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入戏”,他们回到特殊年代经历人性考验

发布: 2018-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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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主义下,人性的急剧转变令人毛骨悚然。

作者 |  蒋春华

    导演乔治·梅里爱在拍摄一个行驶中的马车镜头时,因为机器故障,胶片被卡住了,这时一辆运送棺材的马车闯入了摄影机镜头,这个闯入使得电影史上诞生了“停机再拍”的技术。

    我们能想到,当时的乔治·梅里爱肯定也会被这种神奇所惊吓到。这种“被惊吓”的感受,董雪莹在拍摄《入戏》中最后的“批斗”戏时,也是真切体会的。记得采访中她有说,“我当时是躲在门后,透过门缝看的,心里很担忧”。

    从要拍摄演员的生存状态转变成一部讲集体主义下人的异化的电影,董雪莹是没准备好的。但是她又是幸运的,她是被“选中”的。因为有一种说法,纪录片的真正导演是上帝。

    《入戏》海报中文版。

    董雪莹本来是要为关于演员生存状态的纪录片《微笑》补拍一些素材,她通过朋友的介绍进入到叶京导演《记得少年那首歌》的剧组。叶导为了让演员呈现出那个时代的精神气质,用了最传统的演员训练方法——把13位选出的演员下放到四川大山深处的一座旧军工厂,让他们自然“发酵”。片中的演员大都是20岁左右,他们每天穿着“文革”时期的服装,听着“文革”时期的歌曲,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军工厂练习着那个时代人的生活。

    这是斯坦尼表演体系下最著名的训练演员方法,它让演员在人物所处的环境下生活,一点点把人物的行为内化成自己的行动,直到真正“入戏”。“而实际上,这部电影里演员的‘入戏’是分很多层次的,有被洗脑的入戏,也有为了自己现实利益考虑来配合导演演出来的,还有一些是沉默的人。”董雪莹说。通过这种训练,叶京导演想建立起演员强烈的信念感。

    最开始董雪莹想拍的是演员的生存状态。但是进入到军工厂后,她直觉感受到的是那个地方的“魔幻”。但这也是一种感性的认识,哪怕是在最后的“批斗戏”出现,她只是觉得这个东西很让人害怕。回归理性,是在两年后的剪辑台上,她给我们呈现了《入戏》这部电影。

    《入戏》片场。

    这很像一个社会学的实验模型,在一个切断外界联系的空间,每个人重新扮演一种身份,执行实验者的指令, 一步步参与到实验的进程去。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斯坦福实验”。它最近出现最多不是在社会心理学的课堂上,而是在媒体头条上。“斯坦福实验”被爆出实验数据造假,那些曾经参与这个实验的人站出来说,当时是被实验者诱导从而表演出很残暴的狱警形象。现实世界的真假已经超越人的想象。这会让观众再看《入戏》这部电影的时候,再多一些思考。

    董雪莹在采访中也坦然承认了自己的影片有待完善的部分。这部有点生涩的处女作,镜头焦点锁定在演员入戏的状态上,而忽视了演员的日常生活,而这一部分恰好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出戏”,哪有“入戏”?我们迫切地想看到他们是怎么一点点进入到这个规定情境的,我们也想看到他们作为戏里的人物和戏外的身份发生纠葛的关系。导演是在懵懂的状态下拍摄完这个片子,但幸运的是,在后期的剪辑台上,她和她的团队用理性整理出了目前这个版本。

    《入戏》让人想到德国的“绊脚石”。在德国,很多城市的街道上会有刻着人名的黄铜砖,上面写着纳粹时期被迫害犹太人的姓名、性别、职业,何时何地被纳粹带走的信息。《入戏》可能会让你看完有点难受,但是这也是促使我们反思的契机。它像一面镜子,照见自己,照见他人,照见历史。

    “比我的电影还牛逼的纪录片”

    谷雨:在做纪录片之前,你有过什么经历?

    董雪莹:我先是在郑州一个大学念广告学,后来在电影学院学表演。读电影学院本来想考导演专业,误打误撞学了表演,但是我没觉得学到太多东西。中国的表演教学系统,不是那么合理。我在拍摄关于演员生存状态的纪录片里也遇到相同的问题,面试里很多演员形象都很好,但是一张嘴说话就不太行。

    我觉得是整个文化背景的区别。你可以和西方的演员做比较,就拿《越狱》的男一号来说,他学的是哲学专业,毕业之后他再去餐馆打工,去咖啡厅当服务生,然后才去演戏。他这种阅历是不一样的,然而中国的表演系的学生就很难会去放下身段到咖啡厅打工。

    导演与剪辑师钱孝贞在讨论该片的剪辑。

    谷雨:是怎样的契机,让你转入到纪录片领域?

