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翁乃强:不要动不动就说“大师”,咱们实实在在的

谷雨访谈发布:2017-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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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家翁乃强1936年7月生于印度尼西亚一个爱国华侨家庭,1951年7月回到中国,随后在人民中国杂志社担任摄影师。翁乃强拍摄了大量的精彩摄影作品,“我觉得要向海外读者、华人展示一些中国感觉比较美好的东西。负面批评的内容我也拍摄,但批评大多还是出于一种善意,希望我们能改变这些落后的东西,能够让生活更好。”翁乃强说到。

作者 | 中国国家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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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翁乃强《彩色的中国》访谈。

谷雨:翁老,对您影响比较大的老师有哪几位?

翁乃强:1942年,日本人侵略印度尼西亚,抓了一些华侨和进步人士。我父亲就叫我们几个孩子在我们家的汽车前拍照,他不是为我们留念,他拍的是汽车上的封条,上面写着“大日本军接收”。日本兵把所有的汽车都封了,这张照片留下了日军的罪证,这件事使我认识到照片可以记录重要的事。我的摄影启蒙老师是一个海南人,名叫周昌平,那时他是印度尼西亚的华侨报《生活报》的摄影记者。没事儿的时候他就教我拍照,还教我怎么冲洗胶卷、放大照片。

1975年,海城地震救援现场。1975年,海城地震救援现场。

谷雨:您回到中国,中学毕业后考上美院,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老师——艾中信先生。

翁乃强:考美院的时候,我父母还在海外,我有点儿担心可能考不上,可我还是要考美院,给我面试的就是艾中信先生。他说:“乃强,你是海外回来的?”我说:“我是印尼回来的。”他说:“你为什么要学美术啊?”我说:“我喜欢美术,能够为人民服务。结果,我考上了。

他在学习方面对我的帮助很大。后来,我要求到海南岛兴隆农场进行我的毕业创作。我是华侨,于是到兴隆华侨农场去体验生活,参加农场的青年突击队,开荒砍芭,种橡胶树,也画画儿、搞创作。在那里,我对归国华侨青年能够为祖国开荒种橡胶苗、做贡献很钦佩,要歌颂他们。所以就构思了一幅画《开荒之歌》,写了一个题目,画了个小草图,然后把稿子给艾中信看。他皱了一下眉头说:“乃强,你去找韦启美老师。”

韦先生说:“你这个画得太概念化了,没有生活。你不去也可以画成这样。”我说:“那怎么办呢?”他说:“翁乃强,速写你画了吗?”我说:“我画了生活速写。”他一翻速写本就说:“这就是真正的生活。你在工地上画他们的生活——几个女孩子砍芭、休息时磨砍刀,还有几个姑娘拿着写着歌词的小纸片在开着白花的野芭蕉树下唱歌。你画的那个是概念化的,就像是喊口号一样,没有生活。”

这件事对我以后的创作有很大的启发。搞艺术创作要到生活中去,要真正地了解,不要自己去想,自己去“创造”,弄虚作假,甚至去摆布。人家农民不是这样,你去摆布成这样子,你教他怎么站着,让他做什么姿势,就不真实了。所以,后来我拍照的时候就特别注意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说艾中信等几位老师是我的恩师,他们给了我很大教导。

时刻带着“影像记录者”的身份

谷雨:后来您进入人民中国杂志社日文版工作,先是当美术编辑,后来怎么开始当摄影师了?

翁乃强:《人民中国》一开始以文字为主,后来改成图文并茂。刚去杂志社工作时我是美术编辑,后来拍了一组积水潭医院麻醉师的工作、生活的图片,结果刊登出来很受欢迎,领导就跟我说:“翁乃强,你也当记者吧,拍拍照。”这样,我就慢慢地开始搞摄影了。

谷雨:您当时的拍摄状态是什么样子?是完成采访任务还是什么都拍的状态?

翁乃强:我本身是摄影记者,拍摄是比较主动的,我会时时刻刻带着“作为一个影像记录者”的身份。比如我坐火车到外地采访,过程中我就会一边用眼睛去看,一边思考。例如在火车上,阳光从窗户照起来,车厢里很热闹。画面也好,人感觉也好,我就会拍摄在火车上的生活。

1980年,在北京什刹海划船的情侣。1980年,在北京什刹海划船的情侣。

谷雨:您为什么一直关注普通人的生活?这种摄影观念,在20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几乎绝迹,即使进入80年代,用这种意识去拍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的也很少。

翁乃强:我的胶卷相对充裕一些,所以看到有趣的就拍下来。比如说故宫旁边的东华门早市吧,它就在紫禁城的旁边啊,真正的天子脚下,我就觉得那种题材有一种很自然的对比感觉。那时候买什么东西都要票(布票、粮票等),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就把自留地的蔬菜、鸡鸭拿来卖,周边的居民全都来逛。东华门早市开的时间不是太长,没过多久就关掉了。

谷雨:在当时,您用的胶卷有限量吗?可以随心所欲地拍吗?

