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九国监狱之后,这位教授用一本书讲出了真相

谷雨访谈发布:2017-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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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司法体系就等同于监狱体系,把犯罪者关进监狱并不能让受害者的伤口愈合。”在学者贝兹·卓辛格看来,更重要的是如何帮助罪犯回归社会,如何让受害者得到弥补。多年来,贝兹·卓辛格致力于监狱体系的研究、改革和记录,《把他们关起来,然后呢?》就是她基于九国监狱情况的非虚构作品。本文是谷雨对贝兹·卓辛格的一次访谈。

作者 | 崔莹
腾讯文化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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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旅行为看风景,有人旅行为参观博物馆,而纽约约翰·杰伊学院教授贝兹·卓辛格(Baz Dreisinger)旅行,是为了探访监狱。

在2011-2013年的两年里,贝兹·卓辛格游走于世界各地,拜访了9国监狱。她在牙买加的监狱参与音乐矫治项目,在新加坡的监狱考察囚犯复归社会的方式,在挪威和澳大利亚了解所谓“模范监狱”和私营监狱的运作情况……作为“修复式正义”(Restorative Justice)的强烈支持者,她对目前的监狱体系提出质疑,认为应该采取更好的方式帮助罪犯回归社会。这些经历和感受都被她写进了一部非虚构作品:《把他们关起来,然后呢?》。“这本书的核心在于人,是作者一路上遇见的那些人。”《华盛顿邮报》如是评价。

在南非波尔斯穆尔监狱,“修复式正义”项目正在进行,作者和囚犯聊天在南非波尔斯穆尔监狱,“修复式正义”项目正在进行,作者和囚犯聊天

近日,《把他们关起来,然后呢?》在中国面世。围绕此书,3月1日,谷雨对贝兹·卓辛格进行了电话专访。以下为采访内容。

每个国家的监狱都令我感到吃惊

谷雨:是什么促使你写这样一本书?你的学者、记者双重身份,对这本书有什么特别的帮助?

贝兹·卓辛格:我很早就对监狱里的囚犯产生了兴趣,已经致力于监狱教育十多年了。我写这本书,目的主要有两个:一、了解监狱和司法体系改革的国际背景。二、从哲学和伦理道德的角度探讨相关问题,审视“监狱”更宽广的含义。

我希望这本书不只是学术书,或只是写给政策制定者,而是有可读性,因为相关问题很重要,影响着全世界上百万人。因为当过记者,我知道如何生动地叙述故事,打动普通人。因为是学者,我能通过我受的学术训练保证这本书的全面、客观,以及在事实、数据等方面的准确性。

加利福尼亚的监狱加利福尼亚的监狱

谷雨:拜访9国监狱时,你的想象和实际所见之间差异大吗?最让你意外的是什么?

贝兹·卓辛格:有时我拜访的监狱正是我想象过的:媒体报道中,有的监狱很拥挤,有些囚犯被关很久禁闭。我看到、了解到的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令我想不到的是,在每个国家的监狱里都有进步,都有各种颇有创意的囚犯改造工作。我看到了希望。我还遇到一些人,他们在监狱或为某些组织工作,致力于司法体系改革。他们的工作鼓舞人心。这些都是我之前没想到的。

坦率地说,每个国家的监狱都令我感到吃惊。每次走进监狱,我都觉得监禁是对人类潜能的浪费。从社会和伦理道德的角度而言,监禁也不能解决犯罪问题。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部分原因。

谷雨:为何选择这9个国家?

贝兹·卓辛格:它们分别代表了我想探讨的部分问题。比如卢旺达呈现的主题是宽恕与“修复式正义”;牙买加在开展艺术矫治项目;澳大利亚代表私营的监狱产业;挪威的社会服务和刑事司法制度被认为是最先进的。

我希望后退一步,从社会最底层去审视这些监狱,探讨其最基本的概念。有些监狱是发展中国家的,有些是发达国家的,同时把它们放进去,是要表明,监狱问题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

挪威监狱的外景挪威监狱的外景

谷雨:你的记录从非洲开始,在欧洲结束。这样的结构是有意安排吗?

