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版《越狱》:14年越狱4次,生死逃亡三万里(下)

人物纪实发布:2016-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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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他的命运突变,成为右派,被驱出校门,分别在安徽和云南劳改、入狱。为了洗刷清白,徐洪慈14年中四次越狱,亡命三万里。

作者 | 胡展奋
胡展奋,历任《康复》杂志编辑部主任,《劳动报》特稿部主任,《新民周刊》特稿部主任、主笔。并在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开设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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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这个地方已经不是中国了

徐洪慈后来到底逃到了哪儿?整个逃亡过程中他又经历了哪些传奇故事?

1972年8月7日深夜,徐洪慈抓住千载难逢的停电机会,从丽江的507重刑监狱逃了出来,这是他错划右派后的第四次逃跑。此后,他徒步穿越金沙江大峡谷,取道四川回到家乡上海。与母亲匆匆见面后,徐洪慈继续北上。一个月后,他来到了中蒙边境的二连浩特。

当徐洪慈向着边防站的灯光走近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明明亮着的探照灯,灭了。后来边防战士告诉他:“这种现象,那是千分之一的概率啊,三年才可能碰到一次!就是因为突然断电,否则你过不了。”

“那是非常巧的,那么强的灯照着你,还有雷达。”

事实上,当时徐洪慈根本没有考虑到雷达这个因素,他沿着岗楼的底线走过去,贴着岗楼走,那地方正是雷达的一个盲区。

按理说,探照灯没有以后,雷达还有备用的电源可以继续工作,但这个盲区恰恰是雷达扫不到的地方。这都是误打误撞,他事先没有想到的。当他沿着盲区出去,过了边境线到了一个洼地以后,他感觉自己过来了,但是还没最后认定。但他的方位感告诉他,这个地方已经不是中国了。

▲徐洪慈夫妇,1980年摄于蒙古国后杭盖省策策尔格勒。▲徐洪慈夫妇,1980年摄于蒙古国后杭盖省策策尔格勒。

从8月7日深夜到9月10日深夜偷越国境,这三十四昼夜是我一生中永远不会忘记的一段历险经历。每当我想起那些冒死逃亡的情景,始终万分激动。……在当时的条件之下,我只有走这条路才能保存自己的生命。我没有更多的漂亮话,我的行为的动机只是求得生存。我在地上蹲了几分钟,面向南方,向多灾多难的祖国告别。(《徐洪慈回忆录》未刊稿)

二、“你如何证明你是没有使命的?”

生存的道路走得这样艰难。徐洪慈在心里告别了祖国,走进了另一个国度。

但这是一个能够接纳徐洪慈的国度吗?1972年9月10日(农历八月初三)这个没有月光的黑夜里,徐洪慈走进了蒙古边防站。

他大着胆子推门一看,是蒙古人,这判断来于那人穿的制服。蒙古人也大吃一惊:半夜怎么突然来了一个蓬头垢面的不速之客?看样子不像蒙古人,跟他说话,语言也不通。

开始,徐洪慈担心他们会不会把自己送回中国。当时有很多人都被送回去了。

凑巧的是,1972年的9月,蒙古刚刚颁布新的法律,其中内部法律规定:凡是越境的,未经审判,不能马上送回。他出逃的时机,正好这个法规已经颁布;再就是,一审时,徐洪慈的表达很到位,他越境到蒙古来没有物质上的诉求。这很重要。这让对方对他产生了同情。因为很多越境的人是盗窃犯、杀人犯,这些人他们当然是不会同情的,但有思想的知识分子就不一样了。这是他未被遣送回去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还存在一个间谍问题,要取得对方信任,就得有凭证。对方当时是非常防范间谍这类事情的,所以首要的是排除他是间谍的可能。

“你刚才说的,你过来是没有使命的,是不是如你所说,请提供证据。”

徐洪慈的记忆力很惊人,他说:“请你翻阅1957年8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面有关于我的,对我批判的文章。我可以背一段给你听。”

▲《人民日报》刊载的关于徐洪慈的文章。▲《人民日报》刊载的关于徐洪慈的文章。

他对批判自己的文章记忆尤其深,因为这是改变他命运的文章。法官当时就说:“如能找到报纸,我们的事情就好谈。”毫无疑问,他们找到了。这样,一种初步的信任找到了基础。

但是,徐洪慈的经历那么传奇,有些细节甚至是匪夷所思的。

“你说你能刻图章,你说你能写介绍信,你的字那么好?你给我试试看。”于是叫他当场动手刻一个。徐洪慈在新中国成立前是地下党,由于经常刻传单,所以仿宋体写得很好。他当场露一手,法官没话说了。

三、必须把我父母的隐私告诉你吗?

