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平米的房子、碎在路上的家,面具背后他是我们每一个人

社会百态发布:2017-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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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行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载体在变,渠道在变,但优质的内容永远是稀缺的、不可替代的。”这是《冰点周刊》主编从玉华对媒体行业的判断。在新媒体时代,她仍然相信内容有无可替代的价值,也有其特殊的创作技艺:用五官来采访,用求π的精神去提问。本文是从玉华对自己采写心得的一次分享,节选自从玉华《再广大的悲伤,也比不上一个小人物具体的悲伤》一文,收录于周逵主编的新书:《非虚构:时代记录者与叙事精神》。


作者 | 从玉华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资深记者、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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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后都有一个大火山

我认为新闻背后都有一个大火山,这个大火山是我理解的广阔的关注度,一个深厚的背景,一种被我们大家漠视掉的一种情感,所以我把它理解成冰点的大火山。很多大学生问我,你们的选题都哪儿来的。

其实我也觉得我们的选题,有时候也有一些很说不清的地方。你们看这张图,这是一张四平米空间的家。

四平米空间的家四平米空间的家

大家能够想象四平米有多大吗,而且在湖南一栋楼里面,每家每户都只有四平米。这里面都是住三代人,住两代人的一些家庭。有一个摄影师把这些照片照下来,在798做了一个展览,把这些空间还原。

在798这样一个所谓艺术、小资、玩腔调的人常去的地方,做这个4平米家的展览,实在很“行为艺术”。有些人说,天啊这简直比我们家的浴缸还小。我们看到了这张图,就定下了选题:写足这4平米。因为我们觉得与其找专家谈高房价,还不如借助这个四平米的家来记录历史,所以我们写了这一家。

4平方米有多大?它相当于一张大号双人床的面积,还差一点点才能装下一整张乒乓球桌,勉强能够容下4个并排躺着的成年人。

在一幢别墅里,4平方米可以安置一个大浴缸,或者辟一间小储物室;而在10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里,它差不多是一间厕所。

但有时,4平方米也可以承载一个完整的家:住进一对夫妇,一家三口,甚至一家四口。

在这间房子里,放一块宽1.2米、长1.9米的木板,铺上发黄的褥子和一张凉席,就是床。往床尾的墙壁上打几层木板,就可以堆衣物和碗碟。床对面的墙上再钉上两个木架子,电磁炉和电饭煲一摆,就可以做饭了。只是,门一打开,人在里面转个身都得小心翼翼。

前不久,这间4平方米的“样板房”来到了北京著名的798艺术区,一下吸引了众多艺术家、媒体人和游客的目光。一名参观者惊讶地发现这间房子“还不如家里的浴室大”,另一名参观者走进房里,想躺在床上“体验一下”,但床太小了,他怎么也伸展不开。

这间房子曾经就藏在长沙市市中心人民路边上一幢外墙斑驳的大楼中,住在里面的是刘结章一家。在周边打工的人们习惯将这幢4层高、火柴盒形状的建筑唤作“民工楼”。生意最红火的时候,将近190户农民工家庭同时在这里租房。和刘结章一样,绝大多数人的家,只有4平方米。

——《四平米的家》

还有我们的记者写过《碎在路上的家》,一个在武汉打工的农村夫妇,他们好不容易打工挣了一些钱去买房子,在售楼处交钱后,过街时,发生车祸死掉了,一个家庭碎了。不是因为猎奇,我们去写这个个体的命运,而是因为我们看到他们背后跟高房价的一种相关性。

我们也写过一个杭州的小丑,在夏天他戴热得要死的面具,表演杂耍,让人大笑,但是只有卸掉面具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他的生活不都是笑声。他向往爱情,在杭州漂着,挣扎,被高房价困恼。他对于生活的困惑就是今天所有北漂人的困惑。面具背后,他是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的记者就写了《小丑与大都市》。线索也是通过图片发现的新闻,非常珍贵。

小丑与大都市,图片来自《中国青年报》小丑与大都市,图片来自《中国青年报》

两周前,在杭州市余杭区临平镇举办的一场房产“置业节”上,阿康只是被主办方请来“攒人气”的小丑。表演结束后他并没有离开,而是站在人群中安静地聆听一位房地产专家的报告。到了观众提问环节,他马上把手举得高高的。

