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二环胡同出发,奋斗到了五环外

发布: 2018-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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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住在城市中心,会觉得整个城市都属于我,哪怕挣很少的钱。”

作者 |  崔一凡

    北京后海酒吧里,大多是来喝酒听歌的年轻人。图片 | 路士跃(视觉中国)

    他们逐渐离开这里,沿着环线向外迁徙。有的是因为二环内租金上涨,有的想换种活法。胡同曾是北漂青年落脚的第一站,在生活地点的转移中,他们的人生也随之改变。“空间不是由若干平方公里领域构成的一个地理范围,而是通过心理上的影响力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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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胡同搬出来,住到北京东五环边的孙濛有时会怀疑人生。她住在定福庄西村,在望京一家媒体公司上班。每天,她都会路过一幅建设新农村的标语,路面坑洼不平,两边是已经拆除的老建筑,废墟还没清完,一道砖墙把这些令人不快的场景挡在外面。

    地铁站边,是上班族们追赶地铁后留下的垃圾。早上堆积如山的共享单车,到了晚上一辆都见不到了。“就像狂风席卷过的那种感觉。”孙濛说。

    这不是她想要的生活。一年多前,她还住在东棉花胡同的小院里,走路五分钟就到什刹海。在被高楼环绕的二环内,关于老北京市井生活的想象一一得到验证。

    胡同曾是北京文化生活的基点。在南锣鼓巷到雍和宫一带,有中戏学生常去的蓬蒿剧场。老板是位六十岁左右的牙科医生,用诊所赚来的钱补贴。名声在外的江湖酒吧是国内最老牌的音乐现场之一,几乎每晚都有独立乐队演出。

    这里还藏着各种各样有趣的年轻人。有人收藏老上海的手工画报;有人在胡同里搭过一间蒙古包;有人专门研究低俗小说,从社会和历史维度探讨郭敬明的作品;一个二十多岁的文艺青年把家门口的墙壁漆成一块黑板,放一支粉笔,希望路人能写下想说的话。

    初冬时节,北京胡同一片金黄。图片 | 张妙茵(视觉中国)

    各色路边摊隐藏在深巷里。如果你住在胡同,就可能在某天散步时发现北京排名前三的烧烤店,或者总放莫扎特音乐的理发店。附近葡萄酒商店的老板不会向人推销82年的拉菲,他会问:“吃什么?”吃猪蹄您配这瓶,吃小龙虾那瓶。“你别说还真挺好喝。”在胡同里住过两年半,酷爱喝酒的于波说。还有喜欢萨克斯的老头。每天,杂乱的声音透过一道道砖墙传向四面八方。

    “你一旦住在这个城市的中心,会觉得这个城市都是属于我的,哪怕挣很少的钱也会有这种感受。”顾小念说。在胡同里住了两年后,萦绕在她脑海里的调调从陈绮贞换成二手玫瑰。

    五年前,顾小念和男朋友当桑还在后海附近一间小酒吧里听过宋冬野专场,那时宋冬野还是个不成熟的胖子。“说话都战战兢兢的。”门票只要五十块钱一张。

    几乎每个胡同青年都听过王菲帮窦唯倒痰盂的“典故”,远离都市生活的不便在他们来胡同之前已有耳闻。当桑住胡同时,父母来北京看他,以为儿子租不起房,说:“我给你出钱,换个大点儿的。”

    他说:“不用不用,这儿挺得劲儿的。”

    胡同更贴近生活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剥离了都市的机械和苍白。住在东四三条的胡同时,当桑和顾小念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带着相机,走街串巷地拍照。这样的氛围中,他们感知世界的触角被放大。

    有一次,顾小念凌晨三点出门上厕所,抬头看见路对面的面条店已经开始一天的工作。灯光昏暗,一家人在铺子里轧面条,机器传出轰隆轰隆的声音。“你能看到凌晨三点这些为生活奔波的人在做些什么,如果不住在胡同里,可能只会在某个买醉的夜晚看到这些。”顾小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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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生活的感觉正在流逝。他们已经结婚。2016年,他们把家安在北京东五环的小区里。从卧室向外望,就能看到朝阳大悦城引人瞩目的招牌。这里是繁华闹市,车流如织,能满足城市中产的一切需求,衣着时尚的年轻人汇集在这里,即便已经到了12月,还有光着腿的姑娘若无其事走过。

    但顾小念觉得这一切和她没什么关系。她搬进新家第一件事,就是把玻璃换成加厚隔音的。住在二楼,完全听不见外面。

    他们常想起和朋友一起在胡同里的日子。当桑吃烧烤喝啤酒,吃光喝净,聊到天光大亮,聊什么呢?他略显无奈地笑了笑。“北岛那句诗是什么,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

