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崇山村,一个被鼠疫击中的中国村庄(下)

社会百态发布:2017-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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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活体解剖、纵火,崇山村遭遇了空前的浩劫。日军细菌部队为何在一个小山村大动干戈?秘密在60多年后被揭开,日本老兵的忏悔和后辈的调查记录将残酷的真相拼凑了一个大致的轮廓:崇山村鼠疫流行之后,很快转成了传染剧烈的肺鼠疫,1644部队为了得到更剧烈的鼠疫菌,在崇山村进行就地人体解剖,战后其发表的论文有专门关于“崇山株”研究。1644部队用“崇山株”鼠疫菌生产了多少细菌武器,用在了中国的什么地方,仍然是一个无法破解的秘密。

作者 | 南香红
南香红,曾任《南方周末》记者,南方都市报记者,非虚构创作者。著有《王选的八年抗战》、《巨灾时代的媒体操作》、《众神栖落新疆——东西方文明的伟大相遇与融合》、《野马的故事》 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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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烧崇山村

村民的讲述渐渐拼凑起崇山村最黑暗的一天,1942年11月18日,这一天日本人放火烧了崇山村。

黎明之前的黑暗中,整个村子都在沉睡,100多个日本军人分三路进村,敲门砸户,叫醒全村人,把大家都集中到小山坡上去。这里有块平地,是个晒场,村民平日在这里晒稻谷。四挺重机枪架在小山坡上,防止被围起来的村民冲出去。

生于1921年的王培根当年21岁,他是被集中到山坡上的崇山村人之一。

细菌战诉讼原告团秘书长王培根。细菌战诉讼原告团秘书长王培根。

“我是被日本鬼子从被窝里赶出来的,当时完全是懵的,我看到大家都那么严肃,那么害怕,不知道日本人又要搞什么名堂。我当时很着急,找不到父母。父亲出来时躲在一个弄堂里,他知道日本人不会干什么好事,只是不知道会干什么,他不愿离家太远,想护着自己的家。房子着起来了,父亲冲进火里抢出了两只放母亲嫁妆的箱子。”(作者在2004-2015年间多次采访王培根)

当夜崇山村刮着大风,王培根在山坡高处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人用村民的稻草作为引柴点火烧屋,三队日本人,三个纵火点,火从碑塘边、聚奎祠和松树厅三个部位烧起。

“高大的祠堂不易着火,他们就用“烧夷弹”打,枪弹打到哪里,哪里就着起来。全村不多时就浓烟滚滚,遮天蔽日。那天风特别大,火势猛烈,一下就连成了一片,山坡在崇山村的最高处,上面的人能看到自家的房子着起来,那些‘当家的’都是跳起来哭的啦,一辈子甚至几辈子劳动所得的房产、财产都毁了,村民们撕心裂肺、捶胸顿足地哭喊,房子燃烧的爆炸声、木头的爆裂声和日本人的骂声混在一起,日本人不让我们哭,用刺刀戳过来。”

崇山村被大火点燃的时候,正是张菊莲从林山寺的粪坑里爬出来时,她远远看到村里火光冲天,浓烟遮日,清晨如同黑夜一样。她没敢回村,就躲在田梗里。是她向村里人报告了林山寺里的情景,告诉村人千万别再把病人送进去,日本鬼子要剖肚皮的。

读小学一年级的王希琦当时正在江湾镇,突然学校天井变得墨黑,教室里也一下子黑起来,学生们都跑到山上去看,远处的崇山村大火弥漫,一团一团的浓烟向天空翻腾上窜,日本人的飞机在学校上空飞来飞去,不停向房顶俯冲。

大火烧村,王菊莲家的房子也被烧了,她和母亲失散了,她被日本人赶到山背后。她想去找母亲,但日本人只允许坐或蹲在地上,一站起来就会被用刺刀指着。

而近在山坡上的村民,更真切地看到了自己家的火情:

“村民王荣森看到自己家的五间房子着起来,火蹿上来,势头很猛,冲出来救火,他拿两只水桶从水塘里舀了水,提了往家里跑,日本人远远地举起了枪,也不急,‘啪’的一枪打中了他的水桶,水就哗哗地流出来,王荣森也不管水桶漏,还是去救火,日本人又‘啪’地朝他打了一枪,王荣森的一只手打断了,水桶一下跌落在地上,水流了一地。山上哭喊着要冲下山的壮年人一下不敢动了。日本鬼子不把你打死,只打断你的手,示范给大家看,不准你去救火。

