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委解读“侯奖”获奖作品:时代空城与边缘族群

看看世界发布:2017-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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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纪实摄影史上,侯登科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根据他的遗愿所设立的“侯登科纪实摄影奖”,也是国内最具分量的纪实摄影奖之一。11月1日,第六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获奖名单揭晓——陈荣辉《空城计》、程新皓《莽》、苏呷此色《土地的主人—布拖》。本文采访了参与此届“侯奖”评选的三位评委李媚、刘铮、海杰,探讨他们在本次评选中对作品的思考,亦展现中国当代纪实摄影的新鲜力量。

作者 | 傅尔得
策展人、专栏作者,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毕业。近年工作、生活于上海,频繁往返于伦敦、纽约等国际文化交汇之都。2015年,为大理国际影会策展“肌理之下:台湾当代摄影联展”,获2015年大理国际影会“金翅鸟”最佳策展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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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媚:这个奖是雪中送炭,不是锦上添花

谷雨故事:作为侯登科的生前好友,你怎么看待他在中国纪实摄影领域的位置?

李媚:如果谈及侯登科在中国摄影中的位置,我觉得他是一个绕不开的人,是具有大师地位的人。在《侯登科的世界》一书和《中国摄影》杂志2016年5月刊的封面专题“中国当代纪实摄影的重要摄影家侯登科”中,我都有写过他,也谈及了他的地位问题。

谷雨故事:你认为的“大师”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媚:除了他所关注的对象本身的价值之外,还有他对摄影的贡献,他在摄影上的观察方式和拍摄方式,我觉得侯登科在这一点上,是区别于中国绝大多数摄影家的。他的影像非常独特,现在可能都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来界定他的影像的独特性。比如,他影像中的多视点、多瞬间,晋永权曾经说过,布列松是一个典型瞬间,侯登科在一张照片中有无数个典型瞬间。他有对摄影的独特理解和观察,他写的文字,是他的精神价值和文化价值的体现。

另外,他对底层生活热爱、理解和融入。他本身就是一个底层生活的人,他是一个农民群体的摄影家,是一个有身份的人,这在中国摄影界也是很特别的。所谓的身份,是指群体属性和归宿,他是农民群体,这是他的身份归类。

麦客。摄影/侯登科。麦客。摄影/侯登科。

谷雨故事:作为侯登科纪实摄影奖的发起人,在制定参赛原则时,我们看到了奖项设置的偏向,如偏向自由摄影人、民间力量、非职业摄影师,以及在年龄上偏向年轻摄影人等,这种偏向是侯登科生前及你、于德水老师达成共识的观点吗?

李媚:侯登科当时说了,他希望这个奖项能奖励像他那样拍摄的人,他是一个非职业的摄影家,在中国可能有相当一部分非职业的摄影家、自由摄影家,这是他当时委托时就已经确定了的。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倾向于这种群体跟我个人的身份也是有关系的,我本身就是一个自由职业者,我就是一个非主流的人,我愿意参与这个奖项的工作,跟我本人的选择和志向也有关系。这个奖是一个雪中送炭的奖,不是一个锦上添花的奖。

谷雨故事:从第一届到现在,作为评委主持你都在场,但是每一期的评委都会有一些变动,在评委的选择上都出于哪些考虑?

李媚:侯登科纪实摄影奖有三个学术主持,我、顾铮、杨小彦,按道理每一届这三个人都必需在场,但比如有时候我们在评选的时候杨小彦刚好不在国内等原因,他就没有在场。今年的评审顾铮没有参加,因为他出国了。但是,其他的评委是可以变动的,到现在,我们的评委原则上是不重复的,我估计今后这个原则可能会改变。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视点,以前我们还有其他跨界的评委参加,比如崔卫平、吴亮等都做过评委,他们都不是摄影圈的人。

谷雨故事:侯登科纪实摄影奖除了它在业界的分量外,还有一个特点在于奖金很多,奖金都来自于侯登科作品的市场收入吗?还是出于企业的持续赞助?

李媚:从第二届开始,全部奖金和评选的工作费用,每年20万都来自兰州谷仓当代影像馆,如果没有他们支持,这个奖的维持是不可想象的。古仓当代影像馆的理事长王西野先生跟我们一共签了十年的合同。在第二届的时候,原来支持这个奖项的机构因为金融危机,无法继续支持这个奖,因此第二届时,这个奖面临着流产,但那个时候,王西野先生来救了这场火,他救了一个急。之后,他跟我们签了五届的合同。所以,侯登科奖得益于古仓当代影像馆的帮助。

谷雨故事:侯登科纪实摄影奖的奖金在摄影界的奖项来讲,算是很高的,这么高的奖金,用意在哪?

