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奥斯卡选片人陈玲珍:纪录片就像国家的相册

谷雨访谈发布:2017-07-04
0
评论:0

新近受邀担任奥斯卡金像奖纪录片选片委员的陈玲珍,是CNEX的联合创始人之一。在她看来,纪录片的重要意义是让人产生反思。“纪录片就像国家的相册,不管当时是穷是富,高矮胖瘦,多少年以后你再回望时,很多东西是会一起浮现的。”

作者 | 韩萌
摄影记者、自由撰稿人。曾就职于《新京报》。
腾讯微博 QQ空间 QQ好友 新浪微博 微信

奥斯卡金像奖的主办方美国电影艺术和科学学院,在当地时间上周三宣布新增774位会员,这是学院史上第一次在一年内新增受邀如此多的会员。长期经营推广华语纪录片的CNEX联合创始人蒋显斌与陈玲珍受邀成为学院会员,未来将担任奥斯卡金像奖纪录片的选片委员,二人也成了极少数能为奥斯卡纪录片单元选片的华人。

今年,新会员的人数、女性及有色人种的比例与国际代表性都创新高,其中39%为女性,30%为有色人种,分别来自全球57个国家和地区。学院试图打破奥斯卡会员以美国白人男性为主的结构。

女性会员比例变化。(数据来源:COURTESY OF AMPAS)女性会员比例变化。(数据来源:COURTESY OF AMPAS)
有色人种会员比例变化。 (数据来源:COURTESY OF AMPAS)有色人种会员比例变化。 (数据来源:COURTESY OF AMPAS)

学院会员依据电影专业分成15类,今年1月的会员人数为6687人。会员先依据分类选出奥斯卡金像奖各类入围者,之后所有会员投票选出全部项目得奖者。

此次公布的入会名单中还有张曼玉、梁朝伟、陈可辛、许鞍华、冯小刚等华人。新成员的遴选方式是由某类别中两位现有成员推荐,候选人必须在院线电影有杰出表现。这次蒋显斌和陈玲珍是以在国际影展收获众多好评的《塑料王国》、打破台湾纪录片票房纪录的《不老骑士》、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大同》和空军纪录片《冲天》做为代表作品参选的。

成为学院会员,责任重大

谷雨故事: 你在Facebook上回复朋友们的祝贺时说,这是“巨大的荣誉但责任重大”,会有哪些责任?

陈玲珍:还需要学习会员的义务,但最重要的任务是每年的选片和投票工作。

电影行业的健康发展要求各个环节的认真付出。首先在选片上要确保好片能在众多的影片中脱颖而出;第二,奥斯卡增加了多元种族、多元地域,我们在其中终究是少数的,我们的言行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别人的瞩目。我们还要看很多很多片子,喜欢的和不喜欢的都要看。

谷雨故事:成为学院会员的一项考察指标是“作品为院线电影”。《不老骑士》创造了台湾地区纪录片的票房奇迹,但中国大陆的纪录电影还有很多路要走。作为华人纪录片的代表,你会觉得有压力吗?

陈玲珍:我个人也不是很理解目前的筛选标准。当然,首先需要有完成的影片要在全球影院里播映。最近几年,中国纪录片的发展是蓬勃的,但不代表我们已经做到最好了,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

中国纪录片能更好地与世界沟通

谷雨故事:你每年被邀请参加诸多国际纪录片大会和影展,是否会在心里比较一下国内外的纪录片?

陈玲珍:我不会。我不是纪录片学者,所以不管是文本、创作,还是社会层面涉及价值观的比较,都是不可能的,所以我索性不做比较。

任何单一的纪录片都没有办法代表中国的全部。我在今年Sundance*CNEX论坛上,请来了不同风格的中国导演,是希望从不同侧面展示更多元的中国。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国情和文化背景,所以会形成不同的东西。

主流纪录片有点像把纪录片当成宣传片在用,自然有人会抗拒,这可以理解。后来,包括有关动物、大自然、大工程等各式各样的商业型纪录片慢慢多了起来。最早时,导演们的精神导师是伊文思,所以形成了对纪录片的基本认识和价值观。因此,没有任何单一的形式可以用来比较进步和落后。

谷雨故事:在讲故事层面,中国的纪录片是不是也在慢慢改变?

