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亲密拍摄乡村姐妹:最赤裸地展现自己

发布: 2018-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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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也许是人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时期。我们如何对待孩子也就是我们如何对待自己。

作者 |  曹梦雯

    Hannah和Alena是一对姐妹,住在奥地利Waldviertel的一个农村。她们在河里游泳,在草丛打闹,有时在家庭农场中帮忙。2012年,摄影师Carla Kogelman受委托去拍摄Waldviertel。在那里,她遇见了两姐妹。接下来的每年夏天,Carla都会回访,用相机记录下她们的成长。

    2018年,第61届世界新闻摄影比赛(World Press Photo,俗称”荷赛“)公布获奖名单,Carla Kogelman凭借《我是Waldviertel(Ich Bin Waldviertel)》获得长期项目一等奖。在过去动荡的一年中,荷赛的提名作品揭开了世界的各种伤口,难民危机、恐怖主义、毒品走私、性别歧视、政治暴乱……而Carla Kogelman的作品如同带有人文关怀的镇痛剂,向我们展示了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日常生活中的美好。

    在Carla开始摄影工作之前,从事过很多不同的领域。大学社工专业毕业后,她转向戏剧领域工作二十多年。2007年,阿姆斯特丹摄影学院的课程让她对摄影产生兴趣,并留在那里继续学习到2011年。

    她的摄影主要围绕“后台”生活和孩子。起初Carla拍摄舞台上演员们的光鲜模样,但事实上,最吸引她的还是记录后台演员们忘我的瞬间——他们或排练或沉思,最赤裸地展现着自己。

    很快,她以“隐身观察者”的方式将重心转向孩子,用充满叙事张力的黑白照片捕捉孩子们梦幻、天真不羁的模样。很多人因此把她比作荷兰Sally Mann。Sally Mann拍摄的主角几乎都是自己的孩子,Carla则通过不做干预地观察,长时间与拍摄对象相处,融入对方家庭,直到孩子们对她产生信任。

    “五年,她们让我重新度过童年”

    谷雨:社工和戏剧工作后,你是如何开始摄影的?摄影与你之前的经历有什么样的联系?

    Carla Kogelman(后简称CK):做社工让我和人的关系变得亲密;25年戏剧舞台经理人期间,我把视觉故事搬上舞台,也借此环游世界。这两个工作都与人有关。

    我一直都在拍照,但2008年去了阿姆斯特丹摄影学院(Foto Academie Amsterdam)后才正式开始学习摄影。在那里,我学会了更多技巧,专注于我认为最重要的内容上。摄影师这个职业让我将世界和作品融合了。

    谷雨:2012年你受Szene Bunte W?hne(一个奥地利的青少年戏剧节)委托开始创作Waldviertel项目。最初接触这个项目时有何感受?

    CK:我在荷兰的一个小乡村长大。我曾经回到这个乡村,但已无法找到童年的影子。当我遇到Waldviertel的孩子时,我感觉自己重新度过了童年。

    谷雨:你的童年是怎么样的?

    CK:我在一个非传统的家庭长大。两岁时,父亲和姐姐经历车祸,姐姐去世,之后父亲的精神出现很大问题——像个小孩,暴躁、易怒且带有虐待倾向。他没有尽到父亲的职责,我几乎是自己把自己带大的。也正因如此,我养成了旁观的习惯。童年对人的一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我成为社工后,主要处理儿童案件。

    谷雨:你是如何选择拍摄对象的?在她们身上看到了什么?

    CK:我和Hannah 、Alena以及她们的母亲是在她们家门口的池塘边遇到的,她们请我去她们的农场看看。她们坦诚、充满好奇心。我非常喜欢记录她们的日常生活,有一种自然的美。

    谷雨:是什么让你决定持续五年不断记录她们的生活?

    CK:拍了一年后,我意识到这个故事值得继续拍下去。我跟踪她们的时间越长,能探索的东西就越深入。刚开始的两年,每次回去我都尝试和孩子们走得更近一些。好奇心让我不断回访,并逐渐成了她们的朋友。每年我回去探望她们,都好像是开启了新的篇章。

    谷雨:这五年中,你觉得孩子们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你个人最大的改变又是什么?

    CK:孩子们慢慢长大,我也慢慢变老。但在记录的过程中,孩子们让我保持年轻。

    “成年人可以从孩子身上学到很多”

    谷雨:你的照片带着强烈的亲密感。我们能看出你和你的拍摄对象相处了很长时间,她们非常习惯你的存在。你如何处理摄影师和拍摄对象之间的关系?