“一个叫王荣琪的村民,天没亮就到远离村庄的南部田里干活,浓烟飘到了南边的田里,他想村里一定失火了,拿起锄头就往家里跑,日本人看到他来救火,就‘嘣’的一枪打中了他的大腿,他扑倒在地,鲜血直流。他挣扎着,就是起不来,眼睁睁看着他家房子烧,就是不能起来救,好可怜……

“原本想救火的村民也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家的房子烧,村民们跳起来哭叫,日本人就四面开枪,不让叫,不准哭。我身边的一个村民气急过头,一头栽倒在地,这是我亲眼所见,他就倒在我面前,死掉了。最后连家里的一根稻草都没有拿出来。”王培根说。

被打伤胳膊的王荣森活了下来,他说当时烧房时他是躲在家里的,看见房子火起来了就拼命去救火,但日本人发现了他,不让他救,一枪打中了他右臂的关节,右臂从此残废。他家的5间房全部被烧,而他的童养媳朱金芝当年十七岁,就在烧房的这一天死于鼠疫。

放火时,王选的表姑姑王丽君和她的母亲也在山坡上,可是父亲和两个姐姐却还在家里没有出来。

王丽君在作证言。王丽君在作证言。

“我哥哥刚刚得鼠疫死了,两个姐姐也发病了,父亲守在房子里不肯走,心里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只要人在屋里,总不至于连人一同烧死吧。可是火还是窜上来了,看到屋子已经冒烟,父亲还没有出来,我和母亲都急死了。后来才知道,父亲让姐姐往外逃,可是两个姐姐病得走不动。火冒到屋顶上来了,到处都是燃烧的噼叭响声,皮肤感觉到了炙热,烟已经呛得人不能呼吸。父亲先把一个姐姐背出来,又冲进火海背出了另一个姐姐。

“父亲很怕两个姐姐被日本人带到林山寺去隔离,就把两个姐姐藏在了甘蔗地里。因为崇山村有传染病,所有的亲戚家都不留宿,我们也不敢去投奔亲戚。”(王丽君诉讼陈述和作者对王丽君的采访)

王化涛没有被鬼子围住,他们一家看到情况不对就逃出了村,刚逃到西面的小山坡上回望崇山村时,就看到村里升起大团大团的黑烟,把天空都遮住了,“墨黑墨黑的,像要下暴雨一样。”

当时并不知道是哪些房子被烧了,回到家后才知道王化涛家边上的祠堂先着起来,然后延烧到他家,全家的房子都烧得精光,只留下一所放杂物的小房。

日军的纵火点也包括崇山村的医生王道生家。王道生的大院子里有10间房子,五间是王道生的爷爷盖的,另五间是王道生造的。祖孙两代人造的房子衔接在一起,形成很长的纵深跨度。但细细比较,王道生造的五间显然要比爷爷造得高大得多,梁柱更粗大,雕刻也很繁复精致。可以看出,这个家族祖孙接力点滴积累,家势在逐渐走高。

遭遇了巨大灾难,老天爷也似有不忍,给他们留下了一线生路。王道生的大儿媳妇没有逃走,大火烧起来时,她用棉被泡了水往墙上、房子上盖,保下了这十间房子。现在房子外墙还可以看出黑色的火烧痕迹,这也是崇山村保留下来的唯一一所遭遇火烧而没有毁掉的建筑。家庭的悲剧,村庄的悲剧和国家的悲剧在这一个小院子重合并凝固了下来,成为至今留存不倒的证据。

王道生家被烧过的房子。王道生家被烧过的房子。

烧村那天晚上下起了大雨,没有房子的人都在外面淋着雨,那个夜晚的彻骨寒冷深深雕刻进崇山村人的记忆里。

王培根回忆说:

“我家的五间房子全部烧掉,一家人没有住处。我父亲人比较聪明,他找到离村300米的水塘边的一个庙,想要一间房子给家人住,这座庙很小,有三个和尚,和尚说大殿里有菩萨,人不能住,除了他们自己住的,庙里不剩下几间房,结果有11户人家来抢房子。

“那时候田野里都是枣树,树上的枣都没有收过,我们村有几千担青枣,可以加工南枣、蜜枣的,是农民的重要收入来源,但当时都没有办法收来加工。无家可归的人就到枣树下面,用稻草包起来,用树拿来绞起来,支成两穴、三穴的草穴,搭成简易的茅棚,下面都是通风的,无非是把上面的雨水、露水遮盖掉。”