翁乃强:黑白胶片相对宽裕一些,我也拍了大量的黑白片。彩色反转片在当时还是很珍贵的,因为反转片是进口的,国家要用外汇购买。国家当时对《人民中国》杂志很支持。另外,我爸爸妈妈是搞电影的,他们有时候会托人给我带来很多彩色胶卷,我自己也买100和200英尺的盘片。我还有一个胶片分装器,自己从盘片里面分装出来,每次去拍摄都带很多胶片。

我是学美术的,后来改行当摄影记者,我就想要多拍一点东西,从来没想着要省着用胶片,反正是感觉有兴趣的就给它拍下来,就这样子,所以我的片子特别多。我现在经常想:假如说当时再狠心一点,不考虑太多因素,一些题材可能还要拍得更多。由于环境的限制,有些东西还是没有深入地去追啊!有些片子,现在看老是感觉遗憾,哎!那个时候为什么没有再多拍一些呢!

1965年,首钢工人在工作。1965年,首钢工人在工作。

谷雨:您每天都拿着照相机的习惯是自己养成的还是师傅教的?

翁乃强:当了摄影记者嘛,我就感觉照相机应该时时刻刻带在身上。我每天骑着自行车转,到哪里发现有意思的,就把车停下,去拍摄。

谷雨:您拍摄了很多天安门题材的照片。

翁乃强:我在北京住了很多年,我家原来就在王府井附近的校尉胡同。在当时,大家表达思想和爱国情绪的场所主要是天安门,所以我就在那一蹲,就能拍摄到各种各样有趣的事。一有什么事,我就背着相机跑到天安门广场去。

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宣传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宣传毛泽东思想。

对发生的事要多动脑子分析

谷雨:从您的作品来看,大体来说都是比较积极的视角,您是如何选取、过滤的?

翁乃强:这基本上就是我的视角、我的立场。我觉得要向海外读者、华人展示一些中国感觉比较美好的东西。那时候共和国刚成立,一定是有这个问题,那个困难,但是我要看到她的改变、她的发展方向。我们不是要给外国人去看中国有多么落后,而是要看现在的发展如何,老百姓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但绝不是摆布,而是客观记录。

举例来说,共和国成立初期,农村还是比较落后的,农民穿的衣服有的很破旧,有的摄影师就要求农民换上新衣服来拍摄,我就绝对不这么做。我要用照片反映农民的精神面貌,虽然日子辛苦但是很有奔头。我的那组“背篓商店”就是这样,那个时候虽然挺苦,衣服脏得要命,可是农民们有人关心,给他们送来日用品——烟卷、煤油、卫生纸什么的,所以农民的精神很愉悦。

负面批评的内容我也拍摄,但批评大多还是出于一种善意,希望我们能改变这些落后的东西,能够让生活更好。

谷雨:您的作品中最著名、最有冲击力的当属20世纪70年代在天安门广场拍摄的照片和反映红卫兵、知青生活的照片。

翁乃强:我当时拍摄了毛主席8次接见红卫兵,之后又拍摄了红卫兵大串联。

1970年,在北京什刹海举行的“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四周年”的游泳活动。1970年,在北京什刹海举行的“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四周年”的游泳活动。

谷雨:红卫兵大串联您也拍了?