徐洪慈在丽江重刑监狱期间,曾刻制笔画,组合成字,为自己准备了三张介绍信。正是这三张介绍信帮助他应付了一路的盘查。而他现场的表演更让蒙古法官大为惊叹。

获得信任后的徐洪慈却提出了令蒙方恼火的要求。

徐洪慈越狱的时候,本来打算去苏联,但是发现钱不够,所以先到了蒙古。但他始终还想去苏联。原因很简单,他觉得在苏联机会更多。一、他会俄语;二、他可以找他的老师。当年医学院那么多老师,全是俄文老师,至少有五六个老师对他印象特别好。毕竟他当时的成绩非常好,所以他要去找老师。而且,苏联的经济情况也比蒙古好。

这样,他反复地要求,法官巴依玛感觉自尊心受到了伤害,终于发了火:“我们是个主权国家,我提醒你注意,我们蒙古不是你到苏联的一条路。”

“我们对你是很讲道义的,是吧?你怎么开口闭口还是到苏联?”

徐洪慈被他们这么一说,觉得自己确实有点过头:“蒙古是我的恩人啊,如果他们简单粗暴一点的话,立刻把我遣送回去了,毕竟是非法越境啊。”

徐洪慈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也很重情义。然后就很明白地向巴依玛法官表示:“我愿意留在蒙古。”

同意留在蒙古后,蒙古法院很快对徐洪慈的越境进行了审判。此间,法官巴依玛与徐洪慈有了进一步的交流,他向徐洪慈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救了你,你应该告诉我们一些我们感兴趣的事情。比如说,中国现在的经济情况。你曾经长期在党内工作,曾经在华东局工作,按你所说,一直和华东局的高层领导有接触。你应该告诉我们你所知道的一切。还有,听说监狱里大量饿死人。你在监狱待了这么长时间,而且,三年自然灾害,你也在监狱里,你应该告诉我们监狱里的真实情况。”

他认为徐洪慈掌握很多党内情况,而徐洪慈确实也了解很多情况。

但徐洪慈听了以后,很感慨:“尽管自己是个逃犯,尽管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但内外是要有别的。”

从当时的立场,他觉得,中国出现了很多负面的甚至黑暗的现象,这是暂时的。如果以此博求自己的待遇,以此博取自己的好处的话,自己就是卑鄙的。所以他对巴依玛法官说:“好比我们两家是邻居,我们家出了事情,我投奔你这家邻居。你却说,我是可以帮助你的,不过,必须把你父母的隐私告诉我。你说这样的邻居有道义吗?”

巴依玛一听,觉得很难为情。他说:“是的,是的,是的。那就到此为止吧。”

四、“蒙古的监狱把我野化了”

在蒙苏边境的宗哈拉,人人都知道一个汉人的故事——苏武牧羊。两千多年前,苏武就曾在宗哈拉不远的贝加尔湖放牧。

如今,宗哈拉又来了位中国人——徐洪慈。他要为自己的非法越境,在宗哈拉的大森林里服刑一年。

蒙古监狱给了徐洪慈另一种体验。他说:“中国的监狱把我驯化了,蒙古的监狱把我野化了。”

据徐洪慈介绍,蒙古所有被流放的人都集中在宗哈拉。宗哈拉自然条件非常严酷,那是个大森林,在冬天,天天是零下四十摄氏度,西伯利亚大寒潮可以直接到达那里,横扫天地之间。

夏天则是另一种严酷,这里的三种昆虫会轮番而上。宗哈拉的蚊子,没有那种嗡嗡嗡的声音,天一黑,这种大蚊子一口咬住你,像抽水泵一样拼命地吸,当地人叫它“血泵”。到了早晨,天一亮,太阳一出来,牛虻就来了,它会把你当牛一样叮,牛和马的皮那么厚,牛虻照样能叮,所以所有的犯人最怕牛虻,叮下去就是一个大包,很毒的。除此以外,午睡的时候,还有一种小黑虫会钻进蚊帐。这样,在宗哈拉的夏天,一天二十四小时不断受折磨,这些昆虫三班倒地折磨着这里的犯人。