王丽君和父亲母亲及两个姐姐在田梗里度过了又湿又冷的一夜,两个染上鼠疫的姐姐在泥土里痛苦地挣扎,下没有铺垫,上没有盖的被。一家人什么都没有带出来,连一只锅一只碗都没有。父亲乘夜黑又回到烧毁的家里,挖开废墟找了一口锅几只碗,找了张门板给姐姐在野地里搭了张床,然后又将大姐背到山里,藏在看山人用的小屋里。等父亲安排好大姐,转回田梗里再看二姐的时候,二姐已经死了。

王丽君和父母在野地里过了整整一个饥寒交迫的冬天。大姐因为在山上的小屋里,或许不至于像棚子里那么冷,竟慢慢熬过并活了下来。

王菊莲有3天没找到母亲。她哭了3天也饿了3天,村子烧完后她回到家,看到小脚而瘦弱的母亲在冒着烟的废墟上哭。“她瘫在那里,哭得很伤心很伤心,那个样子现在我都记得。”王菊莲说。

没有丈夫的母亲带着一个孤女在田垅里住了3年:

“我们家两间房子被烧了。我们家原本是造不起房子,这房子是祖父和父亲从别人手里买下来的。我和母亲住在天空下面3年啦,在田垅的沟里,用晒谷的簟围起来,从坟头里挖几块砖,搭成灶来烧饭,就这样过日子。冬天冻煞了,风刮过来刀割一样,我就去抱母亲,母亲就抱着我,两个人缩在一起哭。冬天大家都想去弄些稻草垫在下面,可稻草也没有那么多啊,冷啊,一个草棚一个草棚,里面天天都有人死掉。他们都口渴得很,都到沟里面去喝,但沟里也没有水,他们就趴在沟边上,也有的人往沟边的路上,爬着爬着,‘啪’的一下,就死在路上再也不动了。

“母亲个头很矮小的,又是一双小脚,原本就不出门不会种地的,房子和粮食烧没有了,她不得不学着种地,我记得的母亲的样子,就是跪在地里用双手刨,踩水车时她也是双膝跪着‘踩’的,她的小脚根本没法站长时间。

“后来太公祠堂里的一间小房子让我们租来住,一屁股大,只能放下一张床,一只炉子。我就是从那间破房子里出嫁的,我嫁了,就只有老太婆一人在里面住了20多年啊,到死都没有搬出来住进好房子。”

家境原本不错的王化涛就此中断了学业,上不起了。王化涛父亲家五个兄弟,除一个在江湾,另外四兄弟的房子全被烧掉。王化涛家死了一个妹妹,第四个伯父家里死了一个儿子。一个江湾的兄弟拿来400斤大米,一家分100斤,帮助渡过难关。一家人收拾了杂物间,在那所旧房里住了十三四年,直到新房子造好。

崇山村的大火整整烧了一天一夜,共烧掉176户人家的420多间房屋,700多人无家可归。

侵华日军烧毁房屋示意图。侵华日军烧毁房屋示意图。

松树厅烧了3天3夜,它太高大,用的木料太多了,加上又是松木,本身油多,所以尽管下了大雨,还是没有把大火浇灭,它就像是一盏天灯似的熊熊烧着,日夜不熄。在火光照耀下,崇山村人匍匐着爬向松树厅西边18所房子的废墟,扒开余火未尽的梁木,寻找着粮食和衣物,那是他们劫后唯一可以渡过难关的物资。

“空前之浩劫”。1942年11月19日,崇山乡乡长王文格、江湾镇镇长王芝生联名再次致电流亡永康大平的义乌县县长章松年,报告日军火烧崇山村灾情:“……职等已在竭力施加防疫工作,费尽心血。突于昨日上午10时许,被日军将崇山村包围,焚毁二百余户,计屋四百余间,计灾民七百余人,损失一时难以调查。一般灾民啼饥号寒,哭声震天,为吾义空前之浩劫。”

王选姑姑王容仪家的房子全部被烧毁,她的叔叔也死于鼠疫。

王选在姑姑口中慢慢知道了小叔叔的遭遇。

姑姑和叔叔逃到隔着一条江的江南村舅舅家里躲避鼠疫。一个叫翠兰的中年妇女得了鼠疫被放在祠堂里,叔叔和她感情很好,每天跑回村去看她。有一天王选叔叔号啕大哭着跑了回来,样子像是受到了极大的惊吓,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不停地哭号。后来人们才慢慢知道,这个孩子看到了最惨的一幕:祠堂里,女人被日本人肢解了,尸身不全,一只胳膊已经不知去向。