贝兹·卓辛格:在所有国家中,非洲的监狱体系无疑是比较混乱的,而以卢旺达开头,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希望从受害者的角度谈起:在“修复式正义”的理论框架下,以受害者为起点进行分析。

以挪威的监狱结束,并非因为挪威在欧洲,而是因为挪威的监狱体系很进步,值得借鉴。这也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谷雨:你在书中提到,德国和荷兰的监狱体系也是正面典范。为何不考察这些国家?

贝兹·卓辛格:介绍它们的资料已经很多了,它们也吸引了很多关注,援引已有资料就够了,没必要重复。当然,在思考监狱的未来问题上,它们都很有启发性。

艺术和文学可以阻止伤害循环

谷雨:你在书中强调不公正的社会制度造成了犯罪。马克思主义和阶级理论,以及罗尔斯的《正义论》,对你的理论框架有影响吗?

贝兹·卓辛格:所有这些都影响了我的理论框架。在乌干达,人们犯罪是因为贫困而非种族,所以重要的是从阶级的角度去理解犯罪行为。而在很多国家,阶级、不平等往往和种族联系在一起。比如在南非,要研究犯罪原因,首先要探讨的就是种族和阶级问题。在巴西、南非和美国的监狱,囚犯成为劳动力。在这些地方,是资本主义在起作用。

谷雨:在你看来,制度问题与个人犯罪的相关性有多大?

贝兹·卓辛格:大多数情况下,社会体系会导致犯罪。人是环境的产物,如果某人在严重不平等的环境中长大,缺少各种机会,他犯罪的可能性高吗?肯定高。成长环境影响了人之后的选择。

罗尔斯罗尔斯

谷雨:你是否坚信人性的性善论?你如何看待那些“无缘无故的恶”?比如有人因犯罪快感而犯罪。

贝兹·卓辛格:这个问题太难答了。我想,人生下来就有善恶两重性,有做好事的倾向,也有做坏事的倾向。他们的冲动包括破坏性的、好战的。这取决于我们如何通过建构的社会体系来扬善隐恶,让正能量冲动抑制负能量冲动。

有些社会推崇善,有些社会推崇自私。自私很容易导致罪恶。在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自私主义盛行,人们往往只对自己感兴趣,不管整个社区,导致很多负面行为和负面人性,但个人和社区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我相信精神病患的存在。(注:贝兹·卓辛格认为因快感而犯罪的人有精神问题)他们的疾病和其他疾病一样可能是天生的,会让他们做很邪恶的事,并从中获得快感。这些人也的确是危险分子。但我认为,被关在监狱的大部分囚犯不在此列。

谷雨:你的书中提及了监狱中的创意写作课、戏剧讲习班,也提及有囚犯接受阅读矫正,在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在你看来,监狱中的艺术和文学教育最重要的意义何在?

泰国的女子监狱“戏剧工作坊”正在开展活动泰国的女子监狱“戏剧工作坊”正在开展活动

贝兹·卓辛格:艺术可以帮助人们愈合伤害,也可以帮助人们恢复理智,承认错误。通过艺术和文学,人可以重新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我。

我们总是在讨论伤害的恶性循环:囚犯在监狱里受到伤害,出狱后继续伤害别人,如此循环。艺术和文学是阻止这种伤害循环的机制,能帮助囚犯康复。

我在监狱里教写作课,也参与牙买加监狱的音乐项目,观察乌干达的创意写作项目。它们都可以有地影响、改变囚犯——尽管它们不可能改变所有现状,比如监狱的拥挤、腐败。在某种程度上,艺术和文学像是“创可贴”。

不会被NGO误导

谷雨:作为白人教授,你在9国考察监狱体系所看到、听到的,很可能是被美化的。如何甄别所获信息的真假?

贝兹·卓辛格:我在书中也承认这一点。我从不掩饰这些:我是白人、美国人、教授,我是女性。我带着这些特征拜访所有的监狱。这也是我为何用第一人称写这本书的原因——我可以写出带着这些背景拜访监狱时的感受。我承认我所看到的并不全面。实际上,在书中,我无时无刻不在衡量、筛选我所看到的哪些部分是表演,哪些不是,然后将其告诉读者。

我最大的收获,是和世界各地的囚犯的对话。这本书并非要对监狱体系进行揭露,而是想让被关在监狱里的人得到关注。

谷雨:你的合作对象大都是NGO,他们安排你拜访监狱,肯定要展示自己的成绩。如何避免被他们左右?

