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曾获荷赛大奖的摄影师,镜头里不只有贫穷与孤独

看看世界发布:2017-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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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边缘题材纪实摄影,人们想到的往往是战乱、饥荒与贫穷。玛格南摄影师Jonas Bendiksen同样关注被孤立的社会群体,但他镜头底下流动着的还有美学、生命与信仰。他曾动身前往俄罗斯,用几年时间拍摄关于前苏联的“无人之境”;他曾依靠一笔奖金记录世界各地的城市贫民窟……在此次“Jeep携手玛格南中国人文行摄之旅”中,作为导师的Jonas Bendiksen进行了为期九天的理论加实践指导,他回忆起19岁在玛格南伦敦办事处的实习生活,希望能给工作坊的学员带去当年同样的鼓舞。

作者 | 曹梦雯
谷雨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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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南摄影师乔纳斯·本迪克森(Jonas Bendiksen)1977年出生于挪威,他一直关注被孤立的社会群体与文化飞地,揽获多项大奖,其中包括2003年纽约国际摄影中心(ICP)无限奖(Infinity Award),2005年世界新闻摄影比赛(荷赛)日常生活类二等奖,2007年美国国家杂志奖,数次获得 POYi全球年度图片奖。

“底片代表摄影师的性格”

谷雨故事:你谈论如何开始摄影生涯时,总是提到19岁时在玛格南伦敦分部做实习生的经历。你是如何得到那次机会的?

Jonas Bendiksen:我18岁时离开挪威,去英国一个很小的职业学校学习摄影,那个学校和玛格南有个合作项目,每年能有一个学生去那里实习,我就是当年幸运的那一个。

谷雨故事:你曾说过你在玛格南实习的经历也许是你接受过的“最好的教育”。你是如何在那里学习的,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Jonas Bendiksen:我那时候太焦躁了,没有耐心集中精力去上大学,因此选择在实习中潜移默化地学习。我跑腿、做咖啡、接电话,但我同时也在学习那些有名望、有成就的摄影师如何出作品、如何工作。一到休息时间,我就会去档案室看玛格南的原版底片印样(contact sheets),平时这些手稿是不公众于世的。

这感觉太神奇了,你似乎可以看到这些摄影师的性格和拍摄方式。有些摄影师循序渐进,进入一个场景后用各种角度拍很多;有些人则相反,进入场景拍两张就走了。我意识到每个人都必须摸索出适合自己的一套方式。总之,对于一个19岁的小男孩来说,看到像约瑟夫·寇德卡(Josef Koudelka)这样的大师的底片印样,简直是难以置信的荣幸。

我最大的收获是在那个环境下像被打了鸡血一样受到了鼓舞。看到那些成功的摄影师做着他们拿手的事,让我觉得这离我并不遥远,这给了我勇气去尝试。

积雪里,谢里克使用自古传承的捕猎技巧将一头鹿牢牢套住,任其挣扎。中国禁止猎鹿,因此该猎物最后被放走了。摄影:Jonas Bendiksen/Magnum Photos积雪里,谢里克使用自古传承的捕猎技巧将一头鹿牢牢套住,任其挣扎。中国禁止猎鹿,因此该猎物最后被放走了。摄影:Jonas Bendiksen/Magnum Photos

谷雨故事:那么如果要你分析自己的底片印样,你认为自己的性格是什么样的?

Jonas Bendiksen:哈哈,现在都是电子底片了。不过我的性格,应该是那种努力工作型吧,进入一个场景,各个角度拍。同时,我发现我最棒的那张照片,通常是在最开始就拍到了。也许是因为我的不安全感在作祟,拍到了之后还是继续拍,想保底。我可能该更直接一些。

每次我看自己拍的原始照片,还是会想:应该在这个地方多待一会,或者我应该往左一点。这就是摄影,永远没有尽头。你换个风格就又开启了一条学习的路。

“直觉告诉你‘就是它了’”

村民从坠毁的飞行器上收集材料,周围是无数飞翔的白色蝴蝶。环境学家担心未来该地区会受到火箭燃料有毒物质的污染。俄罗斯,阿尔泰地区,2000。摄影:Jonas Bendiksen/Magnum Photos村民从坠毁的飞行器上收集材料,周围是无数飞翔的白色蝴蝶。环境学家担心未来该地区会受到火箭燃料有毒物质的污染。俄罗斯,阿尔泰地区,2000。摄影:Jonas Bendiksen/Magnum Photos

谷雨故事:你的代表作之一是那张在俄罗斯拍摄的漫天飞舞的白蝴蝶、两个人从飞船中钻出来的照片。在一个采访中你说当时并没有意识到那张照片有多独一无二,为什么?你现在如何判断一张照片的好坏?