“当时我弟弟海宝看到这一情况回来告诉我。他痛苦地流着泪,不料晚上我弟弟突发高烧,第二日早上发现他的右颈长了个硬块。我到处为他去觅草药,以便敷治,结果被乡人知道了,不让我和弟弟与乡人在一道。我去央求舅舅将弟弟抬回家,拆了一块门板,在田里搭了一个棚,背着弟弟住到棚里”。(王选姑姑王容仪诉讼陈述)

王选的姑姑说,那一夜的冷,一辈子都忘不掉。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下着夹着雪粒的冻雨,14岁的她和13岁的弟弟一头一个蜷缩在一张门板上。弟弟身上烫得不敢摸,嘴里凄唳地嘶叫着他伙伴的名字,不停地喊:等等我,等等我,我就来。这让王选的姑姑怕极了,因为她知道,这些人都已经死于鼠疫。

“棚搭得不严实,天又下着雪,一条棉被已经湿了,又没有东西吃,饿得难受,弟弟呻吟着喊胸口疼,我轻轻抚摸他。乡民知道我弟弟患了鼠疫,提醒我让我与弟弟分头睡,晚上我便睡在弟弟脚后,半夜时光,忽听到一声响,似有东西掉下,我在黑暗中定了定神,连叫‘海宝海宝’,推他不动,使我更为惊慌,想起大人们说过,死了的人鼻子是冰冷的,于是我把脚伸过去碰碰他的头,岂知他的头已倒挂到门板下了。我哭着立即起身,连鞋子放在何处都找不到了,赤脚在黑暗中的野地里直奔三婶的草棚边,连哭带喊:‘海宝死了,海宝死了’。我弟弟患了鼠疫3天后就这样死去,天亮后我向伯伯借了些钱,请人把他埋葬。弟弟光着身子,眼睛睁得大大的,从棚内拉出来只用块破布裹了一下,这些情景让我感到痛不欲生。”

多年之后王选才知道,叔叔去祠堂看的那个妇女,姑姑叫她翠兰伯母的,实际上是爷爷去兰溪做生意时带回来的一个女人,长得清丽和顺,和爷爷没有法定或乡俗的婚约。爷爷去世后,奶奶和她一起照顾家里的生活。接着奶奶也去世了,王选的父亲是长子,在上海工作,家里只留下翠兰伯母和姑姑、叔叔两个年幼的孩子。翠兰对叔叔照顾最多,叔叔很粘她,所以叔叔才要跑回村里到祠堂去看她。而这个情节,姑姑一直瞒着王选,因为要避老一辈人的讳。

而在王选姑姑的回忆里,可以看到这个翠兰伯母不顾自己的安危,竭力保护王选姑姑的情节:一天,王选姑姑回村,看见晒谷场上四叔穿着单衣,跌跌撞撞地走着,他说四婶已死于鼠疫,王选姑姑急忙扶四叔到田地上,用糖秆枯叶,把他掩护起来,不让日军发现。

“我又去找伯母,因她也病重在棚里,隔壁棚里是四叔的两个女儿,两岁的躺着死了,四岁的看到我就撑手哭着让我抱她。此时伯母厉声叫我不要抱,让我马上离开。我没有办法,只得流着眼泪无奈走开,这3人两天内都死去。”

“这个可怜的女人就这样死在了外乡,还被日本人肢解作了实验材料,她的家在哪里,谁都不知道,一生也没有留下儿女,村里人也都叫她翠兰。后来我才知道她姓吴,叫吴翠兰。”王选说。

老画兵60年后的忏悔

一则刊载于1942年6月3日(日本昭和十七年六月三日)日本《朝日新闻》的新闻照片,被研究731部队的日本民间和平运动人士奈须重雄找到,他迅速把照片传给了王选。

奈须重雄发现的照片。奈须重雄发现的照片。

这是一张黑白照片,画面中心是三个全身上下用防化服包得严严实实的人,其中两个人一前一后抬着一副担架,另一个护在旁边。担架上躺着一个人,中式衣服,看体形是个壮年男子。照片气氛紧张而阴森,最突出的是三个日本人的穿戴,一体化的头套上有猪鼻子一样的呼吸口罩和突出的白色边框护目镜,身上是手套长靴和胶皮质的衣服,让他们完全与外界隔绝。

图片说明是日军浙东作战防疫给水挺身队队员,在浙江义乌发生鼠疫后,不顾危险深入灾区防疫。照片由日军浙东战线义乌特派员白泽拍摄于义乌,图片背景是一座牌楼和不远处隐约可见的小山坡。

图片正是拍摄于义乌鼠疫流行期,一直盘桓于心的疑问再次涌上王选心头,崇山村的鼠疫到底是怎么来的?日本人为什么要在崇山村的林山寺里以治病的名义进行活体解剖?为什么要肢解病人的尸体,甚至要把埋进土里的挖出来割取淋巴?为什么要烧毁崇山村?为什么对外报道他们是在帮助防疫?崇山村的鼠疫和义乌鼠疫的关系是什么?日本到底在中国多大范围内使用了细菌战?

