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传奇摄影师:曾拍下1983年的中国 也拍过教皇和王室后裔

发布: 2018-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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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拉德·兰思南(Gérard Rancinan)的摄影作品是对处于巨变中的现代社会的一个见证,一个真实的、诚实的、积极的见证。

作者 |  马列

    兰思南作品:《备战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

    1983年,为拍摄1949年之后首次准备参加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法国摄影师杰拉德·兰思南(Gérard Rancinan)第二次来到中国。

    他见证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首都的样子:大街上基本没有汽车,到处都是自行车。人们穿着高度雷同,都是一样的蓝色。在这样的背景中,他完成了自己的作品。

    兰思南1983年拍摄的中国运动员。他们正在备战奥运会。

    在隔年的荷赛奖评选中,他的此组报道获得了体育类组照一等奖。这也是兰思南首次在荷赛拿下奖项。

    此后的几年间,兰思南成就惊人。加上中国组照,短短6年,他一共获得了5届荷赛奖的6个奖项,其中包括4个所在组别的一等奖。

    兰思南的传奇,实际上在此之前就开始了。他1953年出生于法国波尔多,15岁开始做暗房学徒,18岁就成为了全法国最年轻的摄影记者。

    刚满20岁,他就和当时刚成立的西格玛图片社签约,奔走在世界各地,记录战争与冲突,报道重大赛事与活动。他的荷赛奖获奖作品,就拍摄于这一时期。

    1980年代末,兰思南离开西格玛,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开始专注拍摄名人肖像,并借用更为当代的艺术语言拍摄照片。

    政治领袖卡斯特罗、阿拉法特,娱乐明星莫妮卡·贝鲁奇、巩俐,体育明星泰格·伍兹、蒂埃里·亨利、姚明,艺术家达米恩·赫斯特、罗伊·利希滕斯坦、张桓……兰思南的拍摄名单可以罗列得很长。他以大胆而充满想象力的拍摄手法,将每一位接受自己镜头审视的名人的面具打破或重塑,建立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兰思南拍摄的泰格·伍兹。

    图文描述

    在名人肖像的基础之上,兰思南更进一步,借助西方经典绘画的灵感来源,以镜头针砭当代社会时弊,并将其以巴洛克式的华丽风格展现在世人面前。这些作品宏大、虚幻,充满剧场感,发人深思。

    而在最近展出的作品《大世界小小人》系列中,他则完全抛弃了之前的风格,执意将画面归为至简。

    兰思南《大世界小小人》系列作品之一。

    看上去,兰思南的风格极其多变,但综观他的整个摄影生涯就会发现,他的创作观念是一以贯之的:以摄影见证时代。

    见证、见证、见证——在与兰思南的对话中,他多次提到这个词汇。在他看来,摄影本身就是对处于巨变中的现代社会的一个见证,而且是真实的、诚实的、积极的见证。

    “我通过摄影所想要讲述的并不是我自己,而是整个人类社会。”兰思南说,“我就像是这个世界的一个滤镜,而我的作品,也正是被滤镜赋予不同形态的现实本身。”

    2018年10月,兰思南的系列作品《大世界小小人》在see+画廊展出。其间,谷雨作者与他进行了对话。

    从《西南报》到西格玛

    谷雨:成为摄影记者时,你才18岁。能不能先讲讲你最初接触摄影的那段日子?你是从何时开始想做一名摄影师的?

    兰思南:我最初接触摄影,是在家乡波尔多的《西南报》。那时我在暗房里做摄影学徒,用了三年时间学习冲洗照片,之后才渐渐开始拍新闻照片。

    从做学徒时,我就想要做一名摄影师了。从小,我就是一个好奇心和表达欲都很强烈的男孩,总想把自己脑袋中的想法表现出来。我希望能将自己的照片赋予意义,因为这也给我的人生带来意义。因此,我一直想做一个时代的见证者,记录自己所看到的东西,而摄影记者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谷雨:在1973年刚满20岁时,你就已经和那时刚成立的西格玛图片社签约了。你在西格玛工作了十几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兰思南:从时间上看,我的工作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是在《西南报》时,第二个是在西格玛时,第三个是从西格玛离开一直到现在。

