际上,在“战争儿童”概念提出后长达20年的时间里,有关战争儿童的研究,在德国都是禁忌。

    前慕尼黑大学心理研究学院院长米歇尔·艾尔曼认为,战后出现经济奇迹的德国,对伤痛回忆是拒绝的。

    二战后的德国。摄影 | Harry Thurgar(视觉中国)

    还有很多学者认为,过于关注战争儿童,会对大屠杀幸存者和遗属造成双重伤害,有逃避责任、不尊重死者之嫌。

    1980年,PTSD被正式写入《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III》的10年后,德国才开始在精神病领域对战后儿童状况进行研究。1994年,彼特·海因诺的《金龟子飞吧,爸爸在前线》出版,详尽描述了对战争儿童进行心理治疗的过程,揭示了这一代人的精神创伤。

    这个课题被越来越多的人研究。2004年,萨宾娜·伯德出版了《被遗忘的一代——战争儿童回忆录》。

    她提出,即使是作为战争责任人的德国公民,在承担责任的同时,仍然有权利知道战争加诸他们自身的伤痛,有资格被倾听。这种追溯和承担责任并不冲突,完全没必要将两者对立。

    2005年,在法兰克福关于战争儿童的学术会议上,学术界一致认为,为德国战争儿童“解锁”的时候到了:统计战争儿童的数目,并不是要和大屠杀的伤亡人数做竞争。与此相反,是为了更好地揭示战争带给人类的伤痛,并让他们直面父辈的罪责。

    今天的德国,终于有了彻底直面历史的勇气。

    深究羞耻感和负罪感的最终源头

    谷雨:请谈谈你和摄影师赫尔维格的原生家庭状况。是什么促使你们去完成这本书的?

    :二战开始时,我的祖父母还是青少年。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的表现出奇地一致:对这段经历闭口不谈。所以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很清楚:某些特定的话题,最好不要提。

    但是我发现,随着家人年龄的增长,倾诉的需求,逐渐取代了沉默。它来自一种时间上的紧迫感——如果还不倾诉,就没有机会了。因为他们的战争体验和记忆,会随着人生的消逝最终消失。

    摄影师赫尔维格是直接的战争二代。她没有经历过二战,却从父母那里继承了一种心理——时时把自己放在悔过和羞耻的位置。这种复杂的感受,很难用语言来表达。她的同龄人,很多都有严重的精神问题,敏感、缺乏安全感、感情无能。很多人终生不要孩子,或者很晚才考虑个人问题。

    我们的经历,和很多战争二代、战争三代的一样,具有普遍性。就像很多德国文学所描述的,战争儿童对于恐惧、压力、饥饿以及失去的记忆,已经深入骨髓,烙在DNA中。这种记忆,会在下一代身上延续。

    一位战争儿童研究专家说:“我们是作为父母身体的一部分而存在的,这从我们出生伊始,就将伴随我们终生。”更加悲哀的是,绝大多数人对此还缺乏认知。

    因为这些原因,我和赫尔维格不约而同地决定深入调查战争儿童的情况。

    谷雨:《战争儿童》中记录了45个当事人的故事,你们是如何找到他们的?选择标准是什么?采访时,他们有哪些共同的表现?

    瓦克:我们在报纸上登了广告,看到之后,很多人和我们联系。在采访之前,他们不但做好了充分的精神准备,还翻出了很多当年的照片、明信片、日记等物证。

    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受访者需要对自己的童年遭遇有清晰的记忆。为此,在做筛选时,我们把受访者的出生时间,限定在1934年-1945年间。

    让我十分惊讶的是,大部分受访者认为,虽然他们的经历是悲痛的,失去是让人痛苦的,但回忆中仍有美好的地方。

    有些采访者会在讲述过程中痛哭流涕,但最后也会总结:“与死去的人相比,我的童年还是幸福的——至少我活了下来。”这句话经常反复出现,我们还考虑过以它为书名。

    这些出奇一致的反应,让我们有些疑问:是他们在漫长的人生中,因为对战争的恐惧,刻意美化了回忆?还是他们真心觉得,自己的遭遇没什么大不了?为此,我和摄影师还产生过分歧。不过,我俩的共识是:采访是为了展示。重要的是鼓励他们诉说,而不是评价,要避免用成人的标准去量化儿童的经历。

    但随着采访的深入,你很难不去思考,作为战争儿童,他们是如何背负着这么沉重的思想包袱活下来的。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我的疑问是:为什么有这么多关于二战、关于德国纳粹时期的纪录片和电影,却鲜有德国人愿意在家庭成员中讲述当年的历史?

    这是因为负罪和羞耻感。

    摄影集《战争儿童》封面

    谷雨:你希望通过这本书,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是让一代人和上一代人和解吗?

    瓦克:这本书记录了我们父母的历史。我们希望以此说明,他们的经历究竟产生了多久的影响,还将影响多久。

    当我们把这些问题传达给其他德国家庭时,我们希望大家都能用开诚布公的态度,主动和自己的父辈谈论这个话题,认真地做一次听众,倾听他们的过往。

    获得家人的理解,是化解战争伤害的第一步。我们要一起深究羞耻感和负罪感的最终源头。

    谷雨:在你看来,《战争儿童》对于目前的难民问题,对战争儿童研究,有什么意义?

    瓦克:今天的难民儿童,就像当年的战争儿童。恐怖回忆将困扰他们的余生。

    不管民众如何批判今天德国的难民政策,我都希望大家能记住下面这些数字:在二战中,一共有6000万欧洲人失去了故土,1200万德国人被驱逐,无家可归。整个欧洲陷入空前恐慌,直到今天,我们仍不能摆脱这种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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