    CK:从物理距离来说,我从来不担心靠得太近。我不觉得我们之间存在距离。我必须得靠近,才能拍到我想拍的图像。有时候我也会退后一步,拍摄一些环境照,但最吸引我的还是那些靠得近的。

    从心理距离来说,孩子们一直知道我是个摄影师,这是我最重要的职责,其次才是她们的朋友。这与我和我侄子Sam和Tim的关系不同。从他们出生开始我就一直参与他们的成长,对于他们来说我首先是姑姑,其次才是摄影师。这也和别人对我的定位和期待值有关。

    谷雨:长时间拍摄一个项目,会有一些时刻觉得在重复自己吗?

    CK:在那个农场,有一些我特别喜欢的场景和光线,人们的活动也都恰到好处。有一次,我试图重现我第一年为Hannah拍摄的一张肖像。但这非常困难,因为感觉和情境都变了。当这个项目成为一个长期项目后,我会花更多心思去挖掘人物在时间洗涤后的成长,去思考图片之间的节奏,这在编辑中显得尤为重要。

    谷雨:还遇到了什么挑战?你是如何处理的?

    CK:每次重新回到农场的第一天总是很困难,因为我们已经一年没有见过彼此了。最难拍摄的东西是无所事事。夏天好像永无止尽,有时候非常无聊。但是最美的画面也许就在你眼前。

    这也让我意识到,人不可能24小时不停地创作。有一张照片是孩子们在看电视,Hannah在中间被别人的手臂、腿脚包围。那个瞬间在那个时刻非常自然,但平时看那个画面就挺奇怪。我有时候需要一个空档期,重启自己,重新获得创造力。

    谷雨:这组系列中,你最喜欢哪些照片?

    CK:我最喜欢的是那些与水有关的照片。它们充满戏剧性。我会和孩子们相处好几个小时,就为了一张照片。我非常喜欢孩子们的创意。有时,和她们在一起会让我回到童年。

    谷雨:你还准备再回访吗?

    CK:是的,我下个夏天还会再去两次。只要孩子们和村里的人们愿意,我会不断回访。

    谷雨:如果十年后,你拍摄的这些孩子长大了看到你的作品,你希望他们从你的作品中读出什么?

    CK:我希望他们有一个丰富多彩的童年,并且能意识到他们需要为自己的人生做主。

    谷雨:你很多项目都和孩子有关,为什么?

    CK:童年也许是人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时期。我们如何对待孩子也就是我们如何对待自己。孩子纯真无杂质,极具创造力,成年人可以从孩子身上学到很多。我想表现人类的多样性。我自己没有小孩,但是我和孩子可以走得很近。

    “我选择不展示难言之隐”

    谷雨:你在“我是South Africa”(“Ich Bin South Africa”)这个项目中记录了南非东开普省的科萨人小孩。什么契机把你带到了南非?

    CK:1999年,我跟随一个戏剧团去约翰内斯堡参加ArtsAlive戏剧节。那时候我留金发,讲德语,白人身份非常明显。2015年,我陪同一个荷兰的青年戏剧团去东开普省的乡村地区演出,当时演出的主题是青少年与他们家庭的关系。我对当地的表演文化产生了兴趣。那时我住在乡下的一个小旅馆,老板是校车司机,他建议我去看看周围的学校。

    谷雨:在接受采访时,你曾说想要探索年轻科萨人的生活状态,尤其是那些出生在种族隔离之后的人。那么当地居民对你作为一个荷兰白人女性有何看法?

    CK:其实我对当地居民的一些行为有些失望。他们没有努力改善生活环境,而是置之不顾。比如在一个社区艺术度假村内有一个社区蔬菜花园。度假村关闭后,花园也关了。没人再打理蔬菜园了,人们就在那休息。

    谷雨:今年荷赛被提名的长期项目,除了你的项目是关注孩子的成长,其他两个项目关注的主题都更加都更加激烈,关于暴力、毒品、环境等问题。你的项目风格独特,静谧又亲密。在当下的新闻摄影界,有些摄影师习惯性地去追逐一些特别戏剧性的瞬间,对此你怎么想?

    CK: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和兴趣。有时你需要一个安静的空间去忘记那些暴力和残忍。我的童年很艰苦,Hannah和Alena的生活让我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去年她们的父母离婚了,有很多难言之隐,但我选择不展示那一部分。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愿意看到的现实。

    谷雨:你的作品近年来多次获奖,你是如何看待摄影比赛的?

    CK:2014年我凭借12张照片获得了荷赛的观察肖像类一等奖。今年,这个系列有30张。我对这些奖项充满感恩。这是个自掏钱包的项目,别人喜欢这些照片对我来说很重要。

    谷雨:你对想要参加摄影比赛的摄影师们有什么建议?

    CK:聆听自己的初心,创作属于自己的项目。

    注: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是1948年到1994年间南非共和国在南非国民党执政时期实行的一种种族隔离制度,大幅度限制当时占多数的黑人包括集会、结社的各项权利,维持欧洲移民的阿非利卡人的少数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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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摄影 | Carla Kogelman 撰文 | 曹梦雯 编辑 | 张琳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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