Jonas Bendiksen:照片都会根据时间而改变,每张照片都有与其相关的背景。你拍的时候是一个意思,五年之后再去看就不一样了,很难预料。如何判断一张照片是否能经得住时间的历练?我不知道。很多时候你看到一张照片,直觉告诉你“就是它了”,那证明这张照片离那个标准不远了。

谷雨故事:能否具体讲讲你去俄罗斯的经历,以及你做《Satellites》项目的过程?

Jonas Bendiksen:做《Satellites》经历了七年的漫长过程。刚开始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意识这会发展成一本书,我只是在那些地方拍一些我非常感兴趣的关于前苏联的故事,我对于苏联解体带给边缘地方的影响特别着迷。直到四五年后我才突然意识到这些小故事其实都是拼图的一部分,可以串起来成为一个整体。

谷雨故事:为什么去俄罗斯?

Jonas Bendiksen:这要回溯到我青少年时的一个觉醒。在我十二三岁时,前苏联解体,我妈妈来自纽约,她的父母在一战前移民自俄罗斯。从那之后我家与俄罗斯的亲戚就失去了联系,我们一直以为他们在战争中去世了,15年来毫无音讯。1989年苏联解体时,我们突然收到一封来自那儿的信,两边的家庭又重新产生了联结。这对十二三岁的我来说是个巨大的震动,我忍不住会去想象前苏联那边的家庭,它仿佛是一个平行世界。听说苏联那边的家庭之主曾是苏联核潜水艇的艇长,这样的故事在我心中埋下了想去看看的种子,所以我一成年就去了那里。

谷雨故事:你在俄罗斯待了很久,《Satellites》也是一个庞大完整的项目。编辑此书的思路是怎样的?

Jonas Bendiksen:书的章节是基于苏联解体之后“无人之境”的概念,选择的故事都是吸引我的故事,我觉得全书线索是苏联解体的不完整性。

刚开始,我有巨大的原始素材库。就像任何其他的编辑过程一样,经过层层选拔,放在地板上一次次的感觉、挑选,这过程漫长、痛苦,但这是讲故事的必经之路。编辑的过程很靠直觉,就像做音乐一样,挑选旋律,寻找和谐的音符,把照片组合在一起,感觉对了就叫停。那个版本就成了当时想法的一个快照。也许十年后,你重新编辑会有不一样的看法,很难用语言描述为什么这个版本的编辑感觉对。

谷雨故事:同感。你提到音乐,这让我想起以前有个前辈说他的编辑方法就是挑一首歌,然后根据那首歌的旋律编辑。你有什么特殊的编辑方法吗?

Jonas Bendiksen:我一直觉得编辑视频很痛苦,因为不能听歌,我没办法在没有音乐的情况下编辑照片。我什么歌都听,这要取决于我当时的心情。我觉得编辑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过程,你要怎么在20000张照片中挑出12张,这其实是个非常夸张的提炼。刚开始,纯从数字下手,比如我有10000张照片,第一轮我必须减到剩下1/4,也就是2500张,淘汰的再也不会回头去看;第二轮,筛选1/2,减到1250张;第三轮再筛选1/2,直到最后剩下200张左右,我才会开始选入照片。之前的过程都是选出照片,扔“垃圾”,直到筛选到一个可以操作的数值(一般是150~200张),我才会真正开始选择哪张照片和哪张照片搭,怎么样的顺序是好的。

“变化本身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谷雨故事:你在拍前苏联的项目的同时,也开始拍一个项目记录城市贫民窟的项目《The Places We Live》。 是什么驱使你做这个项目的?