陈玲珍:我们在影展里能看到的纪录片,其实以纪录电影为多,纪录电影和每个国家的电影工业都有关系,过去强调讲述故事,这几年强调在剪辑方面有更宽广的视角。

当然,最终创作还是取决于个人和主创团队选择的是什么。但我一直相信,如果我们用更好的故事吸引人,就有可能在本国以及其他地方都受到重视。因为讲故事的方式本身会存在一些差别,但拥有抵达人心的力量,才是作品的关键。

从务实角度出发,CNEX认为,中国纪录片希望能够更好地和世界沟通,就是指通过纪录电影这种方式,既是指讲故事本身,也和影片的镜头语言、美学审美和电影美学都有关系。最重视你的故事怎样让观众去进入、沉浸和理解,然后产生感动。同时,剪辑也能起到很大的帮助,这就涉及到技能和选择了。至于题材,中国有无数的题材可以选。

谷雨故事:除了技能方面,是否还存在一些观念上的差异?

陈玲珍:这个问题需要切成几块来看。作品好与不好,和它是否在国际上获奖是两件事情,因为很多好的作品不一定有机会出国去参加影展或评奖。即使被选去了,但由于每个国家和地区行业发展水平不同,再加上文化因素,就不能一概而论来评价作品的好与不好。中国的作品被拿去和其他国家的作品竞争时,我们首先要打动那些做选择的人。

所以,我们一直提倡说,中国的纪录片需要在叙事和剪辑上多花力气。

谷雨故事:我记得在CNEX的CCDF-7培训时,你强调故事要简单、简单、再简单。

陈玲珍:这听起来很吓人,但是有时尝试在一个影片里面说太多东西是不现实的。当然如果你的技能可以跟上,具备了掌控和驾驭题材的能力,那也是可以的。

谷雨故事:如果我们真的把故事和剪辑都做好了,中国题材的影片就能被不同文化的人理解了吗?

陈玲珍:换位思考一下,我们真的理解伊朗、叙利亚,或者是西非共和国吗?我们真的理解印度吗?中国是一个巨大的经济体,大家肯定都很关注。比如当《对看》出现时,观众会说,没想到中国还有这么穷的地方。同时,他们看到片子里的北京也是他们印象中的北京。所以我们要和大家说,中国非常大,城乡差距难以想象,人民的生活水平高低不同,13亿人中还有几千万人没有脱离真正的贫穷。通过影片,我会更好地解释这一点。

《对看》海报《对看》海报

任何不合时宜的强求都是不对的

谷雨故事:现在经常说“讲述中国故事”和“讲好中国故事”,这个要怎么把握?

陈玲珍:这个总结挺好的,其实我们已经在变化了。最早的时候,中国很多故事没有被留下和被讲述,CNEX让更多片子得以完成。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阶段。但我想,主流意义上的“讲好中国故事”还不是这样。主流上会更希望强调一些积极正面的东西,而非对问题的思考。所以,我喜欢用特别简单的方式来想问题。讲好中国故事,你首先可以做的就是把手上的故事讲好。我们去年的圣丹斯剪辑工作坊就是在做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部分。

其实,大家观影时,很多人心中会有个问题:这事儿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看这个片子?比如《塑料王国》是谈中国环境污染和儿童教育的,这个故事发生在中国,但却是个全球性的问题。所以,《塑料王国》暂时不能被理解,挺可惜的。面对现实,需要找到和现实合作的方法,这不能叫做妥协。活着可以打更久的仗,死了就是烈士了。

谷雨故事:纪录片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问题?