贝兹·卓辛格: NGO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但我认为,通过NGO了解监狱,比通过政府了解监狱的收获多。NGO的目的多是将监狱现状曝光于国际社会,获得更多关注,而政府的目的是展示监狱体系在起作用。

大多数NGO都很真诚,愿意接受批评。和我合作的一家南非NGO在“修复式正义”方面成绩斐然,但我也质疑他们借宗教做项目的方式是否合适。无论在监狱现场还是在书中,我都很真实地表述自己的印象和想法。我不会误导他们,也不会被他们误导。

巴西监狱的外景巴西监狱的外景

谷雨:如果不把犯罪者关起来,更好的办法是什么?这样做,对不愿宽恕的受害者是否公平?

贝兹·卓辛格:在书的结尾,我设想了一种不以监狱为前提的司法体系,归纳起来有两点:

一、作为整体,我们要创建更公正、平等的社会,让更多人享受社会服务,有受教育和工作的机会,减少犯罪的人。每个国家对此都有责任。

二、在犯罪行为发生后,我支持以 “修复式正义”的方式回应。它立足于社区管理,通过其他方式而非监禁让犯罪者改过,向受伤害的人道歉、做出赔偿。具体怎么做,取决于每个国家和社会。

对受害者而言,这样做也意味着更公正的司法体系——很多研究表明,如果司法体系就等同于监狱体系,把犯罪者关进监狱并不能让受害者的伤口愈合。我们要思考的是如何更好地为受害者服务,将受害者放在司法体系的中心位置,了解他们需要的是什么,如何真正地弥补他们。

让更多的囚犯成为大学生

谷雨:《把他们关起来,然后呢?》出版后,有哪些反响?

贝兹·卓辛格:这本书受到很多好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CNN、美国国家公共电台都推介了它。它还被《华盛顿邮报》评选为2016年最著名的非虚构作品。更令人欣慰的是读者来信。一些读者表示,自己此前从未想过这些问题。一些读者坐过牢,他们感谢我分享他们的经历。

现在我正和纪录片导演克里斯蒂·雅各布森(Christy Jacobson)合作,把这本书拍成电影。雅各布森一直关注监狱问题,拍过纪录片《孤独》。

谷雨:你是“监狱直升班”(Prison-to-College-Pipeline)项目的创建人。请介绍一下这个项目。它的运营情况如何?

贝兹·卓辛格:“监狱直升班”是我在纽约约翰·杰伊学院创建的项目,针对的是监狱里那些5年内就能刑满释放的人。他们在监狱里就开始学习一些课程,等出狱时,可以在大学继续读书。这个项目希望以教育为手段,帮助囚犯复归社会。

贝兹在“监狱直升班”年终派对上的讲话贝兹在“监狱直升班”年终派对上的讲话

“监狱直升班”项目已经开展了6年,部分资金来源于捐款,部分资金来源于联邦政府资助。项目在运作之初遇到很多阻力,因为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大量的监禁是个问题,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也获得了更多的帮助。去年我们培养出了第一位大学毕业生,今年将会有4位。随着这个项目的扩大,更多的囚犯会通过大学教育复归社会。

这个项目需要很多资金支持,但和把人监禁起来的成本比,它便宜很多。

谷雨:监狱是有些敏感的话题,你一直在做相关研究,是否感到困难重重?

贝兹·卓辛格:当然!做这方面的研究很不容易,尤其是要承受情感上的痛苦。监狱是被隐匿的地方,人们倾向于选择不去想这个地方、这些人。但对我而言,这不可能。我所有的时间都在考虑监狱问题。在写完这本书之后,我又拜访了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监狱、英国的监狱……我会再写一本书。

我决定用我的余生和监狱打交道,不仅是研究这个主题,写相关的书,还要真正行动起来,促进监狱的改革。我对自己的定位是学者、记者、教育者和行动者。

《把他们关起来,然后呢?》中文版封面《把他们关起来,然后呢?》中文版封面

关于贝兹·卓辛格

纽约市立大学约翰杰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美国“监狱直升班”计划创办人,著有《近似黑人:美国文化中白人冒充黑人的现象》《把他们关起来,然后呢?》。贝兹·卓辛格也是一位记者,为《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华尔街日报》、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等媒体撰写有关流行音乐、加勒比海地区、种族等议题的文章,还制作过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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