Jonas Bendiksen:这些不同的项目其实反映了我在不同时段的兴趣。那时我初为人父,开始想象当我的孩子到我这年纪时,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大概2004、2005年左右,我发现联合国发布的一组数据,预测说到2008年,人类历史将第一次迎来城市居民超过农村居民的情况,这是一个分水岭,同时,住在城市贫民窟的人数将超过十亿。这两个关于人类居住环境数据的重合令人沉思。城市贫民窟是世界人口发展最快的人类栖息地,如果要理解我们在地球上的生存,必须更加了解城市贫民窟。所以在思索数据时,这个项目诞生了。摄影成了我寻求问题答案的方式,我想看看这个问题,落到个人身上是什么样子的。

《The Place We Live》。摄影:Jonas Bendiksen/Magnum Photos《The Place We Live》。摄影:Jonas Bendiksen/Magnum Photos

谷雨故事:这个问题的确是个全球性问题。在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城中村。有很多摄影师去拍摄,但城市贫民区的状况似乎并无多大改善。你带着这个项目到处展览,你看到改变了吗?或者改变现状是你的目标之一吗?你怎么看待基于解决方案的新闻报道(solution-based journalism)?

Jonas Bendiksen:我现在没有那么天真了。一个项目就能从本质上改变全球最大的人类迁移(从农村到城市)吗?不太可能。当然,可以从一些小的方面来改变,比如政策和规划。我的目标是——加入到讨论中去,提出一些问题,成为社会问题的注脚,引发人的思考。变化本身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有人拍照,有人写东西,有人在会议上讨论,大家从多方施压,从而改变政策,这是一体的。

我的项目直接改变了拍摄对象的生活吗?没有。但这的确让一些人看到了城市贫民窟是什么样,谁住在里面,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那里的生活不仅有犯罪、贫困、无助,也有很多正面力量和人力、物力资源,有斗志满满的人在创造价值。我做这个项目,是想要激起这样的讨论。

谷雨故事:你这个项目的展览有三维的照片和拍摄对象的声音故事。在策划时你是怎么想的?

Jonas Bendiksen:这个项目挺实验的,书和展览都是三维的,想带动观者进入他们的空间。在展览中,你会走进一个屋子,四面的墙亮起来,照片印真人尺寸。你站在那儿,拍摄对象边看着你,边讲述他们的故事,这是一种身临其境的体验。

《The Places We Live》。摄影:Jonas Bendiksen/Magnum Photos《The Places We Live》。摄影:Jonas Bendiksen/Magnum Photos

谷雨故事:你的拍摄对象看过这个项目吗?他们怎么说?

Jonas Bendiksen:我的目的不仅是强调问题,也是为了表现生命的能量。那些困难环境里生活的人们,锲而不舍地试图创造一种生活的秩序和常态,我的拍摄对象都希望我帮助他们讲这样的故事。

谷雨故事:你的个人简介里说你对被孤立的社会群体很感兴趣,城市贫民窟是其中之一,这样的群体通常比较封闭。你在寻找拍摄对象时遇到过困难吗?

Jonas Bendiksen:没有。我从来没碰到过哪个项目找拍摄对象如此容易的。人们总是对进入这样的空间充满怀疑,觉得很危险很封闭。但其实我到了那里开始拍摄后,采访一个对象时,他的家人邻居都会看着,采访完邻居就会拽着我去他们家,一个接一个。

谷雨故事:你碰到过最难找拍摄对象的情况是什么呢?

Jonas Bendiksen:几年前我给《国家地理》在一个90%人口都是外来打工者的城市拍了一个项目,非常困难。我要拍的人处境都很微妙,他们随时可能被遣返,生计都在老板手上。他们不想找麻烦,当地政府也无意配合,很多事情都是背地里发生。我没几个月就绝望得想撞墙,在那花的时间和拍出来的照片不成比例,直到我碰见一个菲律宾女人。她在迪拜做秘书7年,期间放假回了菲律宾四次,她的四个孩子都在那儿,那时候我在菲律宾拍她和她的家人。在回迪拜的前夜,她哄孩子睡觉,向他们告别——下次见面也许是两三年后。当时真的非常心酸。这是一个有关缺席的故事,很多人都像她一样去远方打工,为了养活家庭、给孩子创造机会,但同时,他们长期在外,也是在逐渐毁灭家庭。这个项目非常困难,拍的人少,因此十分珍贵。

“不再觉得真假与否是最重要的问题”

《The Last Testament》。摄影:Jonas Bendiksen/Magnum Photos《The Last Testament》。摄影:Jonas Bendiksen/Magnum Photos

谷雨故事:你最近出了新书《The Last Testament》,记录全球七个弥赛亚,自称基督转世的人。你并不信教,也没有在信教的环境中长大,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项目?

