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纪实摄影的“可信度”?他试图证明一张照片不止一个真相

发布: 2018-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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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依旧带着我们审视我们所置身的这个世界,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提问和探讨的工具。



作者 |  王倩蔚

    用普通人理解的方式讲述生活

    2013年,60岁的吉姆·戈尔德贝尔格(Jim Goldberg)回到出生和成长的城市纽黑文,拍摄生活在其中的居民和“生长”其内的平常景物。

    这是一个由耶鲁大学美术馆资助、与摄影师多诺文·怀利(Donovan Wylie)共同完成的摄影项目,旨在以纽黑文为透镜,探索“模范城市”这一概念背后更为具象的历史和现实。经由裁剪、拼贴和重组后的作品最终集结成摄影书《糖果 /一片美好广阔的土地》(Candy/A Good and Spacious Land)。

    由吉姆负责的Candy部分也是他摄影三部曲的完结篇,前两部分别是于1985年出版的《富人和穷人》(Rich and Poor)和于1995年面世的《由狼抚养长大》(Raised by Wolves)。这些主题乍看上去没有清晰明确的脉络延续,但将其置于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你会发现它们都在关涉吉姆成长年代里,美国经济的起落下,不同群体的真实处境——关乎阶级、种族、年龄、爱、欲望与背叛。

    Candy的记录方式颇为“普通”。吉姆没有将镜头对准某一特定群体,抑或像多诺文一般,将目光聚焦在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上。为期四年的时间里,他驾驶着房车,重复地拍摄城市景观,与来自各行各业的居民聊天。他们形塑着纽黑文,又为纽黑文所影响。

    《糖果》,纽黑文,2014年。

    《糖果》,纽黑文巴士站,2016年。

    《纽约时报》曾将Candy称为“勾勒出了往往为学术史所忽略的纽黑文的社会和政治史”,这一评价与吉姆的初衷相吻合。

    在接受谷雨计划采访时,吉姆提到了60年代纽黑文的城市复兴计划。当时,政府寄希望于将其打造成一座“典范城市”,以展现美国文化最好的一面。他们以《圣经》中的圣城耶路撒冷为蓝图,推进城市整体的设计规划。但这一“承诺”很快面临了破灭——它就像是政府事先给予的一块“糖果”。社会的分裂,无论是富人和穷人、还是美国白人和非裔族群,给从小生长在纽黑文的吉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今,纽黑文居住人口中,有四分之一仍处于贫困线以下。

    由这段历史出发,吉姆与那些“希望能够生活在更好的地方”的居民进行交谈,“但‘那个更好的地方’通常只存在于想象中,那是一个能够让他们找寻到更好的生活的幻想之地”。

    《糖果》,一位在纽黑文生活和工作了大半辈子的居民写道:“我的梦想是离开纽黑文,再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2014年。

    毕业于旧金山艺术学院(San Francisco Art Institute)、2012年加入马格南图片社(Magnum Photos)的吉姆,称得上是一位“科班出身”的摄影师。从开启职业生涯的第一份作品《富人和穷人》开始,吉姆就将自己视为一名“用纪实摄影讲故事的人”。

    他让人联想到专注于做口述历史的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他们都试图从往往会在历史中消失得毫无踪迹的个体故事入手,探讨宏大或更具普遍性的社会、政治和人性议题。用吉姆自己的话说,这是“一种讲述普适性议题的策略——用一种普通人都能够理解的方式”。

    这也必然是一个耗时漫长的过程。《富人和穷人》花费了吉姆8年的时间,《由狼抚养长大》则耗时十年之久。

    文字和图片,你更加信任哪一个?

    70至80年代,处于经济滞胀时期的美国见证了严重的阶级分化。身处这一时代的吉姆决定着手拍摄旧金山宅邸中富人们的生活,及周边米顺区临时住所中的低收入者。

    尽管吉姆在采访中强调,他没有刻意去突出严峻的贫富差距的存在,但画面传递出来的对比显而易见——一些人生活在3m×4m的逼仄空间,另一些人则生活在装修豪华的大房子里。

    也是在同一时期,吉姆创造了自己的标志性风格——让自己的拍摄对象在即时成像的宝丽来相片上写下自己想说的话。那些由拍摄对象写下的文字,刺激着我们的情绪反应,仿佛在质问“你有多想了解我的生活?”