    那时候,当桑还把自己定位成“新青年”。他觉得传统北漂一族“住在天通苑、通州,朝九晚五”,而作为一个胡同青年,他要享受生活。

    北京天通苑北地铁站,年轻人来去匆匆。图片 | 詹敏(视觉中国)

    但越来越多的人离开胡同了。于波今年33岁,是一位电影制片人,刚从邻近后海的胡同搬出去没多久,和女朋友住在五环外的东坝。他对外面的北京还很不适应。他曾去过朋友住的一个白领公寓,在酒仙桥附近。

    “你感觉那是一个鬼楼。”于波说。早晨9点,他能看到所有人打扮漂漂亮亮地等电梯,楼下塞满出租车、网约车和黑车,所有人都在排队等候。楼下的车走完,这栋楼也就没人了。“全是白领,全是年轻人。你感觉他们眼里都是钱,你在那个环境生活你会觉得说,真他妈没劲。”

    随着城市化的进展,租金高涨,大型城市边缘通常会出现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落脚地”。它由一个个分散的“岛”组成。也就是所谓的“睡城”。在空间意义上,它属于城市的一部分,人与环境却没有情感联系。

    住在二环内,意味着越来越高的成本。对于很多到北京闯荡的年轻人来说,他们的生活重心正在逐渐外移。2016年底,郝琪辞掉深圳的媒体工作来到北京。从第一天起,她就住进通州一间出租房。相比五环内,这里的房租更低,空间更大。

    这是一个县城与现代化都市夹缝中的存在。附近的万达广场囊括了城市中产所有光鲜却略显单调的需求,流行的食物和装修精致的奢侈品店排满铺位;而商业区的外延则显得破败,楼下的杨庄路不知为何一直在整修改造,最近街道两边的商铺招牌都换成统一的红底白字。千篇一律。

    2018年春节,北京通州区一小区整个楼亮灯户数不足三分之一。图片 | 朱嘉磊(视觉中国)

    郝琪每隔半个月都会专门抽出一两天时间“进城”。她把这天的时间排得很满,去听讲座,去798看艺术展,或者索性在电影资料馆泡上一天,看老电影。早午晚三场连看,“不能亏了”,以此让来回三小时的地铁时间花得不那么冤枉。

    2018年3月,北京下起那个冬天最后一场大雪。郝琪拉上合租的室友,“第一时间冲去故宫”。她们带上相机,想拍下雪中的金瓦红墙,但当她们花费一个半小时赶到故宫后,雪早停了。

    她一度想和朋友合租一套四合院,查过租金之后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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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家齐美尔认为,“空间不是由若干平方公里领域构成的一个地理范围,而是通过心理上的影响力得以实现。”直到现在,孙濛和朋友们约会的场所依然在当年混迹的胡同附近:吃完饭溜达着去看场演出,喝点酒,随便聊聊,或是无所事事绕着什刹海瞎逛。

    至于现在住的定福庄西村,“我们只是住在这里,但是我们的生活不在这里。家之外的那块街区,对它没什么感觉。”

    胡同的生活更像一个乌托邦。于波有时候工作不顺心,自己跟自己较劲,想着“我他妈一定我得成,我不成我就傻逼了,我就一无所有了”。但胡同能给他提供稳定的眩晕感。

    有时候去酒吧喝酒,喝到店里没几个人了,他就跟老板说,“你把这个场子交给我”,放自己的音乐,接着跟朋友聊电影聊哲学,聊着聊着,老板和服务员也都过来了,大家就一起喝酒。北京酒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在这儿能聊一些跟钱没关系的东西”。

    他龙头井胡同的家里装了投影仪,买来各种播放设备,不管是VCD还是更老的LD,在他家里都能播。他喜欢喝酒,每次新喝一种酒,就把酒瓶子存起来,两年里地下室摆了五六十个空瓶子。

    北京后海的夜市酒吧 图片 | 胡庆明(视觉中国)

    生活在北京依然是他们的最优选择。北京给年轻人更多机会,更多生活的可能性。在这个过程中,胡同扮演过更加包容的角色。林丽英2005年来到北京,抱着考上中央戏剧学院当演员的梦想成为北漂,生活轨迹贯穿东棉花胡同、蓑衣胡同、菊儿胡同、北月牙胡同。

    她租的第一间房就在中央戏剧学院附近的胡同里,只有4平米,勉强能放下一张床,比她现在房子的储物间还小一些,但每月租金只要200元。那时她每天早上蹲在门口下水道前刷牙,洗澡要去学校打热水,然后在公共厕所解决。