Jonas Bendiksen:我一直对宗教和信仰极其感兴趣。我没有在信教的环境下长大,一直觉得宗教和信仰特别神秘。有人说随着科学和理性的发展,宗教信仰会慢慢消失,但你每天打开报纸会发现完全不是这样。宗教信仰影响着社会的各个角落,这个力量没有消失。当我听说有基督转世时,我想抓住这个绝好的机会直接到源头去问。

谷雨故事: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你自己对宗教信仰的态度有什么转变吗?

Jonas Bendiksen:我自己并未变成信徒。我生来对世界充满怀疑,相信科学和理性分析。但我并不自称无神论者,我相信任何能说服我的证据。如果有人能给我强有力的证据说上帝存在,那我也信,但暂时还没有。但的确有些变化。

之前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总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这是真的还是假的”,非常二元化。但过去的三年让我变得更加谦逊,不再觉得真假与否是最重要的问题。围绕基督转世话题的群体实在是太神奇太美妙了,我非常喜欢他们。他们整个生活都献给基督,为生活创造了很多意义,他们与自然和平相处,善待邻居,生活得有滋有味。你凭什么要和他们争执基督转世是否是真的呢?

谷雨故事:你这个项目中拍的基督转世者很多时候看起来和世人无别。在这种没有太明显的视觉线索里,你是如何进行拍摄的?

Jonas Bendiksen:其实这是很多人的误解。根据福音,基督原本就是入世,过着世人生活,并非一个遥不可及高高在上的存在。他是个社会边缘者,他最初的追随者是渔人、妓女等社会弃儿。社会主流不接受他,反而压迫他,嘲笑他。

谷雨故事:你做这个项目最让你惊讶的事是什么?

Jonas Bendiksen:三年之间,没有任何一个弥赛亚或他们的信徒问我信什么。他们有各自的关于启示录的解读,以及为什么他们拥护的弥赛亚才是真的。我让他们给我展示真实的一面,他们做到了,他们把我当做一个摄影使徒,用我的照片将他们的主展现给世界。他们不仅是给我看,更是给你、给世界看。

谷雨故事:你做过很多长期项目,你是如何决定每个项目的终点的?

Jonas Bendiksen:一般都是很自然结束的。要么是拍完了我想拍的,要么是已经传达了我想传达的信息。艺术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和观者的互动,某一刻我会觉得,是时候把作品带去这个舞台了。

谷雨故事:你尝试用各种视觉语言来做项目。我非常喜欢你在巴西用慢动作视频拍的世界杯周边。现在摄影师也常被要求身担数职,学习很多不同的媒介。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Jonas Bendiksen:尝试各种途径做一个项目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不是非静态照片不可,只不过拍照是我最熟练的语言。如果哪天我一觉醒来有个做电影的绝妙想法,那我就去做电影了。有人说“你的新书还算摄影书吗?有那么多文字和弥赛亚写的经文”,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选择最合适的讲故事的媒介,这也是我为什么在《The Places We Live》项目中试图创建一个3D沉浸式体验。我在新的项目中还加入了一个四集记录片,与挪威的一个电视台合作制作。我没有拍,但是我做了旁白,这和我的书共存,从另一个角度深入弥赛亚和他们追随者的世界。

半封闭、半废弃的阿布哈兹地区还未从战后创伤中恢复过来,其国家地位仍没有被承认,但是黑海的温水依旧吸引着大批本地人和俄罗斯游客。这个不被承认的黑海沿岸国家经过了1993年的惨烈战争,最终脱离格鲁吉亚而独立。格鲁吉亚,阿布哈兹,苏忽米,2005。摄影:Jonas Bendiksen/Magnum Photos半封闭、半废弃的阿布哈兹地区还未从战后创伤中恢复过来,其国家地位仍没有被承认,但是黑海的温水依旧吸引着大批本地人和俄罗斯游客。这个不被承认的黑海沿岸国家经过了1993年的惨烈战争,最终脱离格鲁吉亚而独立。格鲁吉亚,阿布哈兹,苏忽米,2005。摄影:Jonas Bendiksen/Magnum Photos

谷雨故事:你觉得纪实摄影和新闻摄影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Jonas Bendiksen:这得回到一个定义的问题。传统新闻摄影的准则有很多,如摄影师除了在场以外,不能做任何干涉、不能摆拍、不能处理照片。但现在界限模糊了起来。纪实摄影的限制少了一些,能容下更多表达的方式,存在一些摆拍和处理,但仍然是合理的社会评论。说到底,这二者还是有很多共通点。