然而,在徐洪慈看来,在宗哈拉的大森林中,繁重的体力劳动、丧失了母语的环境尽管严酷,但那是单纯的身体的劳作和生活上的艰辛,没有像李光荣那样不停地进行精神和肉体折磨的狱警,他甚至感受到了一些快乐。

在宗哈拉,还有一件很奇怪的事,很多犯人都是没脚趾的。后来才知道,原来当地人的脚趾都是喝酒喝掉的,蒙古人特别好酒,喝烈酒,很容易在暴饮以后暴醉。哪怕冬天,很多人就地倒下了,人冻不死,脚趾可付出了代价。

宗哈拉的犯人,从犯罪类别来说偷盗的多,基本没有政治犯,没有反革命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徐洪慈没有学会喝酒,却学会了打人。在那里,人和人关系很简单粗犷。一语不和,打人是常见的。

有两次打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第一次是和管教打架,管教叫巧灵。徐洪慈身高一米八,但是在蒙古大汉眼里,他是小个子。巧灵把他举起来,扔到地上,一拳就把徐洪慈右边两根肋骨打断了。徐洪慈说蒙古人的拳头簸斗一样大,像我们武侠小说里描写的那样。

蒙古人很豪爽,朋友们和巧灵说:“你打得太过了,你把他肋骨打断了,他发高烧了。”一听这话,巧灵觉得很对不起徐洪慈。他丝毫没有自以为是一个管教,就端着架子。第二天就向徐洪慈道歉,拿了一袋马肉去看他,当时那里盛行吃马肉。“对不起!不过你是中国人的这个,好汉、硬汉!好,很佩服!”这是第一次打架。

第二次打架,是徐洪慈在监狱厨房里工作的时候。犯人的头头经常到这里多吃多占,徐洪慈不允许,就打了起来。徐洪慈拿一个冒着青烟的熨斗就上去了。对方人高马大,比巧灵还厉害,像个黑猩猩一样。徐洪慈居然拿着个熨斗烫上去,烫了个烙印。蒙古大汉打不过他就逃走了,也没有回头报复他。

徐洪慈觉得这个地方是粗犷的,道理也很简单,人和人之间有种最单纯简单的东西。和蒙古人相处,他一直有愉快的回忆。

五、“你跟我去后杭盖”

一年刑满后,徐洪慈已经能熟练地使用蒙古语。他不能想象,在异国他乡,一段爱情正向他走来。1974年,徐洪慈在首都乌兰巴托的医院遇见了一位叫奥永的姑娘。

奥永回忆:“我和徐洪慈是在乌兰巴托的一家医院认识的。那时候我是一名护士。有一天,徐洪慈来我们医院看眼睛,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当时,徐洪慈四十多岁,奥永二十一岁。年龄几乎相差了一代人,各方面差距也很大。然而,奥永说:“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可怜他吗?他虽从监狱里出来,但他是有思想有头脑的人,是个好人。我心里清楚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就这样简单,他们从相识,走到结合。

奥永总是记得徐洪慈说的话,他说:“奥永啊,我知道你是个孤儿,你不要怕我。我们可以在一起生活,你跟我去后杭盖,我们在那里生活。”

在蒙古腹地的后杭盖省,徐洪慈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徐洪慈给别人做事,干体力活,搬木头、石头。当时蒙古还没有什么机器,使用的是那种两个把儿的小推车,就这样,徐洪慈给人家做了八年的活儿。他一边干活,一边还做饭做家务。“三十多年,都是徐洪慈做饭。我从没做过饭。……那时候我们蒙古的妇女们说:什么活都是徐医生做,你就不能做做饭什么的吗?你多有福气啊!我跟徐洪慈说:要么我来做饭。他说:不用,不用,你就待在家里,把两个孩子看好就行。别的所有的事情都由我来做。”

▲后杭盖省策策尔格勒市东部远眺,徐洪慈摄于1980年。▲后杭盖省策策尔格勒市东部远眺,徐洪慈摄于1980年。

徐洪慈在自己的家里心甘情愿地为妻儿们操持着整个家。然而,在他的心底,亡命天涯的悲凉是不是能填平?他真的要在异国他乡终老此生吗?