    在《西南报》时,虽然很年轻,但我一直希望有朝一日能更进一步发展这份职业。我有很强的雄心壮志,想给更大的平台工作。

    当我认为自己在《西南报》学到了足够的东西后,就去了西格玛。我走遍世界各地,报道波兰政治动乱、黎巴嫩战争、奥运会、足球世界杯、世界田径锦标赛等重要事件;我为世界上最好的报纸、杂志拍摄照片并发表,例如《时代》《生活》《体育画报》《星期日泰晤士报》《巴黎竞赛报》等。我的作品也获了很多奖。

    兰思南1989年荷赛奖获奖作品 《没有王国的国王》系列,一个加纳酋长。

    兰思南1989年荷赛奖获奖作品《没有王国的国王》系列,珀勒德布尔的王公后裔。

    兰思南1989年荷赛奖获奖组照《没有王国的国王》系列,奥尔良-布拉干萨家族的佩德罗·加斯托王子,巴西皇室后裔。

    在西格玛那些年的经历,让我拥有了一个全面的视角,与此同时,作为记者,你可以在一个很近的距离里来观察这个世界。

    6年,5届荷赛,4个一等奖

    谷雨:从1984年到1989年,短短6年时间,你一共获得了5届荷赛的6个奖项,其中有4个是所在组别的一等奖,这是非常惊人的成绩。为什么在那几年,你有这么集中、高质量的拍摄呢?

    兰思南:很难说原因是什么。还在《西南报》的时候,我就开始广泛地阅读,丰富自己的文化和涵养。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我都百分百地付出,不管身处战场还是体育场,我都想要尽全力拍好照片,做到最好。

    获奖从来都不是我的目的。这件事每次都让我感到头晕目眩,甚至沮丧。所以我开始反抗它,并认为所有这些奖项都是荒谬、做作和无用的。

    我曾经一度想要放弃一些奖项,因为我不知道那些颁发奖品的人究竟是谁。谁又能评价别人的工作呢?对我来说,最大的回报来自一个简单的旁观者——他不知道我是谁,但他看着我的摄影作品,就像触摸光滑皮肤一样感受着它。

    兰思南1985年荷赛奖获奖作品,《苏格兰城堡的领主和鬼魂》。

    谷雨:《备战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苏格兰城堡的领主和鬼魂》《没有王国的国王》《精神病院里的艺术家》……这是你获得荷赛奖的几个摄影专题,在当时,这些选题大都是图片社委托的,还是你自己寻找的?

    兰思南:我自己寻找的。不管在哪个阶段,我都想要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宇宙——用自己的眼光,观察这个时代。

    谷雨:在这些选题中,我对你1983年来中国拍摄的《备战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最感兴趣,能不能讲讲有关这组作品的故事?

    兰思南:1978年,我第一次来中国,给北京一个剧场拍摄照片。但是,即使到了1983年,对于当时的法国人来说,还是很难有机会进入中国,不像现在。

    我来中国报道那些运动员,其实是一个很政治化的行为。1984年是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我想在当年成为第一个、或许也可能是唯一一个摄影记者——报道中国是如何在体育界重新发挥强大力量的。

    当时,我非常想拿到进入中国的许可,于是大使馆给我提供了一个好主意:组织美国、德国和法国的记者到中国进行一次旅行。这样,我最终得以成行。

    兰思南作品:《备战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

    谷雨:那时的中国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

    兰思南:当时的中国很有异域风情。街上到处都是自行车,基本没有汽车,大家穿着一样的蓝色衣服,北京饭店就是当时最大的国际酒店了。

    那时候我对中国很着迷,因为很少有外国人到这里来,我觉得自己发现了一个新世界。

    “给整个社会拍摄一幅肖像”

    谷雨:大约在1986年以后,你离开了西格玛图片社。你是否在那时就开始拍摄名人肖像,以及更为主观的、艺术化的作品?

    兰思南:实际上,在还没离开西格玛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拍摄名人肖像了。离开西格玛后,我创建了工作室,开始更多地和一些名人合作,比如古巴前领导人卡斯特罗、巴勒斯坦前总统阿拉法特、教皇保禄二世,以及众多奥运冠军和演艺明星。

    兰思南镜头下的古巴前领导人卡斯特罗。

    巴勒斯坦前总统阿拉法特。

    教皇保禄二世。

    南非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

    除了拍摄人物肖像,为了拓宽自己思考的维度,我也开始和许多记者、作家合作,比如法国作家卡洛琳·考德瑞尔特。在这次的展览中,就有她与美国思想家福山的一篇对谈。 在过去近20年里,我们一起探讨社会思想,提出问题,并试图用摄影和文学的方式进行对话。我们都在试图寻求——卡洛琳用她的文字,我用我的摄影——一个更大的表达领域,一种被我们同代人的思想所滋养的内在自由形式和审美追求。

    谷雨:之前从事新闻摄影记者的经历,对你的肖像以及艺术摄影有着怎样的帮助?