    董雪莹:因为我的性格决定我做不了职业的演员。我的性格就是要表达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而且我有点“轴”。经过圣丹斯-CNXE纪录片论坛(Sundance-CNEX Workshop)的训练之后,我在慢慢地打开自己。

    谷雨:你是怎么进入到这个剧组的?

    董雪莹:我当时真的是想补拍我那个叫《微笑》的纪录片,是关于演员生存状态主题的。当时我要去补拍一些素材,我的朋友在叶京导演新电影里做副导演。我跟他聊的时候叶导听到了,就问,谁拍纪录片呢?我说,是我。后来我们一聊觉得还不错,就让我拍跟组纪录片。叶导曾经跟我说过:“如果你把我整个从筹备到拍戏的过程拍下来,你这部纪录片一定比我的电影还牛逼。”

    叶京导演在片场。

    谷雨:整个影片你拍摄了多久?

    董雪莹:我从筹备到开机用了差不多一年,拍摄的话是从2012年的10月到2013年的4月,大概拍了三百多小时素材。所以影片的外延还是很丰富的,大家可以从很多角度去看,比如集体主义、“文革”实验、演员生存状态,甚至理想主义。其实叶导是为了他的理想,演员也是为了他的理想,所以它可以解读的面是很多的。

    “这部影片就是短小精悍的一个拳头”

    谷雨:我感觉现在的影片在两个主题上面徘徊,一边是你要表达的演员的生存状态,一边是“文革实验”这个主题。

    董雪莹:我把一些戏剪掉了,比如说“批斗”的重头戏之后,叶导走过来检查大家的“批斗”的结果。他说,想让大家体验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文革”。之后他带大家去山下喝酒,大家都相互抱着哭,但是我把这些全部都删掉了。因为我想让片子最后呈现得更有力量,呈现一个更大的思考空间。我也删减了之后的三次采访,如果说我把谜底全部都抛出来的话,它可能就失去了它本身的一个力量。

    谷雨:但你会不会担心这个东西没有把它表示出来,让人以为你在故意强调某一部分而已?

    董雪莹:我在想有没有可能做一些改动,比如,在片尾结束之后,我把之前的采访加进去,给观众一个舒缓的空间,可以叹口气,我现在确实没有给大家一个透气的空间。但我现在没有这个精力,经济上也不支撑我再去做这个片子了。

    谷雨:你只呈现了演员入戏的状态,而没有呈现他们出戏的状态。比如藏零食、“批斗”会前后他们真实的状态是什么?

    董雪莹:其实他们也有交流,像扮演李勇父亲的演员和李勇扮演者之间,会有一个交谈,这个是在采访中他告诉我的。“批斗”后,年轻演员一直在哭,“李勇父亲”就在安慰他。因为他年龄最大,人生阅历比较丰富。他跟“李勇”讲了一些自己比较坎坷的经历,告诉他人生就是这样的,“李勇”听完心里有了点安慰,就不哭了。

    《入戏》片场。

    谷雨:你觉得目前呈现的片子存在哪些不足?

    董雪莹:这个片子先天的素材确实是有点不足,因为第一次拍摄我没有太多的经验。另外是如果把这些戏加进来,并不能形成一条线,而且,它会影响节奏,所以就放弃了。我把笔墨集中讲了一个人在集体生活中产生异化的故事, 但是我没有挖得特别深,如果挖得深的话,需要把叶导这个人物立起来。就像监制杜海滨说,这部影片就是短小精悍的一个拳头。

    作为这部纪录片的导演,我觉得第一个存在的问题就是缺少情感,其实,我是很希望有情感,对于一个电影也好,对于一个人来也好,很遗憾,现在片子可能确实看不到太多的情感。

    第二个是我没有建立起来这个人物关系。最后的“批斗会”上有“父子揭发”这个戏剧性很强的一段,但是我前面没有铺垫,突然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力量就没那么强烈。很遗憾,我没有把人物关系给交代特别清楚,没法弥补。

    “入戏”和“出戏”之间

    谷雨:片中的哪些人物让你印象比较深刻?