当主持人把话筒递给他时,阿康的声音有些颤抖。

“地铁修好后,那里会不会涨价?”那里指的是临平镇上一处他看了很久的地段,地铁很快通车,而临平镇也将开始建设余杭区最大的商业中心。在杭州生活了6年,阿康一直想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然而这座城市的房价近年来从未退出全国前10位,最近更是跃升至全国第4,每平方米均价近2万元。在杭州买房,对这个以扮演小丑为业的年轻人来说,是件“有落差”的事。

许多参加活动的人转过头来,好奇地盯着他的脸。

——《小丑与大都市》

有时候大家都说新闻的生命只有一天,新闻就是个杯具,易碎品。我们20岁的冰点每天在做的工作就是努力让新闻没有皱纹,让新闻的生命超过24小时。

去年世界杯的时候,有一篇我们9年前写世界杯的报道《无声的世界杯》在网上疯传。我觉得这篇稿子已经活了八年了,我相信它还可以再活八年。

2006年世界杯的时候我们通过《广州日报》的一张照片,一些农民工在看世界杯,但是大屏幕没有声音,所以他们自己带着录音机去听。当光着膀子的农民工从工地下来,提着啤酒,在一块非常豪华的屏幕前面,带着自己的录音机去拼凑声音,这就是他们的广场,他们的陆地,他们的世界杯。全世界都在写世界杯,我们写的是这样一个群体。或者说这块无声屏幕,是沉默的农民工群体的一个象征。

如果说新闻的世界杯有大力神杯的话,我觉得这篇稿子的作者包丽敏能够拿到。

你的问题就是你的摄像机

采访需要五官像春天的树叶,一点点打开。如果我写一篇大特稿,采访笔记不到80页,我几乎是不敢动笔的。所以我做编辑,有新记者第一次出门采访,我几乎是要列50到100个问题的。拍纪录片,现在的技术能够做到让墙面上布满都像苍蝇一样的摄像头,可是用文字去做画面感的时候,你的问题就是你的摄像头。

我们要用求圆周率π的精神,去提问,每一个提问,让3.14125……这个小数点往后精确一位。

五官的打开,是一个技巧活儿。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什么都看不见,可编辑让记者一次次的改稿,补充细节,就会强化记者的五官完全雷达式打开,就像福尔摩斯说的:你们在看,我在观察。

举个例子:

这个住在窑洞里的家庭实在太倒霉了。用女主人韩爱平的话来形容,差不多每刮一阵风,都会刮到她家。

有人用32个字的简洁语言,就讲完了这个倒霉的故事:“高长宏的大儿子注射乙脑疫苗后,得了乙脑。小儿子喝了三鹿奶粉后,患上结石。”

短短的两句话!

可只有从太原坐上大巴,走高速路、柏油路、搓板路,换3趟车,再走一段灰尘能淹没整个小腿肚的山路,坐在山西省交口县回龙乡高长宏家掉着墙皮的窑洞里,这两句话的温度才算刚刚升上来。

再多一点儿耐心,等到两岁零一个月大的伟伟午睡醒来,9岁的壮壮放学回家,揉着面团的女主人打开话匣,男主人熄了烟,重重地叹气……

这个倒霉的家庭的故事才开始清晰起来。

——《最倒霉的家庭》

一家人,图片来自《冰点》一家人,图片来自《冰点》

这是我以前写的《最倒霉的家庭》,三聚氰胺,问题疫苗,两个小概率事件集中在这一个家庭里,两次悲剧的叠加,而且这些悲剧不是自然原因,完全是社会原因。这个家庭是剖析社会病理很好的样本。

两个孩子一个叫壮壮一个叫伟伟,父母取这些名字,就是希望他们壮实健康,可就是出了这样反讽的事儿。

这种采访并不难,我不是很习惯拿着笔记本坐在那儿你问我答,录音笔一旁在转的那种记者。特稿记者就是一次次地去,一小时一小时耗着,等着对方完全开口。和采访对象下地干活,帮管宿舍的阿姨叠一天男生的臭袜子,是我们记者常干的事。就像赵涵漠说的,你变成他家的冰箱了,你的采访才刚刚开始。