从逃出牢狱后,徐洪慈一直没有和家里人联系,他觉得自己还在危险中,如果和家里联系的话,自己的情况势必被政府掌握,这样他就有可能被引渡。他后来回忆说:这里与世隔绝,失去祖国,失去母语环境,我还能做什么?我的一切特长都不被认可,一切研究也就无从谈起,……四次越狱后,我已经耗尽了自己的一切力量坚持到底。现在我已四十一岁,人生的一大半已经过去,年轻时的理想和抱负全部破灭了。(《徐洪慈回忆录》未刊稿)

他仍然非常关心祖国,也很想知道国内的情况。在蒙古出狱以后,第一次拿了工资,他就动脑筋买半导体收音机来收听广播。总算买来一个,只要有空,他就不断地听国内的情况。国内形势的变化,他都是由此了解的,比如1972年至1976年的国内社会事件,比如“文革”的结束。

大概在1979年,通过收音机,他揣摩各种社论文章,闻到了一种别样的气息: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将发生巨大的变化。但这个变化,却是他不敢想象的。他认为自己一辈子够“反动”的了:在反右时他“反动”的言论不说,在“文革”时候的作为不说,就单说越狱,在当时就是个死罪啊。而他不仅越狱,还越境,这是叛国投敌,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

他想:“我这样的人简直十恶不赦,不可能会得到宽恕的。”

就这样,他觉得自己的回国念头只能是一个理想。想,又不敢想,就像我们想自由地跑到月球上去一样,觉得这不太可能。“我这样的人,不枪毙、不引渡我算好的了。”

但是很快,他意识到发生了重大变化,粉碎“四人帮”不仅是党内斗争的问题,还是整个国家转轨的开始。他渐渐闻风,右派都可能改正——这让他觉得有了希望,他觉得,自己所有的前提就是右派问题,这对他很重要。他盼望的,终于在1981年的年终成真。

六、平反像跷跷板一样翘着

1981年冬天,我收到母亲的信,她告诉我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为我的右派问题平反,并附上了手抄的改正书。

1982年春天,母亲又通知我,上海市公安局已对我的劳动教养问题平反。这又进了一步。但是久久期待的云南省丽江中级法院的平反书却迟迟不来。我相信这个问题阻力最大,很可能无法解决。(《徐洪慈回忆录》未刊稿)

云南那边,像跷跷板一样翘着。云南不同意。

这时候,他做了一个决策,决心克服恐惧心,试试给有关中央领导写信。他在华东局工作过,曾经有两个老领导,一个叫黄辛白,1981年已经担任国家教育部的副部长,还有一个就是乔石同志,已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了。早在50年代徐洪慈读大学以后,和这两位领导联系已经很少了,后来自己出了事就更无法联系。于是,他大着胆子写信,把自己的遭遇告诉这两位老领导。

两位老领导都得到了他的来信,而且两位都有反馈。信中说:“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属实,要查。也并不因为你是我的老部下,就偏信你的一面之词。第二,查出来如实,你就平反,你就是个大学生。”

两位领导无论口头还是书面都有过指示:“这事情要办!”但是,事情依然一波三折。

全国都在为右派平反,凭什么不给他平反?领导都发了话,但事情没那么容易,下面一直反弹,特别是云南省法院、丽江地区法院,他们说:“他错划右派不是我们的事情,是上海方面的事情,在我们这里,他犯下了不容原谅的错误,不能赦免的错误,就是越狱。”

对于丽江507重刑监狱监狱长李光荣来说,徐洪慈这个人是他所在监狱唯一越狱成功的人,他居然能从重刑犯监狱逃出去。现在得知他后来逃到蒙古去了,在李光荣看来,情况更加严重。叛国投敌、越狱,两罪并罚,不能平反。

这是罪不可赦的。

李光荣曾经捏造徐洪慈组织犯人集体越狱的材料,企图置徐洪慈于死地,徐洪慈是在接到别人的报信后才决定逃亡的。因此,1972年的越狱,对徐洪慈来说可谓是一场生死逃亡。

我于是继续向中央有关部门写信,要求丽江地委为我彻底平反。冤案在前,死亡逼迫在后。如果我不越狱、不自救,那么今天的平反书恐怕只能对着徐洪慈的墓碑朗读!(《徐洪慈回忆录》未刊稿)

徐洪慈继续写信,直到后来,中央领导有了明确的表态:徐洪慈这个事情,首先判断的就是前提何在。他是越狱的,他是越境的,但是谈任何事情要有前提,如果他不被错划成右派,他怎么会发生后面那么多事情呢?后来怎么发生的?因果,一切都有因果。所以一切的根源,都是因为这是一个冤枉的事。既然冤狱被平反了,前提被推翻了,那么后面一切都不能成立。

这最后一句话为他定了性。

此后,为徐洪慈平反的指示,是直接从中央发指示到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自上而下的。这是来自中央的力量,也是来自道义的力量。

这是一种迟来的公正,虽然迟来,但还是公正的。1982年6月,徐洪慈得到了彻底的平反。

七、难道是老天给我的征兆吗?