李媚:奖金从第一届就设置了,当时是因为侯登科把他全部的东西都贡献出来了,我们希望能有稍微多一点的经费来赞助摄影师的项目。侯登科纪实摄影奖不是对人的奖励,而是对一个项目的奖励。一个摄影师要完成一个拍摄项目不是一两天就能完成的,如果没有稍微多一点的钱,要完成也是很难想象的。我们决定如果要建立一个项目奖的话,应该提供稍微充足一点的费用。

谷雨故事:你认为侯登科纪实摄影奖对国内纪实摄影的发展意味着什么?

李媚:我很难讲它意味着什么,但我只能说,它至少推动了中国纪实摄影这一类型的发展,而且它的存在,至少不断地在告诉人们,这一类摄影的价值。

谷雨故事:作为评委,你以什么原则或价值观来进行筛选?

李媚:肯定首先遵循侯登科纪实摄影奖的宗旨,也即是对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纪实性拍摄。然后,就是凭自己多年来对图片的经验和判断。另外,它是一个项目奖,我们要比较全面地衡量一个摄影师的工作。这个奖项的申请有一个表格,需要摄影师提供他的工作计划,等于是要有一个选题报告、工作计划这类的东西来供我们衡量。

谷雨故事:从侯登科拍照的时代到现在年轻人的摄影实践,你觉得纪实摄影是否发生了变化?你认同这种变化吗?

李媚:拍摄方式、叙述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收到的稿件很多都是年轻人的,他们观察世界的方式,他们的图像、色彩等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跟侯登科他们传统的方式有绝大区别的。但同时,我们也觉得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好像也发生了变化,现在的拍摄虽然也触及现实,但不像侯登科那一代人那样深入。中国现在是一个这么热闹的地方,这么多社会问题发生的地方,每天似乎都在上演着各种大片,社会矛盾如此尖锐和集中,对中国现实而言,我觉得现在的摄影师还是挺乏力的,跟侯登科那一代人比,有很大的距离。

谷雨故事:在摄影语言和媒介的选择上,从吕楠、侯登科等一代的纪实摄影,到张晓、骆丹、严明这一代的摄影表现,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认同这些变化吗?

李媚:发展到现在,多媒体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了,但这一切是围绕着你对某一个社会问题、族群的深入来进行的,手段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你选择了一个题目和方向后,你能够进入到多深,能够进行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我觉得骆丹、张晓、严明,他们都是非常好的摄影家,应该说他们建立了一种主观观看的摄影方式,但是我觉得这两年,好像第五届、第六届的评选,就提交作品的整体水平来说,没有特别让人兴奋的作品出现。

大国志。摄影/严明大国志。摄影/严明

谷雨故事:这一次的评选过程你挣扎吗?结果满意吗?

李媚:我对结果还是满意的,就所有提交项目来看,这三个人获奖还是挺好的,三个面向都照顾到了。过程我倒没有挣扎,在陈荣辉和另一个没有获奖的摄影师姜涛身上,我曾在他们两个人身上有过一点犹豫。因为我觉得陈荣辉年轻,以后的机会会有很多,不是说他拍得不好,他的作品在所有提交的项目中是出类拔萃的,这一点毫无疑问。

姜涛拍的是《京杭大运河》,他的拍摄方式很传统。他的拍摄虽然一方面是质朴的,但另一方面来讲,他还算是比较深入的。开始的时候,我是倾向于他的,第一我觉得他没什么名气,第二他年轻比较大,有六十多岁了,在这种年龄层面的摄影师们,他们这一辈子可能就是那样拍摄,他的观察方式、图像可能不会发生更大的变化。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工作还是有价值的,我个人投票是投给姜涛的,但是最后的评审结果,我也认为是非常合理的,也是挺好的。

京杭大运河。摄影/姜涛京杭大运河。摄影/姜涛

谷雨故事:程新皓计划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以人类学的视角深扎进一个少数民族,对其进行认识和考据,你怎么看待这样年轻一辈的作品?