翁乃强: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知道大串联究竟是怎么回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怎么回事。我当时拍了红卫兵大串联,有北京的,还有其他地方的红卫兵到全国各地去串联。

我选了哈军工的一队红卫兵,他们要走红军走过的长征路。我就跟着他们从瑞金开始走,走到井冈山,再走到长沙。那个时候,人们的革命热情就是这样高。那是真正的“红色之旅”,休息的时候,老红军就给我们讲故事;一路走下来,晚上的时候脚会起泡,老红军教我们怎么打绑腿、怎么用针扎水泡,扎了以后用头发丝插到泡里面,让脓水流出来。

我感觉若想追求记录时代,摄影是一个很好的手段。绘画主观的东西还是多一些,而摄影就很客观。记录时代是记者的责任,所以我就追着国家大事,能拍的尽量拍,能表现的尽量表现。

1966年,翁乃强主动向编辑部申请,跟随学生前往江西等地,重走长征路,沿途记录学生传播毛泽东思想的活动。1966年,翁乃强主动向编辑部申请,跟随学生前往江西等地,重走长征路,沿途记录学生传播毛泽东思想的活动。

谷雨:您是怎么决定要去拍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呢?而且拍摄的角度依然是生活化的,特别注意场景和人的情绪的体现。您拍了很多知青的生活场景,比如养猪、盖房子、割草、修桥、屯粮食。这些照片现在看来,第一色调是特别漂亮的,阴天的层次特别美。其次还记录了知青刚刚下乡那种迷茫的眼神,这种细节当时您拍摄的时候关注到了吗?

翁乃强:我关注到了。我去北大荒拍摄知青的时期,我弟弟刚从国外回来,他所在的华侨补习学校也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他也报名去了。我送他到火车站的时候,我就想这些青年们到下边以后,会有什么经历?

我觉得这个题材挺好的,我就向组织申请拍一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生活,于是我就去了北大荒。所以拍摄这些是有准备的。我弟弟觉得下去劳动是对自己很好的锻炼。后来他去了师范学院学习,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后来跑到美国去留学,现在是人类学博士。他很珍视知青这段经历。

谷雨:您亲身经历了20世纪60—70年代那段特殊的岁月,有没有某种对自己、对社会的反思呢?

翁乃强:我的思想也不完全就是“左”的,可能还是有一些人的本能感觉。比如我觉得用出身来给一个人定性就是很不当的,人的出生背景不能选择,可是走的道路可以选择啊。我对批斗或者什么戴高帽子啊之类的东西很反感。这必须讲道理啊,有些判断不能简单化地处理。

谷雨:到了什么时候您才主观地来评价当时的作品?

翁乃强:这要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有些东西要有一个认识过程,思想就是这样的,要不断地认识、改正,不断地进步。可是有一点,方向一定要把握住——你要站在大多数人的一边,不能要求大多数人以你个人的利益为主。

用摄影来记录时代很重要。你能把一些东西记录下来,有形象的记录,以后就可以分析,哪一个是对的,哪一个是不对的,当时是怎么回事……现在也是,对一些发生的事要多动一些脑子,要分析。面对各种各样的想法、各种各样的传言,你就要判断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

打倒四人帮胜利大会上,北京郊区的农民。打倒四人帮胜利大会上,北京郊区的农民。

谷雨:“文革”期间您大概拍了多少张照片?

翁乃强:我没有数过,反正不少。黑白照片还没有整理。反正我这个人不管怎么样,拿着照相机就得拍,看到什么东西不论好坏、需不需要用,感觉到有意思我就记录,就这样习惯了。

摄影与绘画同等重要

谷雨:为什么很多人看到您的作品,会觉得有很现代、很有观念摄影的感觉在里面?

翁乃强:可能跟我学美术有关系。我学画画学了9年,搞创作、搞构图,受到好多老师的影响,看了很多画展,翻了很多国外的画册。这些都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怎么表现、什么美、怎么美,可能不知不觉在拍照的时候,在取景器里面觉得这样拍好看。我感觉到有一个东西很重要——形式跟内容的问题。

实际上毛主席已经讲得很清楚,你这个内容好,可是没有好的形式就不会很感人,作品要有表现力。艺术形式跟内容的关系,当然不是为了形式而去搞内容,脱离内容的形式是空的。我们看很多绘画作品和摄影作品,受到这方面的教育比较多,有好处。人家说,翁乃强你拍的照片怎么像油画?我也没有特意地做什么,就是拍照,怎么表现更美、更好、更强烈,就怎么去表现。

1978年,苏州。1978年,苏州。

谷雨:您学了这么多年的绘画,然后拍了一辈子照片,有的图片场景您也用油画表现过,比如说在海南岛华侨农场画的《开荒之歌》。那您觉得绘画和摄影对您来说,有什么不同?