1982年6月19日的上午真的下了一场鹅毛大雪,千山万壑,白雪皑皑,“六月飞雪,天象示冤”,蒙古人奔走相诉,连称千古奇闻。我踟蹰在大街,如痴如呆——难道是老天给我的征兆吗?关汉卿的《窦娥冤》是奇冤,我的案情难道不是奇冤?四次越狱,万里亡命,沉沦异国,娶妻生子,也是闻所未闻啊!(《徐洪慈回忆录》未刊稿)

对徐洪慈来说,真正的冤狱平反了。六月飞雪,对他个人来说是一个彻底的拐点。这意味着,他可以回中国了。

1982年10月,中国驻蒙古大使馆致信徐洪慈:按照有关规定,你已获彻底平反,“我们恢复你的中国国籍,你要到乌兰巴托中国大使馆来领你的护照,领了护照以后,你回国探亲也可以,回国定居也可以”。接到信的徐洪慈欣喜若狂。

那是永生难忘的一刻。

然而,蒙古人也找他谈话。

这次露面的是蒙古国家安全局,大意是:“徐洪慈,我们对你不错吧。”

他说:“你们是我的恩人,在我面临死亡的边缘,你们救了我。”

“很好,有你这个认可,我们继续谈下去。你在这儿十年了,你对蒙古感觉怎么样?”

“很好。”他当然说好,因为蒙古对他很照顾。

“既然这样,”蒙古安全局的人说,“那么,现在你的祖国为你平反了,要你回去,你怎么看?”

“我很矛盾,我在这里成家,当然我永远忘不了我的祖国。”

“我建议你要慎重考虑这件事情,我们欢迎你加入蒙古籍。”

到这个时候,徐洪慈觉得非常奇怪:你们一直不让我加入蒙古籍,现在为何同意了?他曾经提出过这个想法,那是为了安全,假如加入了蒙古籍,他们就不能引渡他了。引渡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他,他怕被抓回去,他怕再见到李光荣。但是,当时蒙古对他的要求不置可否,一直拖着。现在却说,“欢迎你加入蒙古籍……”

徐洪慈听对方这么说,有点不大开心。他说:“我就直说了,我曾经多次流露过这个意思,你们不理我。现在我的祖国要我回去了,你又要我加入蒙古籍了,就是不想让我回去嘛。”

那个蒙古人说了一句很妙的话:“这是常理嘛,女人的魅力就在于她没有离婚。”

这句话说得很奥妙,简直不像蒙古人说的。他接着说:“这很常见啊,你吃香了,我们就看中你了。”

徐洪慈对他的回答就是:“祖国的魅力就在于永远令人难忘。”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安全局的人就不和他多说了,他说:“那你就是铁了心,去意已决。你铁了心,不过你没有那么容易能拿到。”

这很有意思。他哪怕刁难你,居然会事先告诉你:我是不会让你那么容易拿到的。

二十五年,沉冤终于洗清。有多少次梦里,被李光荣追赶、折磨,又有多少次在梦里,母亲远远地招手。徐洪慈想家,什么力量都阻止不了他回家的脚步。

关键时候,奥永站出来了。她胸脯一拍,很有魄力地对徐洪慈说:“我去。你们大使馆门口都是我们蒙古卫兵,我是蒙古人,我看他们敢对我怎么样?”

结果,她上演了一场硬闯大使馆的戏。奥永的性格也是豪放的,她直冲大使馆,顺利地拿到了他的护照。

但是,要离开蒙古,还有更难解决的问题。

蒙古有一条基本国策,即重视人口,蒙古人少。徐洪慈若要回去,要带走老婆和三个孩子,蒙古人觉得这是国家的巨大损失。“更何况我们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你,你怎么说走就走呢?”所以,在他办理回国材料的时候碰到很多困难。

蒙古的高层官员设有专门接待日,为了获得回国所需的材料,徐洪慈甚至见到了蒙古的最高层——元首泽登巴尔。

▲1984年3月乌兰巴托大饭店,徐洪慈回国前夕全家福。▲1984年3月乌兰巴托大饭店,徐洪慈回国前夕全家福。

1983年,蒙古方面终于同意了他:“你先试着回去一趟,我们让你回去。试着回去一趟,就是老婆、孩子都不带,一个人。”

看到自己的丈夫就这样回国了,奥永担心他一去不回,却又相信他还会回来。临别之时,她告诉好多年没见过母亲的徐洪慈:

“你去吧,去看看你母亲。这辈子也就这么一个母亲,我在家看着我们的孩子,等你回来。”

八、“可是我还有青春吗?”