李媚:如果投票,我第一个会投给程新皓。因为侯登科纪实摄影奖到现在,关注的是项目,但我们很少碰到这样的。李江树的拍摄符合这种原则,他做的是北京名人故居的调查和拍摄,后来他跟另外一个摄影师合作,出了好几本非常有价值的书。

我一直非常希望侯奖能给到一个从人类学角度去深入展开的项目,这一次程新皓能获奖,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侯奖需要这样的获奖者,它能鼓励像程新皓这样的摄影家,或者不是摄影家,但是有系统在进展工作的人。这种工作现在是很不讨好的,图像既不打眼,也要花非常长时间,在现在这么轻浮、娱乐的社会,很少人会去关注一个族群的命运。程新皓难能可贵,如果他还要继续工作下去,我希望他在影像上能更多面一些,但这种冷静、客观和平实的创作,应该也是人类学影像的原则和特点。我只是希望他的观察更深入,内容更丰富。

莽。摄影/程新皓莽。摄影/程新皓

谷雨故事:这一届另一位获奖者苏呷此色,他在上一届就进了第三轮的投票,但最终无缘大奖。但是在今年,他继续参加,最终获了奖项。今年选择他的原因是?

李媚:侯登科纪实摄影奖有一个特点,就是有很多人都是投了三届,或者三届以上。他们在坚持每一届都申请,我很珍惜和感谢这些摄影师,这表明他们对侯奖的重视。具体到苏呷此色,他拍摄的都是自己的族群,但是他每一届申请的内容都有一些变化,从这些变化上,可以看出他是不断在进步和努力的,这一届奖给他是挺合理的。

土地的主人—布拖。摄影/苏呷此色土地的主人—布拖。摄影/苏呷此色

谷雨故事:过去那么多届的举办,发生过一些评委对最后奖项的看法和冲突,你怎么看待这些冲突?

李媚:冲突挺正常的,我反而觉得没有冲突不好。我是欢迎不同意见的,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面对一件事情不可能每个人的意见都一样,让大家能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就好了。

谷雨故事:正如你之前所说,侯登科对摄影之外的知识有着强烈的饥渴,比如除了国内外的艺术、哲学、文学等的广泛涉猎,还有经济学书籍的涉猎,你认为,作为一个纪实摄影师,应该怎么组装和累积自己的知识结构?

李媚:每个人取决于各自的工作,以及对自己的要求。如果你要做一个纯粹的艺术家是可以的,你就是完全地凭着自己的感受和灵性去做纯粹的艺术,这也没问题。如果你要进入社会生活,对社会问题或某个族群进行考察和拍摄,你当然要具备社会学的知识储备,这是最起码的。遇到不同的问题需要不同的知识结构,如果你做这个问题,当然要具备民族学的东西,同时要具备历史等知识,这都是作为一个创作者本应该有的知识储备。

刘铮:我对“纪实”这个词一直有不同的看法

谷雨故事:你怎么看待侯登科及其摄影?他曾在某些方面影响过你吗?

刘铮:老侯生前也算是我的朋友,一位很敬重的前辈,他为人坦诚真挚。出于这样的情谊我很荣幸参与侯奖的评选,也感谢李媚老师的邀请。

谷雨故事:你怎么看待侯登科纪实摄影奖?这个奖项的影响力对国内纪实摄影的发展意味着什么?作为评委,你以一个什么原则或价值观来进行筛选?

刘铮:我对“纪实”这个词一直有不同的看法,不太认同国内目前的解读。记录和文献的摄影,是摄影的最初形态,也将是最终形态。一切的所谓挑战边缘都是美术上的意义,与摄影没太多关系。

谷雨故事:你自己的创作从纪实开始,到后面选择了观念,这一个选择的转变,是感觉纪实在表达上的局限吗?

刘铮:对于摄影我也是在不停地去认识,但我其实并没有局限在摄影上。我可以用一切的方式去接近自由。艺术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谷雨故事:对于评选,你怎么看这些提交的纪实作品。从侯登科拍照的时代到现在年轻人的摄影实践,你觉得纪实摄影是否发生了变化?

刘铮:国内对“纪实”的理解一开始就是误读,现在只能将错就错吧!

谷雨故事:那你觉得“纪实”应该要怎么来充分地理解?

刘铮:就是“记录与文献”的摄影。艺术性是自身的,不是强加的,不是刻意追求的。

谷雨故事:你的意思是核心是纪录,那么,从吕楠、张新民、袁东平等一代的纪实摄影,到张晓、骆丹、严明,再到这一次评选的程新皓、陈荣辉等这样的纪实摄影表现,你怎么看待纪实摄影在内涵外延上的变化?

刘铮:我觉得变化不大,有的是审美取向上的改变,本质上一直受西方价值取向的影响。

谷雨故事:那么,在媒介方面的选择上,现在的创作者越来越多的将摄影、录像、书、文献等综合起来进行研究,对此趋势你怎么看,这是时代性所致吗?

刘铮:是的。

谷雨故事:对于从侯登科那一代的纪实摄影到目前年轻一代摄影师的纪实表现,你觉得哪些变化让你有兴奋、惊喜,或是后生可畏的感觉?而反之,你的失望之处,或者说是哪些应该发生变化的地方,现在的年轻人表现的还不够充分?

