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芬·梅耶斯:我不觉得21世纪,我们还要坚持中立原则

谷雨访谈发布:2017-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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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传播顾问斯蒂芬·梅耶斯(Stephen Mayes)作为蒂姆·赫瑟林顿信托机构(Tim Hetherington Trust)的执行总监,向我们介绍了该组织挑选Visionary Award获奖者的过程,以及摄影记者如何在21世纪让自己更有价值。本文始发于PDN Online网站,由谷雨编译。

作者 | David Walker 翻译 | 李梦洁
PDN Online 新闻图片部执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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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传播顾问斯蒂芬·梅耶斯(Stephen Mayes)作为蒂姆·赫瑟林顿信托机构(Tim Hetherington Trust)的执行总监,向我们介绍了该组织挑选Visionary Award获奖者的过程,以及摄影记者如何在21世纪让自己更有价值。本文始发于PDN Online网站,由谷雨编译。

如何赢得Tim Hetherington Visionary Award

PDN:Tim Hetherington Visionary Award的目标是什么?

斯蒂芬:我们的目标就是寻找和鼓励那些在视觉传播领域尝试创新的人们。他们也许还用着传统媒介,但却带来了新的视觉体验。又或者,他们用着新媒介,但在尝试不同的东西。我们努力尝试打破传播的界限。

PDN:申请的过程是什么?

斯蒂芬:我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六七十名提名者一一致电,他们中有的对艺术特别感兴趣,有的是计算机专家,还有些是摄像师、摄影师。我把对视觉内容的形式限制降到最小。

PND:有多少提名者?

斯蒂芬:大概60名左右。

埃利纳·琼斯玛(Eline Jongsma)和凯尔·奥尼尔(Kel O'Neill)关于北白犀牛的虚拟现实纪录片项目。埃利纳·琼斯玛(Eline Jongsma)和凯尔·奥尼尔(Kel O'Neill)关于北白犀牛的虚拟现实纪录片项目。

PDN:之前的获奖者们怎样推动视觉传播的发展?

斯蒂芬:第一个获奖者(2015年)是一个电影团队——荷兰裔美国人埃利纳·琼斯玛(Eline Jongsma)和凯尔·奥尼尔(Kel O’Neill),他们用360度全景视频讲述了世界上最后的北非白犀牛的故事。他们真正探索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救助美洲和非洲犀牛的新方式。这部影片不仅仅讲述了白犀牛的故事,还运用新科技对故事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

想象力才是关键

PDN:2016年,多米尼克·布拉克(Dominic Bracco II)的作品The Backs of Men获奖,他讲述了文化和社会经济力量对美墨边境的居民生活的影响。请问这部作品是如何契合该奖项的目标的?

斯蒂芬:多米尼克出生在墨西哥边境,所以他讲述的这个故事非常贴近他的内心。他觉得这是一个有着细微差别的故事,并非像它平时被呈现的那样非黑即白。他因为无法用摄影讲述出整个故事而觉得很沮丧。于是他自学了写作,花了七年的时间写了一个舞台剧和小说。可以说,他用丰富的想象力来拓宽了媒介融合的领域。

PDN:他在2015、2016年都入围了决赛,但只有2016年得到了奖。这两年的作品有什么不同?

斯蒂芬:每个评委都有自己的观点。但对于多米尼克来说,他在2015年参赛时就给自己设立了一个看起来不可想象、无法完成的任务,后来在2016年的比赛前,他成功地完成了其中很大一部分,评委们都非常吃惊。

多米尼克·布拉克(Dominic Bracco II)获奖的项目“The Backs of Men”与美墨边界的生活有关。多米尼克·布拉克(Dominic Bracco II)获奖的项目“The Backs of Men”与美墨边界的生活有关。

PDN:那个无法完成的任务是什么?

斯蒂芬:在两年的比赛期间,他和一位导演一起工作,开始了他舞台创作的早期阶段。对2015年的评委来说,这事对于一个摄影记者来说似乎是天方夜谭,但是多米尼克做到了。

PDN:这个奖的奖金有多少?

斯蒂芬:2万英镑(约合人民币17.3万)。

PDN:参赛者计划的分布有多重要?你期待哪种?

斯蒂芬:分布非常重要,而且不需要大量的人。分布的规模不重要,想象力才是关键:他们把谁作为目标?为什么?结果是什么?

PDN:谁是评委?他们是怎样被挑选出来的?

斯蒂芬:我们有五个评委,在获奖者被选出来之后我们才任命评委。这其中总会有一个人和蒂姆·赫瑟林顿有私人关系,有的人与他的工作有机构联系,然后还有一个摄影师。评委每年都在变化,评审的口味也在随之改变。

摄影师需要选择一个立场

PDN:在邮件中,你说你越来越不相信20世纪新闻的标准在今天是有价值的。可以具体解释一下吗?

斯蒂芬:在我看来,媒体一直是一个排除信息的过程。比如说,如果我们写一个关于食物短缺的故事,你会拍摄一系列照片,把食品短缺之外的信息全都排除。无论选择什么故事,过程都是这样。最终你所得到的就是讲述一个更大故事的模板。个体成为更多人和更大故事的象征。

PDN:这有什么不对吗?为了帮助人们理解,你必须让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特定的信息上。

斯蒂芬:不,我不这么认为。生活当然比那更丰富、更复杂。

PDN:那你会建议哪种选择呢?

斯蒂芬:举个例子,如果你看看社交网络Instagram,你可以看到摄影记者拍出的各种东西。你可以看到生活的各种随意性,任何一张照片都告诉你很少的信息,但是合集可以比摄影记者告诉你的故事更丰富。所以这不是一个“这个或那个”或“可替代”的问题,这是一个“和”的问题。我认为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这场媒介扩张是颇有意义的。

Instagram上的摄影记者话题。Instagram上的摄影记者话题。

PDN:你之前特别提到了众包,例如每日非洲(Everyday Africa),你如何让它和摄影记者的谋生相协调呢?

斯蒂芬:这个世界不欠摄影记者的。我们能否从摄影中获利。取决于我们是否让自己更有价值。

PDN:你会怎样建议摄影记者让他们自己变得更加有价值?

斯蒂芬:在一个有太多图像的世界里,什么才是有价值的?这只有一个可区别的特征,可能你是女性,可能你住在达喀尔,可能你对同性恋社群有特别的观察。每个人都有自己区别于他人的特点,这就是我们需要辨别的。我们不能依靠照片作为我们的商业价值,它显然不是。

随之而来的事情之一,就是摄影师需要选择一个立场。20世纪的时候我们主张中立原则,但我不觉得到21世纪了我们还要坚持它。一名摄影师需要说:“出于以下原因,我选择做这个故事,我选择跟拍这个特别的人物,我会站在他们背后,”而不是说,“我只是一个客观的真相追寻者。”

你还必须将你的人生价值观融入工作中去。以前,很多记者谈论不属于他们生活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也不是他们价值体系中的一部分。

PDN:媒体经常被指责带有偏见。你拒绝中立和客观,那要如何做到让媒体更受人们尊重呢?

斯蒂芬:我认为,正是对20世纪新闻标准的坚守让我们陷入了今天的混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名波兰摄影师被委托拍摄英国大选,事后,他说:“在苏维埃的新闻里我们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正在被骗,所以我们将其分开,并做出我们自己的解读。在这里,你说什么人们就会相信什么。”

所有的媒体都有一个世界观,一个立场,一个角色。这让观众和读者要为自己所阅读的内容负责。虽然人们对此感到不舒服,但这确实是一个更可靠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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