流亡十一年,徐洪慈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

昨晚我还是“逃犯”,今天已是“华侨”,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做)伴好还乡。……”可是我还有青春吗?我的心一阵阵绞痛着。(《徐洪慈回忆录》未刊稿)

上海石库门的房子,邻里之间,鸡犬相闻。听说徐洪慈要回来,全弄堂都出来迎接他。

徐洪慈终于见到了他的母亲:“上次逃回来的时候是1972年,再次回来是1983年,整整十一年了。”母子相拥痛哭。

母亲抱着他说:“你真是我的儿子。”就像当年他逃的时候说的:“你真真是我的儿子。”

这是1983年,徐洪慈从蒙古第一次回到上海。弄堂里所有的老人都流下眼泪,这是发生在他们身边真实的故事。常言道,父母在,不远游,而今游子不复青春,却终于回到娘身边。

从1958年至今二十五年,我第一次在家和母亲共进晚餐,真有说不完的话。我也拿出奥永和孩子们的照片。母亲一直和我谈到深夜。(《徐洪慈回忆录》未刊稿)

如果说,在徐洪慈亡命天涯的十一年中,母亲是他始终的牵挂,那曾经留下爱恨的医学院、那梦中挥之不去的云南重刑监狱,他该如何了却这些心事?

学校位置没变,现在还在医学院路,枫林路中山医院旁边。

徐洪慈回到学校,第一感觉就是,学校建筑比以前多了,路比以前窄了;第二感觉就是伤感。很多同学都留校了,而同学们看到他,居然一眼就认出了他。他很有特征:第一,个子高,一米八;第二,两道浓眉;第三,太多的人大吃一惊:“你还活着?!”

传说有很多版本,有的说他早就死在困难时期的白茅岭监狱,还有说他死在云南,死在云南的深山野林中。但没有关于他一个人逃到蒙古的传说,因为这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医学院轰动了。

大家马上决定要开一个欢迎会。在欢迎会上,他泣不成声。当年的同学朱世能,后来成为我国医学界的著名专家,他说:“当时你的成绩比我都好,没想到你吃了那么多苦,相比之下,我们都还算是顺利的。我们经常埋怨命运对我们不公,但命运对你是最不公的。”

当年有过那么多美好回忆的同学又坐在了一起。说到徐洪慈,大家都绕不开一个人,那就是安娜。

那个曾经和徐洪慈爱得轰轰烈烈,又揭批他最彻底的安娜在哪里?热心的同学要立即安排他们见面。这样一个爱恨交织的人,徐洪慈见还是不见?

事实上,徐洪慈无论是在白茅岭的监狱,还是在云南的监狱;无论是越狱的时候,还是渡过金沙江的时候;无论是差点被急流吞没,还是到蒙古的宗哈拉大森林,他永远忘不了的就是安娜。

曾经有记者问:“你有没有仇恨?”

“没有。”他说,“我也觉得奇怪,我吃了那么多的苦头,却没有仇恨的情绪。”

此时,他想,最好不见她,不见最好。

但他抵挡不了一种力量,人心的力量,人性的力量。最终,他就跟着姓沈的同学去了。

姓沈的同学把他安排在一个房间,让他等着。这一刻,他心潮汹涌,所有的往事涌上心头。门一开,安娜进来了。在场的一个是姓沈的同学,还有一个叫小熊的年轻医生。

事后他们回忆说,这个场合他们永远忘不了。那种面部表情,那种尴尬,那种肌肉的抽搐,那种眉眼,无法表述。两个人都非常尴尬,可见双方在对方情感世界所占的地位,这是无法隐藏的,这一切都会自动出来说话,人的情感自动打开。

小熊和沈医生借口走了。他们说:“这个场合我们也看不下去,我们也不合适看下去。”

徐洪慈后来回忆说,两人坐下,长久无语。然后还是他先开口说话,却是他事后回忆起来,都觉得自己很愚蠢的问话,就是:“你还好吗?”