刘铮:我不认为年龄在艺术追求上有何特殊意义,年轻不意味平庸,年老不见得不是先锋的姿态。

谷雨故事:对于陈荣辉的《空城计》、程新皓的《莽》、苏呷此色《土地的主人——布托》,都是从非常不同的层面对中国现实进行了抓取,你怎么看?

刘铮:陈荣辉更艺术,程新皓更学术、苏呷此色更勤奋。各有所长。

谷雨故事:看到你给这一届获奖者陈荣辉写的评选词“暧昧奇特的色彩所制造的强大气场,将观者深深带入荒野空城的萧条与迷离气氛,将现实与超现实完美融合,在新一代创作人群中风格凸现,出类拔萃。”你对陈荣辉在色彩上的把握很欣赏,你认为他是在形式和内容的结合上做得很好的一位吗?

刘铮:我很欣赏这个摄影师,作品很成熟,希望他以后会有更好的发展。摄影是在不断变化的,他有能力逐步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方向。

空城计。摄影/陈荣辉空城计。摄影/陈荣辉

谷雨故事:2013年侯登科纪实摄影奖的获得者李政德之前表示过他的《新国人》是向你的《国人》致敬,不知你是否看过他的作品,觉得如何?

刘铮:见过李政德一面,很可爱。

谷雨故事:你觉得纪实摄影一定要有批判性吗?你之前认为摄影比其他艺术媒介更能进行创作表达,今天仍然这么看待吗?

刘铮:摄影的文献性非常可贵,人类该珍惜。摄影作为艺术只是一个媒介,不宜孤立看待。

海杰:你得发现真问题

谷雨故事:对于这个奖项,你是怎么看的?

海杰:侯奖算是国内各大摄影奖项里比较注重“问题意识”的奖,这还有赖于李媚、于德水等几位侯登科生前好友的坚持和推动。这个奖以“纪实”作为奖项定语,最终还是向问题倾斜,尽管它也存在着很多不足。以摄影家个人的名字命名的摄影奖,现在开始多了起来,有时候会变成该摄影家的形象工程,所幸我们遇到的是侯登科。

谷雨故事:纪实摄影的问题意识怎么来看,重要在于其批判性吗?

海杰:“批判性”这个词还是不清晰。问题意识是你得发现社会情境里存在的真问题,而不是基于问题视觉的表演。你比如说,很多投稿的都喜欢投罗中立的《父亲》那样的苦难面孔,他们拍的很轻松,这在80年代切题,但问题就在于这已经变成了很多人向纪实做出的伪问题的表演和投名状。

我觉得提出问题,就要对社会有观察、思考和发现,比如说侯登科纪实摄影奖,很多投稿里竟然还在模仿侯登科生前那个时代语境的视觉习趣。这很荒诞,我们如何理解一个人(一个传统),不是要让我们变成古墓派,而是要从今天的现实需要出发。

谷雨故事:罗中立的《父亲》有其时代性,而且1980年代初的时代背景下,因为有着之前那么长一段时间的政治气候,这幅农民写实作品才能在历史上有其有分量的定位,那么你认为在这次评选中,摄影师们对诸如影像创作背景思考的成熟度如何?

海杰:大多数是先拍摄后注入想法,所以这种想法生硬、奇怪、力不从心。你说的这个对当下的许多摄影师来说还是要求高了一些。从投稿里我能看到森山大道、骆丹、严明、张晓等人的影子在我面前飘来飘去。当然部分进入提名和最终获奖的,肯定有这样的高度,起码获奖的大部分我是认同的。

我觉得摄影圈该到让自己思考,创作出有思想深度的作品,换句话说,该让自己显得有文化的时候了。侯登科本来是一个纠结的人,他的爱和不满都很浓烈,也就是说他的爱里有反思,更何况他对视觉语言与其所指都有思考,不是说他只是简单地拍几个麦客。而以侯登科命名的摄影奖要跟上来,就得扩展自己的语言边界,寻找新的问题和视觉资源。看侯登科奖,不能是一个为了塑造侯登科(尽管他的头像看上去开始像鲁迅了)的摄影奖,而是以他的反思精神来推动新时期摄影的裂变及其表达。

罗中立《父亲》。油画,1980年。罗中立《父亲》。油画,1980年。

谷雨故事:你怎么看待在纪实摄影上创造力的流变?如从侯登科拍摄的时代到现在年轻人的摄影实践,你觉得纪实摄影在内涵和外延上是否发生什么变化?