    在一幅画面中,一家三口挤在一间破旧逼仄的房间里,照片中央的小男孩显得格外瘦弱。女主人Linda Banks写道:“这张照片仿佛在说我们是一个非常情绪化和紧张的家庭,就像三个火枪手一样。贫穷的确糟糕透了,但它也让我们变得更加紧密。”

    《富人和穷人》,1979年。

    另一张相片中,一位年迈却优雅犹存的女士只身坐在檀木座椅上,她的穿着打扮和背景中的家饰无不透露着上层阶级的身份讯息。“我经常被认为是一位贵妇人,这令我感到不舒服。我深知如何在大多数情况下得体地表现,而不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和我出身庄园、受良好教养熏陶有关。”她这样写道。

    《富人和穷人》,1984年。

    最终出版的摄影书里,这些文字被保存在人像旁。有时候,文字与图片传递的信息相贴合;有时候,它们缺乏关联;还有时候,它们相互矛盾。看上去,吉姆并不想为观者提供一个明确的观点或思考路径。“我认为我的工作并不是要告诉人们按什么路径思考,而是关于提出问题。”

    除文字以外,他还会在书籍制作时加入诸如自制视频的静态帧、找寻到的相关图像资料等。这种方式超越了20世纪纪实摄影的传统——让照片自己“言说”——的范畴。“我认为我的纪实摄影是‘浸泡’在历史和传统里的,我只是在试探,将其推向它的边界。”

    《富人和穷人》,“我的生活是非常私人的,但我会告诉你一件事:我太胖了。”1977年。

    70年代末,吉姆刚迈入摄影界时,传统的纪实摄影也遭遇了一轮哲学上的“围攻”,这其中就以美国作家、评论家苏珊·桑塔格为代表——纪实摄影声称的真相受到质疑,有时甚至沦为为服务于社会变革而对观者进行巧妙操纵的工具。吉姆的尝试也可以被视为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科克伦艺术画廊(Corcoran Gallery of Art)的首席策展人Philip Brookman曾这样评论:“吉姆的想法在于如何去呈现‘图片不止拥有一个真相’,我认为这恰恰有助于恢复纪实摄影的可信度。”

    当代表摄影师当下所见的摄影作品与拍摄对象的主观叙说摆放在一起时,它们实际上也在向观者发问:你更加信任哪一个?你真的可以信任任何一个吗?

    他们的父母将他们“推开”了

    《富人和穷人》后,吉姆又接着完成了《救济院》(Hospice)和《由狼抚养长大》,一个关于养老院濒临死亡的老人,一个关于生活和露宿在加利福尼亚的年轻人。

    暴力、毒品、滥交……这些名词好像很自然地就与那些混迹街头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也让所谓的“主流”群体很难去接纳他们。

    另一方面,外界给予这些无家可归者们的帮助,比如为他们安排住所、提供工作等,有时候反而会引起他们的不适。

    最为关键的一点,去倾听和理解他们的文化与需求,却往往因排斥、害怕、缺乏耐心和精力等种种原因被忽视了。

    这让吉姆想到自己的童年和少年,以及他认识的或不被给予机会、或不受赏识、或被当做替罪羊的年轻人。他想将镜头对向那些作为“局外人”的年轻人,就像他感觉自己曾经是的那样。

    吉姆的工作,就是“建立关系”。他首先找到了自己的“主角”,Dave和 Echo,两位富有魅力但陷于困境的离家出走的年轻人。

    吉姆并没有刻意地去融入到他们的世界。他诉求的是一种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成员间的对话,“当我和他们在一起时,我会和他们谈及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作为那个群体中的一员感受如何,他们也会和我形容他们的世界。”

    他也会适当地为他们提供一些物质帮助。在Echo怀孕期间,吉姆还让前来照顾她的母亲在自己家里住上一段时间。通过Dave、Echo和他们的交往圈子,吉姆又找到了更多人物和故事。

    《由狼抚养长大》,一群无家可归的孩子去往好莱坞大道寻找和乞讨食物,走在末尾的是Dave,他是这一群体的领导者和发言人之一,1988-1989年。

    《由狼抚养长大》,Echo和她的母亲。1988年。

    《由狼抚养长大》称得上一次真正的多媒体的实验。这本书收录了照片、快照、对话片段、日记、手绘、与政府通信的复印件等。在同名展览中,还增加了吉姆自制的影片和相关物件——比如Dave的牛仔夹克。这些材料是无家可归者们日常生活的真实产物,但他们讲述的故事却常常真假参半。

    Dave将自己的母亲称为瘾君子,而父亲则是“地狱骑手”。“事实上,他的父母住在得克萨斯州,他们是虔诚的基督徒,不是瘾君子。我打电话给他们,他们却没有兴趣与Dave联系。所以无论他们是瘾君子、‘地狱骑手’还是基督徒,他们对他都不好。但Dave是一个很特别、很善良的人。”