安娜也问他:“你还好吗?你父母还好吗?”

这种时候,两个人的大脑都已经停顿。

两人相见之后,安娜留下了三句话。

她对沈医生说:“没想到他的妻子比他小二十多岁,做他女儿还嫌小。”这是第一句话。这是女人的本性,听上去有点酸溜溜的。

第二句话:“他当时那个处境不能怪我,我也是走投无路。”

第三句话:“我们现在都要感谢邓小平,不管是他还是我,我们永远不要忘记邓小平的恩德。”

这三句话给徐洪慈印象很深,记者曾经问他:“你认可不认可?”

他说:“严格地说,前面两句话总要打点折扣。”

“我现在看来,不是安娜害人,是政治环境害人,所以这场纠结就这么结束了。”徐洪慈放下所有关于他和安娜的记忆之后,这样总结陈词。

九、噩梦和未解之谜一同消散

悲喜交集、恩怨了结之后,徐洪慈立即回到蒙古。这时,他的小女儿叶塞尼亚刚刚出生。

1984年,徐洪慈带着妻子奥永,儿子安吉尔、波扬特和刚满月的女儿叶塞尼亚一起回到了上海。此后,徐洪慈成了上海石化总厂教育中心的高级讲师,奥永还做了老本行——护士。他们的生活终于恢复了正常。

▲1984年3月奥永的亲戚在乌兰巴托火车站为徐洪慈一家送行。▲1984年3月奥永的亲戚在乌兰巴托火车站为徐洪慈一家送行。

奥永说:“徐洪慈曾经跟我说过,他要回去。他说:‘我不想住在这里,这不是我的家乡。’我说:‘你要去哪里?你的家乡就在这里。’他说:‘我要走。’来上海三十几年他经常这么说。”

生活重归平静,而徐洪慈内心的不平静却始终没有停止过。记忆的阴影挥之不去,他经常半夜惊醒,突然坐起来,然后就不睡觉了,起来写东西。他仿佛在重走服刑之路,朋友在,仇人现。

云南丽江,这个美丽的地方,在徐洪慈的生命里留下了多少屈辱与梦魇。那些曾经给予他关照的管教如今在哪里?狱友们都好吗?还有那个要置自己于死地的监狱长李光荣呢?

1991年,徐洪慈再次踏上了云南这片土地。他忘不了云南,他回到云南,回到丽江。

他见到很多狱友。在狱友邓巨卿的安排下,李光荣和徐洪慈同时出现了。

从当年徐洪慈越狱,到他们重见,将近二十年过去了,李光荣究竟怎么样了呢?

李光荣陷进了一个谜,他无论如何要猜透的一个谜,徐洪慈是如何越狱的?“如果是挖墙,我可以说服自己,他毕竟挖墙了嘛,他挖墙我没办法。如果是直升飞机把他带走的,我没办法,是直升飞机把他带走的。我现在一个理由都找不到,一个人就这么蒸发了。”他甚至没法向上级交代。

李光荣打那以后,在漫长岁月中的业余爱好,就是研究徐洪慈是怎么逃走的。他研究了很多案例,徐洪慈变成了一个他终身的对手。第一,那天停电,但是停电以前,他所有准备都做好了吗?应该全部准备好了。但感觉没有任何征兆,没破绽啊,偏偏那么一段停电的时间,就能越狱?第二,准备工作要做多少?第三,怎么上墙的?没有梯子,他不可能有梯子,有轻功吗?有轻功他早就没了,早就逃了,他没轻功他怎么走的呢?……这些问题一直在李光荣脑子里盘旋。按照常理,这都是没法想象、无法解释的。他带着这个未解之谜出现在徐洪慈面前。

徐洪慈又怎样呢?多年过去了,徐洪慈说:“一听到李光荣进来的声音,我浑身血液凝固。”这种感觉很少有人能体会。

像演戏一样,徐洪慈走出来,李光荣愣了一下,立刻把手伸出来,徐洪慈看了一眼,觉得他老了很多。

徐洪慈做了一个符合他脾气的动作:手不伸,不握手,不原谅。在一般社交场合,这样的场面是很少的。因为,这是一种很失礼的举动。中国人的习惯是给面子,再讨厌你,握握手,表面文章要做做的。

徐洪慈说:“我对他连这招也不用。我心里直接告诉我,我这一生的成就就是战胜你。就是这样,我不说话。”

邓巨卿不能让这个场面再尴尬下去,就打圆场:“老李,关于徐洪慈逃走的细节,你不一直打听吗?你不是老是问我吗?我怎么知道,我知道我变共谋犯了。现在当事人在,你不问啊?”