一旦开始,你的眼睛就是摄像机了,什么都能看见。我觉得这种采访一点都不费劲,那个小孩因为三聚氰胺的问题不停地尿尿,他骑着摇摇车,一边摇一边尿,连醋缸旁边都不放过,院子里挂满了他的尿布,床单,衣服。大孩子回来了,大孩子因疫苗出了问题,所以比较笨,打沙包永远是挨打的那个,背一篇作文要背好多遍还背不下来。他们的妈妈揉面,给孩子做饭,她成天的工作就是不断地揉面不断地洗衣服。她揉着揉着面说这个事儿,就会不由自主地靠着她家的窑洞哭。说“为什么每刮一阵风都会吹到我们家来呢?为什么我去烧香连庙门都给关了呢?“这样的直接引语多有力。

伟伟,图片来自《冰点》伟伟,图片来自《冰点》

说着说着就开始哭,也顾不上她手上的面粉,脸上印着白色面粉的五个手爪印,你还用看笔记本吗,笔记本不会写她这个的,你会去听录音吗,录音没有这五个印子的,只有你的眼睛能够看见。而且我相信这样的场面,就算我不做记者了,也是终身难忘的。

当时,很多记者都来了,给这家人带吃的。孩子的妈妈就把零食,藏在从没洗过衣服的洗衣机里头。结果这个小儿子发现了,但他又不会说话,个头又不够高,就指着自己正在换牙的空空的嘴巴,然后指着那个洗衣机。就是这样的场景,只有眼睛能看到。

如今,这个窑洞又冷清下来了。兄弟俩经常为了抢记者们留下的零食而又哭又闹。伟伟发现妈妈把记者带来的巧克力、饼干、果汁藏在坏掉的洗衣机里,就站在洗衣机前不走,指着空空的大嘴巴,哭喊不已。

——《最倒霉的家庭》

我们有一个女记者采访一个钢琴天才。她观察那个少年的手掌,她量了一下——25厘米。她计算这中间要跨越多少个白键,她掐表看一秒钟最快有多少个音符。这么一句话的信息有什么?有声音,有画面,有动作。这就是采访的功力。

这是一双宽大灵敏的手。张开手掌,大拇指到小拇指指尖的距离,能达到25厘米,在钢琴键盘上跨越12个白键,快起来一秒钟能弹奏十几个音符。

——《奖牌少年》

还有我们写过一个大胡子,是广州的一个政协委员。他对政府不公开39号文件,非常生气。他说你什么时候公开我就什么时候把胡子给剪了。结果胡子越来越长,最后政府都着急啊,说你把胡子给剪了吧,我明儿就公开了。他就是用这个胡子去丈量政府的公开度。

记者去采访的时候,我们就商量好了,要观察一下这个胡子。记者在飞机上就想好了,要看胡子到第几颗扣子了,有几厘米。睡觉的时候,是把长胡子搁在被子外头还是里头?喝汤的时候,要撩开胡子喝汤吗?结果采访中,这些问题都有了答案,还得到更多的细节。他老婆说:“因为这个胡子我一年多都没亲过他了。“还有他的老丈人睡在病床上,唠叨说:“你快剪了吧,我看着害怕”。

长胡子是现状,短胡子是过去,把长短胡子交叉着写,现状和背景交融,胡子做意象做结构,实现了时政报道的软硬结合。

还有,我们写开胸验肺的张海超,毫无疑问,这个肺的特写是绕不过去。我记得《新京报》写的这篇稿子,是这样进入这个肺的。

 一直到走进医院,我的心里都空洞洞的。呼吸科病房走廊里浓重的消毒水味道填满我的鼻腔。我似乎感觉这里的每一口呼吸都很沉重。

呼吸病重症科室,张海超病房所在的区域。我推门而入,看到一个年轻男人躺在上面,他的鼻孔插着吸氧管,手上拨弄着手机,脸色发暗。他的样子比我想象中要好。在来郑州的路上,我的心里预演了无数有关于他的形象,我甚至想象他是否戴着呼吸机,“嘶嘶”地呼出每一口气。