海杰:我在评选的时候提出要多强调问题意识,因为这个词清晰,是可及物的,而纪实这个词以多种面目出现。但杨小彦老师还是提倡应该继续用纪实,他认为这个词用了这么多年了。“纪实”在中国是一个带有时代属性和道德穹顶的词。你说的吕楠等人的实践加上当时的理论解释已经让“纪实”这个词成型,很难再把人们从那个“纪实”的时代烙印里拉出来了。

尽管我们看到了后来出现了“新纪实”这个词的继续借用,也看到了一群诸如骆丹、张晓等人不同于以往的实践,但这个时候再用纪实去叙述他们,就显得不大对头了,他们的丰富性理应在表述上先体现出来,而且纪实是一种研究用到的归类法,问题意识才是摄像家要去想的事情。

现在总体呈现出一个语言越来越多样,问题意识却越来越少的态势。但在某些时候,语言也会变成问题本身,比如当下,技术即身份,图像即身份。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看待“纪实”这个词呢?它能满足我们的表述吗?

谷雨故事:是否说之前的纪实、观念的划分不再适用?

海杰:没错,活在当下,而不是活在八十年代。问题里有时代性,媒材里也有。但我们并不是强调要多么强化时代性,而是说如何用更合适的媒介去说自己想要说的话。而不是紧张地对自己提醒:我是个摄影师,我一定要用摄影。情怀容易让人狭隘,并且变得盲目。

莽。摄影/程新皓莽。摄影/程新皓

谷雨故事:这一次评选过程对你来讲挣扎吗?

海杰:评选某种程度上都是评自己所好,加上投稿可选的作品不是那么多,这种不通畅是必然的。

谷雨故事:历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关于城市化以及不均衡发展的题材也挺多,你觉得这次选择陈荣辉《空城计》的主要原因在哪?

海杰:陈荣辉拍的话题很多人也都拍过,他的确拍出了奇怪的色彩,更显出了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的荒诞性和真实的幻觉。这种色彩还不完全归功于形式,它或许就是拍摄对象携带的,只不过陈荣辉把它放大了。当然我觉得这组作品还可以更好。至于入选,这是恰巧他投稿了,在评委提名阶段,被提名了,然后在各种投票博弈阶段,进入了终评。只要是评奖,获奖和不获奖都会给出看上去合理的理由。

空城计。摄影/陈荣辉空城计。摄影/陈荣辉

谷雨故事:苏呷此色《土地的主人——布托》这一组拍少数民族的选题其实也并不新鲜。那么对他此次获奖你怎么看?

海杰:拍摄少数民族的这次有两个,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作业方式,程新皓的《莽》是一种看上去人类学或者档案式的作业方式,其实这更像一个壳,他在方案里显示的是他以莽人这个几近消失的群体,来讨论知识生产和未曾平等的权力与话语对于边地边缘族群身份等问题进行的篡改。但他毕竟不是莽人,属于他者。

而苏呷此色是那个族群内部的,更何况那是还没有现代化的地方。其实我更喜欢他之前拍摄的布拖彝人,语言也不新鲜,但有自己对于族群的情感与态度。这次的作品,他明显受到了外界干扰,比如受到当代摄影流行的“呆照”的吸引,所以显得有些熟悉和奇怪。我甚至建议他在后面的创作中加入一些来自内部的反思。

土地的主人—布拖。摄影/苏呷此色土地的主人—布拖。摄影/苏呷此色

谷雨故事:你觉得这一次有因为没有被评选出来而比较可惜的作品吗?或者说在哪个方向的探讨你觉得是非常欣赏的,但可惜因为不太成熟或者其他原因最终没有入选?

海杰:李明的《高塔之下》是我今年看到的很喜欢的作品。他拍的是空间,但却是人的延伸,我还今年为他和贾朔(贾朔拍的是《开封犹太人》)在郑州做过展览。我觉得他的这组作品反映出拍摄对象在全球化语境中的某种复杂而又茫然的身份追寻和纠结。可惜其他评委对于这些话题或许较为陌生,因而未能进入终评。另外,闫亮的《改造场》里本可以将一些遗留的受改造的人的肖像纳入,但他可能顾虑到肖像的问题和其它考量没有纳入。

高塔之下。摄影/李明高塔之下。摄影/李明
改造场。摄影/闫亮改造场。摄影/闫亮

谷雨故事:看来还是有遗憾,一个奖项最终只是平均意见妥协的结果。

海杰:对,最大公约数。所以数据上的民主未必就见得是多么好的选择,还好评选中间我们还曾就某些部分推倒重来过。

谷雨故事:那么对创作者来讲,奖项重要也不重要了。

海杰:可以是种鼓励,但不可以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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