    董雪莹:电影的导演叶导是很有感染力的,他每次给大家讲剧本的时候,他自己也感动地哭,说话又很霸气,所以整个剧组都有点被他“洗脑”了。

    最入戏的是副导演。他说,他一进演员的宿舍,那种状态就特别的奇怪,感觉他自己背负着一个重任,身上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而且他这个人物还有变化,最开始是站在叶导这边,慢慢变得有点同情演员们。“批斗”的重头戏之后,他背过身去,哭了。那就是真实的人性,那个镜头比你拍一个泪流满面更有力量。到最后他完全就跳出来了。拍完后,我给他看片子,他觉得完全被叶导“洗脑”了,自己有点像希特勒的助手希姆莱。

    副导演仓子。

    谷雨:但片中好像没有呈现这段。

    董雪莹:是素材不够的原因。我想用画面表达,而不只是用采访台词。

    谷雨:我也很好奇,因为影片缺乏一些生活细节,所以有时候看起来假假的。总感觉他们是在演,因为他本身就是演员,他们就在执行导演的任务,但有时候又出来一些他们戏外的身份带出来的真实感。你是怎么看待这个真实?就是你在拍最后那场“批斗”戏中,他们哪些人是真的在入戏,哪些人只是在演导演规定的情景。

    董雪莹:“批斗会”总共有两次。第一次大家都被吓到了,包括我,那个时候,大家还是很真实的一个状态。但是第二次差不多隔了一两天,这时候有一些形式上的“文革批斗会”的道具加入。我感觉那场上是有一些演的成分。

    但是大部分人在我事后的采访里会说,当时自己有点太投入了,有的演员直接说当时觉得被洗脑了。给人一种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感觉。

    考验人性的“文革实验”

    谷雨:在这场“文革实验”中,参与者们发生了什么变化?

    董雪莹:是有变化的,就比如说影片里有一个唱《甜蜜蜜》的那个女孩,其实在生活中她是很单纯善良的,但是她在那个环境下,变得有点不近人情甚至刻薄。这个事促使我不断思考,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集体里面有那种去个体化的因素,作为集体的一部分,她不这么做的话会被别人评价的,她会面临这个压力。但其实,这些演员们的状态都不一样,有的真的是像唱《甜蜜蜜》那个女孩一样被洗脑了;有个女孩辞了8年的工作来参加这个戏,她真的是为了自保而已,怕这个事件影响到自己的演艺事业;有人也一直沉默。

    谷雨:有人说拍纪录片是拿别人隐私来成就自己,这是很著名的一个论调,你可以讲一下你的看法吗?

    董雪莹:有人说纪录片是有“原罪”的。我理解的“原罪”是说,我觉得我做这个片子挺有压力的,有时候我挺希望它是个剧情片,如果是,我觉得我就没有这个心理负担。

    他们在接受我最后一次采访后,我给他们看了“批斗会”那两场的素材。有个女孩哭得很厉害,她觉得历历在目,就像晴天霹雳,到现在还心有余悸。其实大部分还是不愿意被人看到自己被“洗脑”的那个样子。

    《入戏》片场。

    谷雨:你觉得影片会带给观众什么样的思考?

    董雪莹:现在我觉得这个片子最大的意义, 就是表达了集体主义下人性的转变。我们从小就被灌输“团结就是力量”,但是这在西方世界的观念中,是反人性的。我觉得“集体主义”要分不同的层面来看,它有《入戏》里的这种状态,但是它也有孩子们去夏令营的集体生活,甚至也包括广告公司里大家一起集体来想一个创意。我们也把这个叫做集体的智慧。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把它放在不同文化背景的框架里来看,会有对集体主义有不同的理解。但是,不管怎样,我们都要保持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

    “出戏”之后,回到现实

    谷雨:哪些电影对你的拍摄有过启发?

    董雪莹:《杀戮演绎》,它是通过演戏的方式再现一段历史。而我这个是由偶然事件促发的,不过都有戏里戏外这种转换。还有,《索妮塔》对我做纪录片是有启发的,纪录片导演是可以直接参与现实甚至改变现实的。

    谷雨:这部片子在哪些电影节放映?观众有什么反应?

    董雪莹:我去过哥德堡电影节,他们提的问题跟中国观众问的差不多,比如说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关心这个被“批斗”孩子最后怎么样了。

    但是他们肯定没有中国观众理解得深,因为我毕竟讲的是一个中国的故事。

    《入戏》片场。

    谷雨:下一步有什么影片计划?

    董雪莹:下一步就是我的一个亲身经历,它是关于中国一线城市的这种婚恋状态的电影。我想通过这个婚恋状态,探讨我们城市的一个现状,我们的城市到底缺失了什么,抛弃了什么?

    谷雨:目前的拍摄面临什么困难?

    董雪莹:现在融资的状态不是很理想。拍《入戏》的时候我也没有太多的选择的余地,但那时候也比现在有钱。

    谷雨:拍《入戏》的资金主要来自哪里?

    董雪莹:圣丹斯学会给了我资金支持,我也接了一些广告,宣传片。

    关于董雪莹

    董雪莹,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广告学和影视表演双学位,纪录片导演。2008年创办以后期为主的“8090影视工作室”,2010年开始做纪录片导演工作。《入戏》是其长片处女作,入围哥德堡国际电影节,获得第12届FIRST青年影展“最佳纪录片”和“一种立场”两项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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