    这些是为了理想应当付出的代价。林丽英对居住环境的要求是“能感受到自然和四季”,胡同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她当时的男朋友曾辞掉银行的工作,花了一年多时间,骑自行车环游半个中国。他们常邀请朋友去家里,吃完饭了就弹吉他,听摇滚,朗诵诗歌。有一年深秋,院子里堆满落叶,他们一起把落叶点燃,围在火边开party。

    中国的和外国的年轻人聚在咖啡馆和酒吧,谈论她从没见识过的电影、音乐和书籍。她在这里认识了山人乐队的“小不点”,还有后来取得不错成就的演员、学者,其中一位来自英国的翻译学者,后来成了她的丈夫。

    她习惯这种慢节奏的生活。相比北京,其他大城市的文化空气相对稀薄。现居宋庄的画家赵斌在深圳待过十几年,觉得这个城市并没给他带来灵感。“深圳除了老板就是打工的,没有文化阶层,老板住二楼,打工的住一楼。香港也是。”

    中央戏剧学院外墙爬山虎与砖瓦融为一体。图片 | 乔万万(视觉中国)

    赵斌自称是“文艺老年”,小辫子发型从九十年代留到现在。他是从小在胡同里生活的老北京,住在白塔寺附近,也就是现在的金融街。他回到北京,却发现这里变了。

    有一次他朋友开车去金融街,看见原先住的胡同被拆了大半,留下一座齐白石故居,旁边是包裹着反光玻璃的高楼大厦。“像个光屁股老头往那儿一蹲,真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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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地工作两年后,于波再回北京,也感觉一切都不适应。朋友还是原先一起喝酒吃烤串的朋友,但饭局上,聊天的关键词从文学、电影和人生,转向买房、杠杆和鄙视链。朋友们似乎对这种转变无从察觉。

    “我觉得他们魔怔了,”于波说,“以前我们不都没房子,不都挺快乐的,现在怎么就这么大的差别了呢?然后我就知道了,有一个阶级的概念侵入大家了。”他将这件事形容为一个“挺大的打击”。

    几年过去,出于生活安全感的原因,于波自己也买了房子,在南四环的方庄。不过那些曾给他打击的朋友又改变了聊天话题,“他们现在已经不聊房子阶级了,他们在聊绝望了”。

    胡同青年们对钱缺乏概念。有一次突然聊到赚钱的话题,当桑对朋友说,“因为现在我们根本就不想挣钱,我觉得如果我们想挣钱,从明年开始我们所有的人生目标就变成想挣钱,挣钱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但生活地点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态度。在新的地方,“很神奇的是,一切取决于花钱”。健身房,美术馆,皮肤管理,把喜欢的东西加入清单,从前花时间做的事,现在用钱搞定。

    他们之前觉得,所有关于钱的事都有解决办法,但买房之后,压力不自觉地大起来。今年下半年,当桑尝试过做一段时间的自由职业者,但接项目的回款并不稳定,每月又有月供这笔固定开销,“所以我必须回到互联网公司,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往城市更远处去的还有林丽英。林丽英最终把家搬到了顺义北边的赵各庄村。卫星地图上,这座小村庄位于燕山山脉南侧,一道水渠从旁流过,灌溉着两侧的农田。林丽英将之称为正儿八经的“大农村”,村民多种菜卖菜,附近没有一家饭店。

    他们租下了一座占地200多平米的小院,一半以上面积是可以种树种菜,每年租金一万元。但脱离胡同圈子给她带来意想不到的烦恼。新家装修的时候,当地装修队多收了他们将近四万块,谈价不成,便去林丽英家中闹事,最终夫妻二人只能服软。

    北京通州,密密麻麻的居民小区。 图片 | 麦田(视觉中国)

    一切都变了。孙濛是朋友口中的文艺青年。为了看场音乐节,她可以专程飞去日本,但理性终究是生活的主导。随着通州成为城市副中心、北京市有关部门机构的办公地,她看中了这个投资机会,“北边买不起,西边和南边又没什么发展,连逛街都没什么地方逛,就买了通州,沿着六号线一直开”。

    现在,从自己的卧室望出去,就能看到褡裢坡地铁站附近的废墟。她有时候会暗自抱怨,“为什么买房买在这儿?这种破地方,还不如一直在那儿(胡同)租房”。这些天,和她买一个小区的朋友发微信说,“你看房子要降了,我是不是白买了?”

    人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离开胡同,一头扎入都市生活。就像狂风卷过。

    (文中当桑、顾小念、郝琪、孙濛均为化名。)

    • 撰文 | 崔一凡 编辑 | 金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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