2007年,奈须重雄来到义务,王选和他及央视记者郭岭梅一起按着照片隐约显示出的背景,前往寻找照片拍摄的地点,以确认当年的情景。

义乌城和当年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义乌的牌楼也早在“文革”时期被毁掉了,小山坡也成了住宅区。家住义乌城区原东门的细菌战诉讼案原告张曙凭着小时候的记忆,认为照片上牌楼和小山坡应是在义乌老西门。经过现场查证和老住户们回忆,初步确认照片上的地点在义乌市西门街117-121号店面地段。

崇山村村民们大都说是“日本人放毒”,其中有这样的口述纪录:1942年9月3日,一架飞机飞来,一个叫金仙兰的24岁妇女正在水潭里洗衣服,看到飞机大叫起来:“这个飞机有毛病,它要掉下来了,屁股后面都是烟”,飞机没有掉下来,实际上是在撒布某种东西。飞机飞过去几天之后,崇山村就出现死老鼠,水沟里,水塘边都是。

王选认为,就目前的调查来看,崇山村的鼠疫很可能是受到了1940年对浙江衢州、宁波、金华、温州等地实施细菌战的波及,鼠疫在逃难的难民、在一次次的反复传染中一波波扩大,最后偶然击中了崇山村。至于村民们说看见了飞机的投撒,目前在中日资料里都没找到证据。

崇山村的鼠疫档案资料里说是从衢州传来,衢州被从空中撒播了鼠疫之后,第二年再度大流行。衢州火车站的一个售票员1941年9月5号在衢州发烧,于是乘坐浙赣线火车回到租住在义乌北门街的家,6日死去,将鼠疫带到了义乌……

一个当年如此偏远封闭的村庄,一旦被涉及,还能造成如此剧烈的传染,倒成为细菌武器恶魔般杀伤力的一个佐证,其巨大且连环不绝的功能,连日本的细菌武器研究专家都没有想到。

从几次浙赣细菌战的大局来说,崇山村不算是投放的中心,也不是重要的城市和战略要地,其所受影响理应不为日军细菌部队关注,那么日军细菌战部队来崇山村做什么?还有,来的又是哪一支细菌部队?

1993年日本,一个老兵进入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得知自己姐姐的孙女水谷尚子正在中国上海复旦大学以中国政府奖学金攻读近代日中关系史学研究生,就嘱咐家人把这位孙女叫回日本,他要在临终前将他隐藏了一生的秘密说出来,告诉这位研究中日关系史的外孙女。

老人叫石田甚太郎。在病榻前,老人说,他是日军南京细菌部队1644部队的老兵,见过世间最残酷的事。

石田甚太郎1911年出生于日本爱知县热田。战前是一名小有名气的插图画家,战后成为一名随军美术兵 ,1942被分配到1644部队,从事绘画和编写该部队机密文件的工作。

荣字1644部队旧址在今天的南京市中山东路305号南京军区总医院内。“当时荣字1644部队分四科,一科担任的任务是最重要的,进行生物化学武器生产,二楼对兵器进行管理,负责供水、运输,三科生产疫苗,四科主要管理。”

“当时没有彩色照片,也没有拍摄细胞和细菌照片的技术,所以需要配备专门的画兵(即美术兵),当场画出病理解剖和病理试验相关图形并着色,附在报告上。”石田甚太郎说。

作为一名画兵,他的任务就是在实验室里画各种细胞的速写,还描画因毒素反应而造成的细胞异常现象;画感染了细菌的虱子和跳蚤的解剖速写,有时深夜里还在解剖室里画人体骨骼标本、头盖骨,以及活体解剖后浸在酒精里的标本。从1942年到1945年战争结束,他一直都在做这一工作。

“有时工作时,头颅滚到地上,发出一股难以言表的臭味。在三楼有一些特别的房子,里面放着几个笼子,囚着供人体实验用的活人 ,三楼朝南的大房间里经常放着5个笼子,在西面的小房间里放着2个笼子。这些笼子就像动物园里关狮虎的笼子一样,大小只有一张3尺床铺那么大。有一天带来一个脸上还留着几份天真的年轻女子,我觉得奇怪,私下里打听。据说她大腿内侧藏着一把手枪,怀疑是共产党间谍。这位女子就被当做了人体实验的材料了。”