翁乃强:绘画的自由度比较高,但绘画比较费时、复杂,需要大量的视觉素材积累、构思,很多画画的人会用照片来帮助他积累素材,在创作绘画的时候再组合使用。摄影更加客观,记录性比较强,能够快速抓取。总的来说,我觉得摄影并不是我主观表达的一个媒介,而是一个记录客观存在、记录时代的工具。

有一些人现在把摄影跟绘画拉开了,好像绘画很珍贵。我是画画的,我没有倾向。有一些人觉得画画比摄影高一等,为什么?他们认为,摄影按一下快门就拍下一张,而画画要下功夫,其实不然。一张好照片可不是这么容易拍的,要有很多积淀——思想的积淀,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另外,说实在的,图片是很珍贵的历史资料,有历史价值的照片是很珍贵的。博物馆对很重要的史实都是用照片收藏的。有的时候好多文章不如一张照片有说服力。我是这么看的,当然不是说摄影就是高,有一些文章也写得很好,有的照片说不清楚,要用文字来表现、给它解释。所以每一种形式、内容都很重要,主要是要合适。

不要动不动就说“大师”

谷雨:安哥(彭振戈)说,“搞摄影的人,他的作品跟他的人生是交织在一起的,有什么性格的人,他拍摄的题材或者成片就是那个样子的。”

翁乃强:我同意他的看法,安哥我很早就知道。因为那个时候,我跟他住在一个院子里:华侨公寓。另外,他爸爸也是我们华侨界领袖。

谷雨:您的人生哲学是什么?

翁乃强:追求进步,要不断地进步,克服缺点;要有爱憎,明确爱什么,恨么。这是我的想法。

因为拍照本身就是反映自己的思想、感情。不要动不动就说“大师”,不用这样,咱们实实在在的。比如作品,有好的作品也有不好的作品;有的可以珍惜,有的可以不珍惜;自己走的路,有走对的,也有走错的,就是这么一回事。可是有一点,在思想上不能没有追求。

1977年,党的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长安街上表演的群众。1977年,党的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长安街上表演的群众。

谷雨:您的心态如何,能接受现在年轻摄影师的想法吗?

翁乃强:从当年关注“四月影会”开始,我就比较愿意交流。大家都是搞摄影的、喜欢摄影的。我就反对“大师”这种称呼。不要讲这些,就讲作品。你要做出作品,这才是根本的。另外,你不能吃老本,拍一些过去的东西,那属于那个时代,是以前拍的东西。

现在没有什么东西拍了,没有什么进步,人老了,动不了了,不像年轻的时候,可以背着照相机,穿着几件衣服,从瑞金一直走到长沙,一边走一边拍,到哪了打一个地铺就睡觉。现在就没有这个体力了,有这个想法也不行了。

我现在就是喜欢看作品,看年轻人的作品,这也是一种学习、提高,有一些自己没有达到的水平,这些年轻人达到了。我们那个时候搞摄影的人很少,现在很多了,而且拍摄条件也好了,各种数码相机,也不需要冲洗胶卷,反正我有卡,尽量拍,拍完了以后在里面挑好的。

我有很多朋友都是年轻人,现在还有很多人来我这儿,跟我聊天,拿出他们的作品来。有好多是从国外回来的,也跟我交流,我能看他们在国外拍的照片。年轻人更开放了,他们拍的东西也很开放,现在框框少一点儿,这些都是有好处的。

谷雨: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国家博物馆来找您收藏了一些照片?

翁乃强:是的,摄影最珍贵的就是它的记录性。有些过不了多久就会消失的东西,摄影能够记录下来。

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来找我说:历史题材的彩色反转片目前还是很少见、很珍贵的。这些照片实际上已经是文物,不可能再重复了。

他们就要走了我的一些原始底片,由他们来保存,我感觉这是一件好事。

关于翁乃强

翁乃强,中国著名摄影家、画家,“四月影会”重要成员,中央美术学院摄影专业奠基人。翁乃强祖籍福建龙岩,1936年7月出生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一个爱国华侨的家庭。父亲翁福林曾开过照相馆、广告公司和电影公司。翁乃强酷爱美术,从12岁开始就向侨报《生活报》的摄影记者周昌平学习摄影。1964~1990年,翁乃强在《人民中国》日文版杂志社工作,先后任美术编辑、摄影记者、图片部主任、编委、主任记者、总编助理,发表了大量的摄影作品、插画,出版了很多摄影、美术画册。1980年,翁乃强先后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摄影家协会。1986年,作为创会会员加入了中国华侨摄影学会,并任副会长、荣誉高级会士。1990年,调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筹建摄影工作室。1996年,作为创会会员加入世界华人摄影学会,任会员资格评审委员会委员。2003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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