    兰思南:不管是当年还是现在,我一直都是一个将世界和人类作为客体进行观察的人。而摄影记者的职业经历,使我能够更细微地做到这一点。

    我拍摄的并不是所谓的美丽照片,我一直在凝视这个世界,并讲述与其有关的故事。

    谷雨:你在采访里谈到这个转变时说:“是时候退后一步,从更远的距离看待、分析这个世界,利用我所获得的经验来批判它了。”这种想法是如何产生的呢?

    兰思南:20世纪80年代,我已经获得了6个荷赛奖,也在世界上很多一流媒体刊发过报道,我觉得自己完成了作为一个摄影记者的梦想。

    随着科技进步、网络发展,纸质媒体变得越来越弱势,另一方面,消费社会的种种问题也在慢慢浮现。我仍然想做一个世界的见证者,但希望用另一种形式去表现这些东西,所以就进入了艺术这个领域。

    但是,我不认为自己的摄影创作可以被拆分为不同的时期或类别。我想在作品中讲述的,始终是同一件事——对当下时代的见证与思考。

    谷雨:摄影,作为能直接与现实世界产生紧密联系的媒介,似乎天生就担负着更多的社会责任。正如你所说,这一点,即使在你后来的艺术摄影作品中,也有许多体现——比如对消费社会、媒体暴力、流行文化、环境问题等话题的揭示与讨论。但是,你为什么选择了一种主观架构式的创作方式呢?与直接记录式的摄影相比,这种表达的优势体现在哪儿?

    兰思南:这是一个好问题。对于一份报纸来说,记者需要在前线寻找并报道一个事件,但编辑则会在后方,对记者的报道进行加工。对我来说,自己的这种转变,就好像是从一个记者的身份不断退后,最终到达编辑的位置。我认为自己现在的作品蕴含了更深层次的思考。

    在做记者时,我拍了很多国王的肖像照;后来在“美好世界”系列作品中,我用自己的方式拍了迪士尼的米奇家族。在我看来,这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我现在是给整个社会拍摄一幅肖像。在这个充满人的社会中,我所要做的,就是去往人群的中间,以一种人们更感兴趣的摄影方式来表现这个社会——尤其是其中的问题。

    《美好世界》系列之《军人拯救我们的价值》。

    《美好世界》系列之《看电视的家庭》。

    我就像是这个世界的一个滤镜,而我的作品,也正是被滤镜赋予不同形态的现实本身。

    展现思想,而非现实

    谷雨:但是,从可控程度上来说,你现在做的艺术摄影,在形式上应该更自由一些吧?

    兰思南:是的。但即使在艺术摄影中,仍然有客观现实存在。今天早上,我还和卡洛琳谈到了下一个项目——关注人类的消费物品。

    以海洋塑料垃圾为例。如果作为摄影记者,我可能会去海边拍一些垃圾倾倒的情况;现在,作为一个艺术家,我会想如何赋予这些垃圾更多美学上的意义,让其神圣化。但是,这两种作品所要传达的话语是一样的,都是在关注人类的污染问题。

    谷雨:你一直强调自己是一个见证者,之前你也曾经说过:“艺术家必须做一个见证者,并深深参与到我们的社会中。”在你看来,究竟什么是艺术?