到这个时候,李光荣眼睛立刻发亮。一个久已萎靡的人,眼睛里立刻精光四射。他到底还是个警察,还是个监狱长,是很精干的一个人。他的力量立刻迸发,两眼炯炯有神,盯着徐洪慈的眼睛。

这眼神,徐洪慈非常熟悉,当年他注视任何犯人的眼睛都是这样的,职业化的眼神。徐洪慈的记忆一下都翻滚起来了,他不由自主打了个寒战。

看着徐洪慈,李光荣开口了:“我最想不通的就是,你没有梯子,怎么上墙的?”

徐洪慈说:“这是你判断的致命处,致命点。你怎么知道我没有梯子?任何事情都可以分解的,梯子是可以分解的。”

李光荣很聪明,一听,失声大叫:“噢,原来你做了一架可以拆卸的梯子?!”

徐洪慈笑笑:“不错,梯子原本是可以拆卸的,可以用绳索和木头组合,越过高墙以后,再把梯子拆了。让你们永远不知道梯子是用什么做的。”

李光荣瞪大了眼睛,做了个难以描绘的表情。

▲1992年徐洪慈(中间)与故人重逢(右二为李光荣)。▲1992年徐洪慈(中间)与故人重逢(右二为李光荣)。

十、“我这一生,只有这一点”

对于徐洪慈来说,似乎所有的恩怨都了结了,组织上也恢复了他的党籍。2008年4月14日,徐洪慈所在的单位给他颁发了老干部离休证书,从颁发日这一天起,徐洪慈由退休改为离休。

然而,拿到这张离休证书后的第三天,徐洪慈因癌症引发的呼吸衰竭去世。三个月后,组织上下发了《关于徐洪慈同志享受局级待遇的批复》。悲痛,留给了他的妻子和孩子。

“跟徐洪慈在一起三十多年,他从没辜负过我,我们从没说过什么过激的话。徐洪慈为什么就这么丢下我和孩子们走了?三个孩子都大了,他怎么就这样走了呢?”

徐洪慈离开了,但孩子们已经长大,奥永的痛,能随时间淡忘吗?

徐洪慈去世以后,记者胡展奋向我们转述了徐洪慈传奇的一生。从1999年开始接触他的胡展奋,回顾他们这些年的交往时说:“我当时没准备写他,当时听人家谈这个故事,觉得他的遭遇很离奇。而第一次和他接触之后,却印象深刻,那就是:“这个人不轻易相信人,有戒备心,为人有点冷淡,但内心很深,见多识广,阅历非常丰富。”

记者这样描述他们交往以后逐渐积淀的印象:这种冷淡就是,不惊讶。你和他谈话,你说了可笑的话,他这样;你说了很离奇的事情,他也这样。他表情不轻露,波澜不惊的那种。这波澜不惊的表情,不是人为的、刻意的、克制的。有的人我们看得出他是修养所致,有的人修养好,能控制自己的表情。他不是,他是看淡一切的这种表情。你能打动他的事情很少,他自身经历过那么多,惊涛骇浪在他面前是没有传奇的。他就是这么个人。

有一次,胡展奋问徐洪慈:“当时那么多同学不如你,现在还都是有所作为的。但是你的大半生都是在苦难当中挣扎的,你怎么看待自己的人生呢?”

徐洪慈是这么总结自己的:我在自己的专业上,在自己原先的人生抱负上,我一无所成。像我这样的人,应该怎么说呢?对那种残酷环境、恶劣环境的反抗,这种个人的成功,人格上的成功,我这一生,只有这一点。我心足了。这一点,我对得起自己。

按世俗的标准,徐洪慈没有贡献出什么发明创造,没有贡献多少物质财富,他不是一个成功人士。但对他自己而言,保持了自己人格的完整,昭示了精神不屈不挠的倔强,维护了一个平凡生命的尊严,他的生命,在另外一个维度上企及了一种神圣庄严的意义。

本文转载于《31人说:我们的中国式人生》一书,原标题为《1983 徐洪慈:越狱与越狱之后——越狱之后的徐洪慈》,主编:陈菱,讲述人:胡展奋、奥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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