陈玲珍:要对一个问题产生直接改变,一部影片很难做到,只要能够影响大家对问题的认识就够了。所以,我们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留下记录让大家看,动员思考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很少指责问题是谁的责任,而是指出这个问题的确存在。好的片子是让观众产生思考,反思“我能做什么”。思考是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对社会进步最有价值的一个事情。

谷雨故事:你一般会去电影院看电影吗?你有没有把字幕看完再离开的习惯?

陈玲珍:肯定的,我知道这是不时兴的。但社会的进步需要时间,不能强求,任何不合时宜的强求都是不对的。就像《对看》和《笨鸟》,我们当然希望它能够扩大发行,所有妈妈都应该看,但是,我做不到强求所有妈妈都去看。

不能因为大众不能接受,有些需要做的事情就不做了。在时间的长河上,我们还需要些耐心,要让大家接受一些事情,还需要多等等。

我们常说,纪录片就像国家的相册,不管你那时候是穷是富,高矮胖瘦,你多少年以后再回望时,很多东西是会一起浮现的。

《笨鸟》海报《笨鸟》海报

做纪录片的人从不缺少耐心

谷雨故事:听说今年圣丹斯放映《辛普森:美国制造》从早上十点放到了下午五点,你真的看完了吗?

陈玲珍:我们做纪录片的人从来不缺耐心。《对看》第一版有六个多小时,我在家从早饭开始看,一直看到了吃晚餐。《音乐人生》的导演从孩子10岁就拍,一直拍了7年,他的提案让所有老师动容。

谷雨故事:纪录片需要有导演自己的表达,还需要考虑大众传播,你有没有帮助导演平衡这两者?

陈玲珍:第一原则就是和导演沟通,尊重他的决定。我们没有强迫过哪个导演说你片子太差必须剪上多少。我只是会把制片人的考虑告诉他们作为参考。最终还是他们来决定用什么样貌问世。

《音乐人生》拿过三座金马奖,国内一家电视台要剪成一个小时,导演说不准剪,我们就不卖了。因为CNEX是支持导演的。不管是合约还是精神层面。

《音乐人生》海报《音乐人生》海报

谷雨故事:我们会不会在商业上有损失?有的话靠什么坚持?

陈玲珍:商业上肯定会有损失,但我们作为平台是支持创作者的,希望起到帮助的作用,帮助包括有形和无形的,也有资金支持。可即使提供了帮助,我们也不能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我们历来都有监制和顾问,会在创作过程中让大家讨论,讨论本身也是有机的,导演可以选择接受什么,不接受什么。

谷雨故事:你觉得CNEX更像一个什么机构?国内还从来没有过这样支持纪录片自由创作的机构。

陈玲珍:我们像一个孵化项目和养成人才的平台,因为没有人做,而且做了行业才能活络,所以需要做也值得做。后来,我们又从资金回收的角度考虑成立了一个工作室,帮助一些投资较大的片子解决回本问题。做纪录片回本是很困难的,它可以帮忙想办法别赔太多。如果片子真的做得好,后面可以慢慢地再回收。

十年前,我们说,要用一年十部、十年百部纪录片,来记录中国当代,这是我们的一个愿望,今年第十年就要完成了,九月就能收到第十届的作品了。

我们出发的时候是这么说的,肯定要坚持把这十年走完。现在,我们正在探讨下一个十年的策略。今天和十年前相比,外在环境是有巨大差别的,社会经济状况有了巨大的进步,十年前,可能所有做纪录片的导演都会觉得,哪儿来的冤大头这么好愿意无偿资助?今天,大家已经理解这件事的意义。现在,中国大陆的纪录片导演们只要愿意接一些商业工作,都不至于太苦。

谷雨故事:最终的作品是导演的,那你们的成就感在哪儿?