    兰思南:我认为,艺术是对当下时代的一种美的见证。记者也好,摄影家也好,艺术家也好,不管你想与不想,其实每个人时刻都在见证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见证社会和人类的种种变化。对我来说,我只是想在“用摄影见证世界”这条道路上走到极致,做到最好。

    有时候,我会觉得许多当代艺术并不是在慷慨地分享,而是在故意呈现一种模糊的信息或概念。这让我有些厌烦。所有这些艺术家都只顾着看自己,并要求整个世界看到他们有多聪明……这真是很可怜。

    艺术并不总是需要呈现出复杂或费解。卢齐欧·封塔纳在一幅画上切出一个洞,以便让人看得更远,那是非常简单、有力,而且神奇的。对封塔纳来说,绘画不再是一张裱好的画布,而是一种幻觉。而对我来说,我渴望一切可以分享的东西,渴望那些从现实中复制而来的幻觉。

    谷雨:在“现代三部曲”和“大世界小小人”系列中,你常常借用西方经典油画的图式。这似乎让观看者可以从时空的另一头,重新审视当下种种荒谬的现实。这种借用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兰思南:我的思想经常受到当代艺术家的启发,比如保罗·麦卡锡和达米安·赫斯特。除此之外,像委拉斯贵兹那样的艺术家,是我心目中绝对重要的人。

    委拉斯贵兹是一个优秀的肖像画家,并且几乎也是一个记者。他对同代人进行了深入刻画,并试图以此搜寻自己所处时代的灵魂。他的肖像作品不只是绘画——如果凝视画中人的眼睛,你会发现他们的精神仍然鲜活,并且处于一种很不安的状态里。

    委拉斯贵兹名作《宫娥》。

    每个艺术家都在揭示自己所处的时代。卡拉瓦乔和米开朗基罗见证了他们时代的复杂性,沃霍尔揭示了他的时代,还有巴斯奎特,更别提毕加索了……当你看到《格尔尼卡》时,那已经不仅仅是面前的一幅画:你能听到无辜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受到炮火轰炸时的惨叫声,你只能一边哭泣,一边反抗。

    从历史的角度看,人类对社会的思考是一直持续的。艺术家也总是在质疑他们的时代和人类为自己创造的世界。所以,不同时代的艺术作品所传达的信息也是不断重复的,只是美学形式有所不同。

    在“现代三部曲”系列中,我一直在研究我们社会经历的巨大变化,试图找到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联系。而我的灵感,就来自大师们那些举世闻名的画作。卢浮宫里的《美杜莎之筏》反映了19世纪的海难,我借用这个形式讨论当下的移民问题;在达芬奇《最后的晚餐》中,耶稣在给门徒分发食物,在我的作品《盛大的晚餐》中,大家分食的是这个时代的垃圾食品;还有一张作品的灵感来自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导人民》,而我想要讲述的,是社会上被压制的言论自由……

    兰思南作品《幻想之筏》。它的灵感来源是《美杜莎之筏》。

    兰思南作品《盛大的晚餐》。它的灵感来源是《最后的晚餐》。

    兰思南作品《公之于众的自由》。它的灵感来源是《自由引导人民》。

    我试图用记忆和曾经走过的路,来观察现在的西方社会,这正是“现代三部曲”系列的意义。

    时代在不断变换,但信息和思想可以跨越时空。正如“大世界小小人”系列中的那幅《迷宫》:人类站在迷宫的入口,思考自己在哪里,要去何处。这就是人类社会中永恒存在的话题。

    兰思南作品《迷宫》。

    而我在这幅作品里想要展现的,正是人类的思想,而非眼睛可以看到的现实。

    从巴洛克到极简

    谷雨:与之前作品中繁复异常的巴洛克风格相比,“大世界小小人”系列似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极简。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形式与内容总是相联系的,通过这样的风格,你想要表达什么?

    兰思南:我认为自己的作品——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的——都是社会的一面镜子。之前的“现代三部曲”系列对西方历史密码和标志进行了重新审视,同时展现了消费社会的种种问题——照片里有很多人物、很多色彩,人们大快朵颐、醉生梦死,尽情享受着物质生活。之所以呈现这么多复杂的形象,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本身就是复杂的。

    有的艺术家一生只做一件事,但我一直想把形式和主题结合得更好,以不同的形式展现自己的思想,追寻人生的意义。所以,我一直在思考怎样以更简单的手法,展现世界和人类的复杂性。“大世界小小人”系列,就是我从之前的作品世界中走出来后创作的。

    我将自己对人类社会的思考,进行了一次从身体到意识、从物质到精神的转变。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把灯、电视、手机全部关掉,然后静心思考、冥想。我们究竟是谁?作为一个小小的个体,究竟处于这个世界上的什么位置?在现代社会中,街道如此拥挤,人无处不在;但与此同时,人又什么都不是。最终,我将这些思考转化为摄影,得到了这些作品。

    谷雨:对于这一系列作品,你期待从观众那里得到怎样的反应?