水谷尚子从舅公断断续续的讲述中,了解到在当时中国首都南京居然藏着一支细菌部队,舅公告诉她,之所以讲出来,是不想把这样的事带入坟墓,让她在以后的历史研究中,把真相公布出去。

水谷尚子这才知道舅公战后为什么放弃绘画,以贩鱼为生,晚年患病后也拒绝住院治疗,原来都是在逃避,不想触踫这一段地狱般的记忆,内心充满对以医学科学名义进行杀戮的厌恶。

水谷尚子开始了对荣字1644部队的追寻,这支细菌部队为什么要设在南京,以及它在华中做了什么。舅公说起过,战败后上级命令他负责销毁所有相关记录资料,并命令凡是带菌物,从跳蚤、老鼠直到活人体全部放入焚尸炉内焚毁,活人体用氰酸钾毒杀焚烧后,将关押活人体的囚笼拆除,再把房间改装成娱乐室。他亲眼看见士兵在销毁埋在院内的尸骸,有一百几十具。因为是夏天,腐烂的人体尸骸散发出刺鼻的臭气。一直连着烧了好几天才全部销毁。1644部队存在过的证据就这样被抹去。

几年之后,水谷尚子宣布她找到了1644部队的踪迹,相关证据直接和崇山村的鼠疫流行联系了起来。1997年6月的《浙江学刊》第6期,总107期发表了她的论文《崇山村鼠疫流行与1644部队》。她采访了当时驻扎在义乌的日军22师团86联队还在世的军医佐佐木义敏和连队当卫生兵的吉冈林一,曾担任1644部队义乌分遣队卫生兵的“T”,检索了关于1644部队的资料,找到了22师团86联队军医林笃美的日记,拼凑起了1644部队在义乌,在崇山村活动的情景。

王选心中的疑问才渐现端倪。

“崇山株”,最强的鼠疫致病菌种

1977年,林笃美66岁时去世,1978年其家人将其遗稿和日记自费出版,名为《医心点滴》,其中有林笃美写于1953 年的一篇文章《华中的鼠疫》,成为崇山村鼠疫的第一手资料。

“松山村(松山村即为崇山村)死了很多人”,于是,林笃美和从防疫给水部来的人员“以及护卫的士兵都穿着白色的鼠疫防菌衣和长筒胶鞋,只露出两个眼睛,开进了鼠疫发生的村落。这是一个在华中地区常见的村庄,人口密集,有二百户人家。”

“(患者)得的是腺鼠疫疑似症。”

从林笃美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因为义乌在崇山村鼠疫之前一年发生过鼠疫,作为驻扎连队的军医,他马上安排部队防疫,整个1942年的10月,联队都在根据师团的要求进行防疫工作。

“10月9日(星期五)阴 微寒

下午2时始预防接种兼每日例行检查。

10月15日(星期四)晴 稍热

下午3时至4时预防接种。

10月24日(星期六)晴

将一名由自治会长安排好的男子(义乌地区)自情报部带来诊断,询问去年流行的鼠疫情况,似乎确为事实,不能过于乐观。”

义乌的确在上一年,即1941年10月发生鼠疫。《东南日报》1941年10月14日报道:“义乌城内北街于八日起突发鼠疫,死亡已有廿余人,经衢县防疫队查验结果确为腺性鼠疫。现城区交通已由宪警加以管制。义乌发生鼠疫后,县府除饬由卫生院立即执行隔离,并电省处,请求派员带药来县检防外,复经召集各法团会议,决定组织防疫委员会及检查队于十一日举行清洁及灭鼠运动,以免蔓延。”

而浙江省卫生处也派出专员柯主光前来督导防疫,但疫情发展极其炽烈,中国红十字312队队长刘宗歆紧急驰援,带来特效鼠疫药200粒,尽管如此,鼠疫迅速由腺鼠疫转化肺鼠疫,也就是说,从接触或跳蚤叮咬传染转为空气传染。这是鼠疫最烈的传染阶段,传染极其迅速,而且难以控制。

1941年12月31日,刘宗歆队长在检查病人时不幸染疫身亡。

日军86联队是1942年5月侵入义乌的,9月浙赣战役结束后实现占领,对义乌上一年发生的鼠疫的具体情形似乎并不完全掌握,但义乌上年流行过鼠疫他们是知情的。

情况在11月4日这一天发生了变化,1644部队驻扎在金华的支部下属义务分遣队的高山中尉及两名队员来到86联队,他们来的目的,是“为收集鼠疫情报而来到本部队”。

11月7日林笃美的日记记道:

“据高山中尉调查所获得的情报,在距义乌西南10公里的松山村附近似有鼠疫患者出现,今日早上8时30分出发。向四中队要了队长以下5名护卫。12时抵松山村。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村村落,很大。见到部队人员后很多村民先是逃走,过一会又渐渐靠拢来。(部队人员)向他们进行了各种调查,了解到最近一个月来出现了一种伴有高热、淋巴腺肿胀的流行病,患者在患病后的二至七天内死亡,大致可判断为鼠疫。(他们)在村民的引导下来到了一户农民家,为其妻子诊治。在左侧腹沟股部及股淋巴腺处有鸡蛋状肿大,在两周前开始出现疼痛,恐怕是……(有数字无法判读)。下午6时30分归队。向R长(连队长)报告。”

于是86联队第二天一早召开鼠疫预防委员会,决定切断发生鼠疫村落附近的交通、要求防疫机构派遣人员等诸项事宜。而高山中尉则返回向师团报告鼠疫情况。

崇山村发生鼠疫的情况显然很快报告至1644部队本部,林笃美的日记记到,在高山中尉返回的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一的傍晚,“南京防疫给水部本部的近大尉(本部细菌战研究机关“一科”的部长 水谷尚子注)、伊藤大尉等20人突然来到本队。有军官3名,宿军官安排宿舍,弄得手忙脚乱。”

在林笃美看来,来自总部人的做法果然不同寻常,从崇山村回来“在归途中(防疫给水部来的)调查班从新坟中挖出了尸体,切取其肝脏部分制成了显微镜标本”。

林笃美是一个基督徒,他在日记里说,这一天夜里他没有睡好,头很昏沉。第二天,11月18日凌晨,1644调查班和86联队执行了命令,崇山村被烧毁。这一天林笃美的日记什么实质性的内容都没有记,没有对他们行动的记载,也没有烧毁村庄的描述,只留下一段对上帝的祷告:

“甘受苦难者将会登上最后的阶梯。在那里上帝会直接地对我们轻声耳语。上帝是爱。上帝能承受着世上巨大的苦痛。上帝真诚地怜爱着我们,会真诚地拯救我们。上帝犹如会将自己的独生爱子赐予世人一般地爱着人世。”

对于1644部队的调查班在崇山村干了些什么,86联队的人并不知道详情,尽管他们配合调查班多次去过崇山村。水谷尚子采访到的86连队军医佐佐木义敏说,“在村落中心稍稍往北的地方是一大片民居。开进村落的有我们军医部派出的几个人和出于警备原因从县城的联队本部中调来的二个分队(约20人左右),此外还有来自防疫给水部的二、三名军官和卫生兵共计20人左右。调查班长是来自南京本部的近(秀太)军医,连队的随军军医并不知晓详情,调查的领导权完全掌握在防疫给水部手中。”

86连队的一大队驻扎在义乌赤岸镇,联队随军卫生兵桐生贞雄也来到崇山村与来自县城的林笃美汇合:

“我们在现场穿上下一体的类似宇航服的防菌衣,在村里一家家去巡视,见有死在床上的人就将其抬出来,然后从尸体中抽取血和大小便。专职的防疫给水部来的人却未同我们一起从事这项工作,我觉得很奇怪,他们好象是在别的地方做其他事情。烧毁村庄的那天我未参加,但86连队中有人参加了这件事。”

林笃美应该就是少有的知道详情的人,在烧毁崇山村那一天,林日记里出现的那段对上帝的祷告,实际上是他在目睹了残酷真相后向上帝发出的求助。

林笃美的部下、在86联队当卫生兵的吉冈林一,向水谷尚子讲述了如下内容:

“有一天在义乌,我留守在事务所里,这时在受鼠疫污染的村庄作调查的林军医回到了事务所,神情极不愉快。因我未参加焚烧村庄的工作,不知道详细情况。

战后有一次在信州举行战友会上,喝醉了酒的林笃美对着同是86连队军医的某人诘问道:‘你那时为什么要做活人体解剖?’并大声叫道:‘你回去!’我那时才明白林笃美当时何以情绪很坏。战友会结束后,在火车站的候车室内林又对我说:‘他辩解说是师团军医部的原军医少校要他这么干的,事实不是这样。因为他是陆军军医学校毕业的高材生,是一个在细菌学专业研究上劲头很足的职业军医。’。”