不过我想说的是,传统的新闻摄影不是讲故事的唯一方式。如果你想要做诚实又有意义的社会评论,有时实验性的、更开放的纪实摄影效果更好。有人曾跟我打比方,假设你想要了解西班牙内战,你会去找一些纽约时报的报道,还是去读海明威?可能很多人会去读海明威,尽管他写的是小说。小说仍然是有洞察力和教育性的,也能提供有用的信息。最重要的事是诚实地讲清楚创作过程。如果一张照片是多张的合成,那得明确说明。即使你用一些实验性的手段,你仍然可以是个敏锐的记者。

“要做摄影师必须得人在那,时刻准备好拍摄”

谷雨故事:能否描述下此次你作为导师参加的这个工作坊?

Jonas Bendiksen:这个工作坊和我平时参与的其他工作坊有些不同。它时间比较长,一般的都只有三四天,这个有九天,除了在理论课上讨论摄影、评价照片,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外面拍摄。我自己也走上街头拍摄,站在学员的角度体验一把,接受同样的挑战。这个工作坊是Jeep赞助,对学员免费,因此这里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大家都经过了公平选拔。学员的水平非常高,高过很多我教过的其他工作坊学员,这很鼓舞人心。

谷雨故事:听说你亲自挑选参与的学员?你的标准是什么?

Jonas Bendiksen:我收到了很多作品集。因为电脑无法识别中文,所以我看到的所有文字都是乱码,因此我的唯一标准就是图片。我不知道摄影师是男是女、多大、住哪、经验如何……也许就应该这样。我选择的都是我个人喜欢的作品,它们风格各异,有些是纪实风格,有些是很梦幻的。见面之后,我试图匹配照片和真人,很有意思。一些业余摄影师能力特别强,有时候他们反而能创作出更有意思的作品,他们从工作中抽出时间拍照纯粹是出于对摄影的热爱,也出于自身需求。

谷雨故事:和这些中国摄影师合作是怎样的体验,有什么不同吗?

Jonas Bendiksen:有一些不同,比如他们把我偶像化了,就像说“啊!国外来的摄影大师!”。说实话我不太习惯,我只是个和很多人一样的在职摄影师。还有一点,我听到有人抱怨说在中国没什么好拍的,没什么特别的,很难找到好的故事。这是个老问题,因为太熟悉,所以很难看到自己家乡的特别。中国是个特别神奇又多元的国家,经历着巨大的变革,世界人口七分之一都在这个国家,在这里可以拍很多有意思的项目。

谷雨故事:你希望这些学员从你身上学到什么?

Jonas Bendiksen:希望我能传授一些我作为玛格南摄影师的经验。我19岁时能在玛格南和那些摄影师一起工作学习,特别振奋人心,希望我也能给这些学员一些鼓励。

谷雨故事:你对这种外拍工作坊有什么看法?

Jonas Bendiksen:我个人向来是行动派,从来没办法乖乖的坐在课堂里,所以我喜欢这种集训式工作坊,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的形式。我们上街拍摄,回来分析,再回去继续尝试,对很多人都可能是有用的经验。说到底,摄影是个注重实践、操作的事,不像作家,在哪里都可以写。要做摄影师,必须得人在那,时刻准备好拍摄。无论是在摄影棚,还是在街上,不抓好实战,不可能成为摄影师。

Jonas Bendiksen在“Jeep携手玛格南中国人文行摄之旅”活动上与学员合影。Jonas Bendiksen在“Jeep携手玛格南中国人文行摄之旅”活动上与学员合影。

谷雨故事:你如何比较这种工作坊和正式的学校教育?

Jonas Bendiksen:人们通过不同的方式开始摄影。我有很多朋友和同事,有些是博士,有些纯粹自学,有些以前学习历史……很难一概而论,因为最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的路。我不知道中国的情况,但是我做摄影师已经20多年了,从来没人问我要过学历证书之类的,他们想看的就是我的作品。长期的教育也是好的,老师更加了解学生,学生有更多机会去深入做项目。这个工作坊是个集中的融入性的体验,这样的形式可能适用于更多的人,让他们能得到一些灵感和启示,之后他们可以继续自己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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