    Dave代表了很大一部分无家可归的年轻人的处境。“他们都是为人所‘抛弃’的年轻人,他们的父母将他们‘推开’了,任由他们在大街上成长。你只能说,他们被扔向的那个世界是充满暴力、毒品和滥交的,这是那些无家可归者所归属的文化的一部分。这也透露出我们国家文化的一种迹象——它常常会忽略那些年轻人。”

    在贫困和混乱的表象背后,吉姆着力挖掘他们的个性、经历、梦想和人性的部分。

    《由狼抚养长大》,Dave的牛仔夹克。

    故事的结尾,Dave因肾功能衰竭于1993年去世。2016年,Kanye West穿着一件Dave夹克的复制品,随后将其出售。“他们不知道它来自哪里,”吉姆说,“他认为这只是一个时尚产品。”边缘群体的生活方式和亚文化脱离了孕育它们的背景,被简化成纯粹的美学,并经重新包装,出售给那些不知道它们来自哪里的消费者。

    越来越多的“高墙”拔地而起

    《公海》(Open See)是吉姆加入马格南后拍摄的第一份作品。

    2004年雅典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吉姆被委派到当地,去拍摄数量庞大的移民群体。当时希腊约有200万移民,其中大多数过着隐秘的生活,无法拥有合法工作和一些最基本的权利。也是在那个时候,吉姆意识到,拍摄移民比他想象中要复杂许多。

    “这个群体内部有更加细微的差别,移民,难民,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人,他们身上有太多故事可言了。”他决定去往他们的原国籍,乌克兰、孟加拉国、印度、利比里亚、刚果……探究他们为什么要离开,接下去又发生了什么。

    在这一过程中,吉姆捕捉到了不尽相同的悲伤和渴望。几名男子在镜头前脱下衬衫,露出他们伤痕累累的背部。其中一位写道:“战争来了,叛乱分子屠杀了整个村庄和我的家人(我的妻子和8个孩子),我也被射中了好几枪。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活下来的。我经常梦见武装人员”;另一位补充道:“塔利班对我施行了酷刑。”

    《公海》,Mr. Monozande的家人死于叛乱分子的屠杀,战争也在他身上留下难以消磨的痕迹。2008年。

    还有许多被贩卖并被迫卖淫的年轻女性。其中一位女孩在自己的肖像上写道:“我是一个妓女”,毫无表情的脸色与她的证言蕴含的强大力量看上去极不相符;另一位名为Beauty的女孩则写道,“经过7年糟糕透了的生活,我身上唯一留下的美好就是这个名字了。”

    《公海》,Eve,一位来自尼日利亚的难民。她曾被承诺给与一份在希腊办公的工作。抵达后,她却被贩卖到雅典中央市场附近的一家妓院卖淫。皮条客将自由的代价定为完全不可能企及的40,000欧元。如果她试图逃跑,他们就威胁要杀死她的家人。2004年。

    “公海”这一名字源于一位拍摄对象的断语:“在公海里是没有边界的”。然而,各种显性和隐形的边界却在真实世界中存在着。

    一位索马里人用潦草的笔触写下“我每天赚68塔卡(1美元),这令我感到绝望。”另一位则留下——“没有文件,我无法留在这里,也无法去往任何地方。”

    但与此同时,这里也为他们带来了希望和欢乐。一位男性将希腊比作他心目中的“天堂”,承载着他自我重塑的梦想。

    近10年来,难民问题在全球语境下变得愈发严峻且急迫。世界范围内,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社会和政治冲突,被迫离开自己家园的人群正在成倍地增加。与此同时,民族和意识形态间的冲突开始激化,越来越多的“高墙”拔地而起。

    吉姆认为,摄影本身所具的政治效力是个未知数,但它仍在以某种方式介入政治与社会——它带我们审视我们所置身的这个世界,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提问和探讨议题的工具。

    苏珊·桑塔格曾在《论摄影》论及观者与作为媒介的摄影的关系:“大量关涉到世界范围内的苦难和不公的摄影使每个人都对暴行有一定的了解。这让可怕的事物看来去更加普通、遥远(它只是一张照片)、不可避免了。”由于吉姆绝大多数摄影项目都关涉遭受着不公和痛苦的边缘群体,我问及他对此的看法——

    “当我们看过太多不好的事物后,我们总会有变得更加麻木的危险;但是它们也始终有在我们心中‘摩擦出火花’的可能,我们可能会为他人的生活和苦难所刺痛,去做一些实际的事情。有时候,摄影可能是一种能够推动社会改变的非常有效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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