在崇山村的鼠疫患者或病死者身上提取出的鼠疫菌被命名为“松(崇)山株”。1644细菌部队1科的近食秀夫——当年崇山村活体解剖和病死者尸体的肢解者,在他的鼠疫实验室里用“松山株”在印度老鼠身上进行感染实验并用来培养跳蚤,他认为这种‘崇山株’鼠疫细菌威力更大,1950年他将他的“研究”以论文形式在科学杂志上发表。

崇山村百姓,整个地被1644细菌部队当成了实验品。

从水谷尚子找到的材料判断,当崇山村发生鼠疫的时候,作为驻防义乌的22师团86联队曾为了联队日军不至于遭受鼠疫感染而进行过一些防疫措施,为村民进行注射和治疗,这一情况,在义乌档案馆藏档案中有崇山乡乡长王文格、江湾镇镇长王芝生的报告得以印证。

火烧崇山村后,日军开始在村民中进行预防注射,总计有二千余针(内有一人注射两次者),王文格等担心是日军为“毒化消灭整个民族”的诈计,特地暗中留下接种预防液1瓶,申请县政府进行检验。浙江省卫生实验所为此出具了检验报告,鉴定为:“该预防液与鼠疫预防液之条件似尚相符”。

1644部队人员的出现则目的完全不同。1644部队金华支部下属义务分遣队的高山中尉及两名队员的到来,实际上是为了调查日本细菌战部队细菌攻击之后的效果:疫病是否流行,流行到什么范围,效果如何。正如林笃美所说“为收集鼠疫情报而来”。水谷尚子判断:1644的金华支部的临床医生很少, 他们只是确定流行的传染病是何种疾病而已,因此挖坟割取死者的肝脏作标本,只是为了来确定一下这是否是自己撒下的细菌。

而1644部队本部1科的近食秀夫大尉等没有打招呼突然到来,并将86联队的军医部排斥在外,秘密进行活体解剖等行动。可以设想,1644部队很有可能发现崇山村正是其细菌作战的直接后果,或许传染之烈,死人之多,也让他们感到震惊,再从近食秀夫培养鼠疫细菌“崇山株”,并在战后发表学术论文来看,1644部队是将整个崇山村作为细菌战的实验基地,把崇山村的患者和死难者当成了他们用来实验的小白鼠。

崇山村鼠疫之剧烈也从另一个侧面得到了证实。义乌县卫生院院长杨尧霞1942年11月29日报告县政府,他曾于11月6日携带预防疫苗四瓶潜入崇山村(当时日军控制),“实地调查,查其症状系肺鼠疫,于两周间死亡共计九十七人……当时寇兵守防甚严,无法实施工作,只有向其附近民众宣讲预防须知。”

肺鼠疫为鼠疫传染中最剧的类型。1644部队本部突然派人前来,挖坟割取死者淋巴组织,进行活体解剖,都是为了获取这种最烈的鼠疫细菌,而用于进一步开发和生产效果更直接、杀人更快的细菌武器。

位于崇山村东面、与村庄隔河相望的天公山,蕴藏着金华一带品质最佳的萤石矿山,王菊莲所说把成年人两两一对用铁丝穿过他们的锁骨做劳工,就是到这个萤石矿。或许是担心鼠疫会流行到矿山而影响到矿山的生产,1644部队最终借助86联队的力量,一起将崇山村烧毁。

“林笃美在1942年时是31岁。从日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痛苦。在日军的军医中也有像林笃美这样的人物,这使人感到一丝欣慰。”水谷尚子的这个说法让人颇有同感。

然而相对于细菌战的残酷,林笃美内心的挣扎显得极其微弱。1998年,南京市北京东路42号建筑工地施工中,在地基下挖1.5米后,突然发现大量人类的骸骨乱七八糟地堆放在一起,并且都被肢解开来。鉴于骸骨发现是60多年前1644部队的“血清疫苗制造厂”,即九华山细菌战剂工厂所在地。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有关专家专程来南京,汇合史学家、法医、医学专家以及公证人员历经3个月的研究、检测考证,确定这些遗骸就是当年1644部队用于人体实验的人体尸骸。

虽然深埋地下长达60年,这些遗骸仍然散发着刺鼻的气味。后经过国际通用技术确认,遗骸中含有霍乱菌、肠毒素等,显然这些无名的生命曾遭受到难以想象的戕毒和残害,他们被肢解,被为了掩盖真相而掩埋。

从崇山村获取的“崇山株”鼠疫菌又生产了多少鼠疫细菌武器,用在了中国的什么地方,仍然是一个无法破解的秘密。

关于南香红

南香红,非虚构创作者。著有《王选的八年抗战》、《巨灾时代的媒体操作》、《众神栖落新疆——东西方文明的伟大相遇与融合》、《野马的故事》 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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