    兰思南:与之前的作品相比,“大世界小小人”系列可能需要观众多花一些时间去观看和思考,因为这些作品更多涉及的是人的思想。

    例如,这幅作品展现了一个人举着小星球站在矩形框架里,它讲述的是规则: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社会,人常常被困在各种规则的框架里,独自举着自己的小世界。

    而这幅作品呈现了人在一个圆圈内不停奔跑,正如现实中的人在快节奏生活中一刻都停不下来。

    还有这幅《奔向边缘》,我们学习、工作,都是为了爬到更高的位置,但即使真的到达了那个位置,又怎么保证自己站稳脚跟呢?

    谷雨:虽然你说观看这些作品需要更多思考,但它们在画面形式上却非常简洁。你认为这种简洁的形式,更适合表达深层次的问题吗?

    兰思南:我希望可以找到触动人思考的那个最敏感的点。我在这组作品中做的事情,就是总结——让思想的传达变得更精细、更准确,在一幅作品里涵盖整个人生。

    “大世界小小人”系列展示了一个被其文化强加梦想的囚徒形象,并主要通过线条、颜色和形状的纯洁性来表现。这是一种形式上的突破,一种尽可能接近思想的极简主义追求。我甘愿冒着作品不断被解构的风险,试图揭示一个暴力的现实。

    摄影与笔没有区别

    谷雨:总的来说,你是如何看待摄影这个媒介的?

    兰思南:摄影是对现实的诠释,而不是现实本身。摄影做的事情,就是通过定格时间,将现实世界缩小,最终使其成为一张照片。

    虽然照片中的内容被局限在一个小小的框架内,但摄影师永远想要展现出更多的想象,将观者带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中去。

    谷雨:你对摄影的理解,让我想起了英国艺术评论家约翰·伯格的一句话:“一个电影导演可以操控时间,一位画家可以操控对他在画中所描绘之事的融汇,但静照摄影师却无法如此。他能做的唯一决断就是从中孤立出哪一个瞬间来,但这个明显的制约却给了照片独一无二的力量。已呈现的会激发出未被呈现的。你可以任意找一张照片来体验这话的道理。”

    兰思南:是的,他说得非常好。对于摄影来说,展示的东西并不局限于照片之内,更多的思考应该是超越画面的。

    此外,我还想说,在文学领域,虽然大家使用的文字大同小异,但作者的性格和能力不同,最终的作品也完全不同。其实,摄影也是一样的道理。

    谷雨:你更希望被称为摄影师还是艺术家?

    兰思南:我是摄影师,会拍照片;画家会画画;建筑师会设计建筑……我想,最终观众会来决定,我们做出来的这些东西究竟是不是艺术。

    确实有一些造型艺术家,只是用摄影记录并展现自己的实物作品。但对我来说,摄影与手中的一支笔没有区别,它可以让我完成关于思想的种种不同形式的写作。

    谷雨:最后一个问题。对你的摄影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兰思南:我认为,摄影是对处于巨变中的现代社会的一个见证——真实的、诚实的、积极的见证。我的摄影是诗意的,同时也是政治的。我通过摄影所想要讲述的并不是我自己,而是整个人类社会。

    关于杰拉德·兰思南

    1953年出生于法国波尔多;18岁成为当时法国最年轻的摄影记者,25岁正式加入西格玛图片社;1986年离开西格玛图片社,1980年代末开始专注于名人肖像和艺术摄影领域。

    他的作品曾刊发在《巴黎竞赛报》《生活》杂志、《星期日泰晤士报》《体育画报》等世界知名媒体,并在巴黎、米兰、布鲁塞尔、柏林、香港、上海等地的美术馆和画廊举办展览。

    作为摄影记者,兰思南报道了世界各地的自然灾害、种族战争、城市暴乱,以及奥运会、足球世界杯、田径锦标赛等世界级体育赛事。他曾获得5届荷赛奖的6个奖项,其中包括4个一等奖。

    作为独立摄影师,兰思南与作家、记者、思想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广泛合作,以古典与现代相结合的元素,呈现充满想象力的虚构场景,反映对现实社会问题的种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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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采访并文 | 马列 翻译 | 张庆 编辑 | 纪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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