陈玲珍:像许慧晶的《妈妈的村庄》,刚开始是拍了一点他们村的事情,提案后就拍成片了;《风沙线上》的导演父子二人关注沙漠化的问题十来年了;今年入围柏林电影节的片子《日常对话》在提案大会上得了首奖之后获得了成绩。我们平台是一个鼓励大家的地方。

很多时候,我们的成就感来自于导演们的成就。像杜海滨导演第一次与CNEX合作时,他最后的作品和提案内容有关联,但已全然不是最早提案的样子。他很认真地说,如果我按照原来的想法拍,可能会不怎么好看,最后的作品《伞》去了威尼斯。

陈玲珍、导演杜海滨和蒋显斌陈玲珍、导演杜海滨和蒋显斌

谷雨故事:有没有比较擅长合作的导演?你会认为一个好导演身上有什么样的特点?

陈玲珍:这是一个综合考量的因素,好题材要有可以驾驭这个题材的导演。导演本身的才华见仁见智,但价值观、世界观等很内在、核心的东西也很重要。

纪录片里常常呈现人的荒谬面,或人性的黑暗面,或是一些不堪的内容,那么导演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讲这些事情?什么样的画面?什么样的视角? 是不是有进入人物的心境?

谷雨故事:就是说导演有多少善意做这个?

陈玲珍:或许可以简化为“善意”,但是我认为可能需要的比善意多得多。他的态度、善意是内在的,他需要有驾驭能力,需要用他的才华传递画面。比如《笨鸟》的评语特别好,我看评语的时候在想,不愧是做评审的专家。作者她需要形成观赏时的趣味和想像空间,某种程度来讲还需要保护当事人。纪录片在讲到人的难处和困境的时候,到底在什么时候停下镜头,可能比你用了多少镜头要更重要。

导演批判现实没有问题,很多的东西需要被批判,只是你选择的批判方式是不是smart。

要做莲花出淤泥而不染

谷雨故事:你在麦肯锡、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和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工作过,这些管理经验背景对纪录片行业有怎样的帮助?

陈玲珍:这些地方聚集了天下英才,跟最优秀的人在一起,我的思维不能停下来。我要求自己不能退步,要永远吸收新的东西,永远听不同的看法和观点。特别好的是,年年都有机会接受年轻朋友的刺激,在思维方面会有很多帮助,思维不会固化。

我有一个臭脾气是不怎么运用我自己的个人关系做事情,小时候养成了一种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脾气:要做莲花,出淤泥而不染,要做梅花,在风雪当中可以坚毅挺拔,还可以开花。中国传统教育是看不起张扬的,觉得那是自夸而不是高雅。所以我的问题也是这个,可能像今天的社会,大家都会认为一定要善用你的各种社会关系去创造条件。我不反对这个事情,只是我自己不太做得到。我愿意在自己做出事情让大家都看到之后,再来吸引志同道合的人。

谷雨故事:作为每年提案的选片人,平时也要选片,你对社会观察的敏感程度是怎么培养起来的?

陈玲珍:首先是要吸收新的东西,另外,要和不同层级的人聊天,了解别人的生活。然后还要多读书,你在读别人的东西的过程中,要能提炼出最打动人的东西,找到作品真实的社会意义。

关于陈玲珍

陈玲珍是非营利机构CNEX视纳华人基金会的三位创始人之一,现担任CNEX执行长。CNEX自2006年成立以来已经完成近七十部纪录片,并在国际国内影展迭创佳绩。她曾参与监制的影片包括获得威尼斯影展地平线单元最佳纪录片的《1428》,以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音乐人生》等。她曾就职于麦肯锡公司、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目前还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担任高级顾问。

讨论

你如何看待中国纪录片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你觉得中国纪录片应该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见解。

谷雨是一个致力于支持中国非虚构(Non-fiction)作品创作与传播的非盈利项目,由腾讯网联合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陈一丹基金会共同发起。寻找优秀的创作者,也寻找优秀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