眼前的张海超可以讲话,但是没说几句话,就要咳嗽。他患了气胸,尘肺病人常见的并发症。简单地说,他的肺部生出破口,本来应该从肺部和支气管排出去的气体,从胸腔里漏出来了,像一只不断膨胀的气球,挤压着他本来就脆弱不堪的肺。

——《“尘肺患者"张海超,这次他要面对死亡》

躺在病床上的张海超,图片来自《中国青年报》躺在病床上的张海超,图片来自《中国青年报》

这样的例子其实是非常多。我们曾经写过一个毛坦厂中学,毛坦厂里面其实是一个安徽的超级大中学。几个省的复读生全部在那里上学,一共有八千个人,不能想象。整个一个小镇上,所有的煤电垃圾食品,整个的链条都围绕着复读生进行的。这个镇但凡高考的时候就会开着几十台大巴,“嘟嘟嘟”去高考。高考一完这个城就会像一个死城一样,一片寂静,完全为一个高考产生的一个怪胎。

他们需要象征考无不胜的神,于是这个世界有了“考神”。 在安徽一所著名的“神话中学”,近千名高三学生的陪读家长赶在凌晨抢拜“树神”。他们务必要向这位大神敬上高考前最后一个农历十五的头炷香,祈求他们的孩子能考个高分。

向神灵祈祷的香火堆积起来,引燃了“神树”下的石棉瓦顶棚和百余根祈福带,火苗四处乱窜。10多名保安人员,用光了8支灭火器,都未能控制火势。后来大家从附近出租屋内不停地运送自来水,毫不间断地扑火,火情才得以缓解。

我曾经探访过这所名为毛坦厂中学的“神校”,还特意参观了那棵当地人口中的“神树”。那是一棵百年老枫树,枝繁叶茂。不过怎么看,我也看不出神灵的样子来。但外人的观感并不重要,只要毛坦厂中学家长和学生相信那是神,就够了。

在这个被誉为“亚洲最大高考工厂”的地方,人们相信有某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存在,也因此有着种种规则和禁忌。学生在高考前放孔明灯,希望获得好运。但黄色是禁忌,因为那表示“黄了”。送考生的车队,前三辆大巴车的车牌尾号必须是“8”,出发时间是上午8点8分。而头车司机一定要属马,寓意“马到成功”。我问了不少人,这其中有什么因果联系,可每个人都神神秘秘的,却也说不上来。

——《高考前家长追逐“神秘力量”》

它就是中国高考的影子,就是中国教育的一个缩影。我们就浓缩了这个小镇,围绕着这个小镇去写它的个体生态,这都是围绕高三生复习进行的。如果我让你去写这个小镇,你会很惶恐吧。那我到了这里我怎么写啊?我要采访这个学校,这个是想得到的。采访学生,这个是想得到的。那怎么写这个小镇的环境呢?怎么描写这个人多呢?这些细节从哪里来呢?我们的记者就问这个包子铺,你一天能卖多少包子,问垃圾处理厂你每天收多少吨垃圾,去发电厂问发多少度电。她还拿着表开始数,现在下课了,铃声开始响了,从第一个学生到最后一个学生出来用了多长时间呢?要十五分钟。用15分钟才能够分流这一个学校的学生,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学校。但是你说大没有用,记者用了这些细节去表现,有说服力的多。

周逵编著的新书:《非虚构:时代记录者与叙事精神》,由15名非虚构领域著名的作家、主笔主编亲述的写作圣经。周逵编著的新书:《非虚构:时代记录者与叙事精神》,由15名非虚构领域著名的作家、主笔主编亲述的写作圣经。

关于周逵

周逵,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副教授,研究生导师,国际新闻传播硕士项目(IJC)主任。清华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联合培养博士,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访问学者。曾任凤凰卫视《冷暖人生》、《凤凰大视野》栏目策划、记者,其所担任策划的《冷暖人生》栏目在第45届芝加哥国际电影节上荣获电视纪录片类“艺术与人文贡献银雨果奖”。他担任执行总编导的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走进和田》获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他在国内外中英文核心学术期刊发表SSCI、CSSCI论文数十篇。其译著《群体性孤独》获2015年文津图书奖。他还担任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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