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2018:在失过火的人生里追寻光

发布: 2018-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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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火烧毁了过去,而人们必须重建未来。

作者 |  韩墨林

    图片 | YZERG(视觉中国)

    不约而同地,这些人最先说起的,是最终失去了什么

    时间很快把北京大兴西红门镇新建村的生活,变成了记忆。

    空屋散落,空旷的视野里,巨大的绿色网布掩饰着建筑如何变成碎片的凌乱痕迹。北风没有阻挡地吹过空巷,使空气含有一丝不同于城市界线之内的凛冽。这里的温度大约比二环城内低1-2℃,在这个像缝隙一样的数据里,人们可以依稀感知到,之间相差的人间烟火气。它们曾经在这里存在,又最终失去。

    一个青年画家说起他的7幅油画,在搬家的匆促日程和情感激荡中,他把一些画慷慨赠予四邻,但现在开始思念这里面本该留作珍藏的那些。这个画家有3座大小不一的奖杯,在普通意义上,它们预示着更好的未来,却无法兑现为此刻的安全感。为避开涨价的房租,这一年中,他两度搬家,那些油画和他的青春一样,不知道会停放在什么地方。

    在大兴穿梭的外卖员何子昂,记得手机里一个接一个消失的地址。2017年11月18日聚福缘公寓火灾后,新建村加速了整改和退租,工业大院成为历史。车轮过处,是地图上不变的名字和人们依附其上的面目全非的生活。何子昂从前在只有城中村这类地方才存在的店里进进出出,比如“郑新鸡排”和“麦肯姆”;经常需要给服装厂的加班者送去数量惊人的夜宵,并为此改造了自己的电动车;还有,需要随身携带黑色水彩笔,在大大小小的袋子上标注清晰的手机尾号,以免在拥挤混乱中送错东西。

    那么多人的命运曾经汇集在这里,又在一年前四散而去,遗留下一片废墟,凝结着曾经的喜悦、悲伤、迷茫和企盼。我和曾经居住于此的人们聊起往事,不约而同地,最先浮现在记忆里的,是这些人最终失去了什么。一位学美术的年轻人搬到新家后,发现学位证书不见了,他回去寻找,那里只剩下一把黑锁和无人接听的电话。一个熟练操作大机器的服装女工,顷刻间没了谋生手段,仍然存在的类似工厂岗位削减,而她的技艺和裁缝店并不接榫。一个母亲用了很久的时间四处找幼儿园,才意识到不再存在的学校提供的低价和低门槛,实际上是多么奢侈的东西;一名试图考研却两度失败的法律系学生,无法适应新家楼下夜宵摊不友好的价格,这使他夜里的学习状态不时陷入烦乱。

    每天有大量进出北京的车辆通过西红门收费站。图片 | 陆岩(视觉中国)

    这一年中,我几度沿着五环外的远郊行走,大兴,亦庄,通州,顺义……在地图上把地标连成轨迹,大致是一个半圆的形状。未来,它们连接着美好的规划和繁华前景。2020年底,这个城市将完成“美丽村庄”的建设目标,140亿专款统筹治理,25395处安全隐患亟待消除。这意味着此前漫长的时光里,有些自然生长、枝繁叶茂的生活方式,需要告别。在几个记者的相册中,仍然保存着让他们“宛如见证历史”的碎片。即将退租的公寓门前,等待退款的长长的队伍;断水断电,黑暗如隧洞的公寓长廊;内容丰富的“垃圾”,电视、锅碗瓢盆、童车、婚纱甚至流体力学的教科书,黑色和红色的笔迹停止在“一元不稳定流”这个章节。

    直接的见证者是游动在这个城市的搬家队。这一年里的某些时刻,他们需要集体驰往某些地方,应付突然爆发的单子,一些长久以来作为人口聚集区而存在的地标消失了。板车、小货车和厢式卡车,拆散带走了人们燕子衔泥般构筑的生活场景。搬家队长王群记得很多这样的画面,体积庞大的搬家车辆排成壮观的队伍,在水泄不通的狭窄马路上发出哀鸣,直到星星陈列在夜空之上。拼车这种并非用于货运的方式,开始通行,争先恐后的情绪下,纠纷容易点燃,也容易在某种集薪取暖的情感中熄灭——“都不容易”。有时仓促间准备不足,打包还可以取材于那种容易在工地捡到的篷布,在待拆的城中村,它们遍地都是。一些缺胳膊断腿的家具,被要求密不透风地包裹起来。还有肌肉线条贲张的男性裸体雕塑,看上去脆弱且价值神秘,令王群不知如何下手,更别提堆满储藏室沉重到不知何种材质灌注的树桩,他紧急叫来四个帮手才能移动它们。岁月的沉淀使这个城市的种种元素混杂在一起,清高和琐碎,精致和粗粝,现在,它们被一同打捞出来。

    一个热衷动物保护的大学生志愿者用了近两个月的周末,在消失或即将消失的村子里,寻找孤独游荡的小动物们。他记得一只橘猫的木球项链,每一颗球都艰难地刻上一个字母,是一个名字的缩写;还有一只中华田园犬的蓝色毛衣,粗糙程度只可能出自手工。它们的主人去了哪里,在这一切的爱和耐心之后?梨园小院众筹的笼子里,小家伙们昼夜喊叫,仿佛在寻找它们失去了的东西。

    我在这种集体搬家的波峰时期,造访过4个二手家具市场。在他们眼中,这是十年不遇的好时光,货源流转像冒泡一样快。在马驹桥,朱天海遇到职业生涯中未有的加班,清理家具上异彩纷呈的贴纸,给刻在桌子上的名字和励志格言刷上新漆,打点好送往新家。同时,旧货市场似乎是那样一场混乱后,人们寻找遗失物品最后的希望之地。朱天海记得,有一个潮牌青年,来找某个“白色四斗柜”里的某个东西,就是不说具体在找什么,无功而返的他看上去那么沮丧。朱天海忘记在哪里发现了一叠美元,谨慎地一直把钱放在这儿,很久了,从没有人来找过他。

    一年的时光算得上迅速。那些记忆,那些习惯,那些物品,慢慢地消失了,在人们的心里留下空洞,催生文学和艺术的灵感。一个从费家村搬走的画室实习生,用一种压抑的深色调描绘村口的最后一瞬,黑色鸟群掠过天空,让人联想到梵高的名作。一个导演系学生总是梦想憋出一部现实主义剧本,现在素材从天而降,可他还没有开始写。“因为想要表达的东西太多,就真的表达不出来了。”他说。

    压坠了青春梦想的天平的,竟是一根根更轻的稻草

    这或许是北京这样的城市特有的动人之处。即使在二手市场这类隐含着残旧、被抛弃、被遗忘的地方,也能轻易找到关乎理想的痕迹。乔布斯,是最常见的海报人物,人们把他贴在各种家具上。同样残留在家具上的,还有小贴纸日程表,其中一张的娟秀笔迹大概出自一个女孩,下班之后就是学习英文的时间。鲁迅在书桌上写“早”字的古老情怀被多少年轻人延续,只有翻新家具的师傅才知道。还有,隔壁旧书市场的书堆中,成功学占了大多数,可以想象主人当初怀着何种野心翻开它们,又因为何种缘由丢弃了它们。这是北京曾经可以无限容留的梦想,它们消失了吗?它们现在在哪里?一个网站编辑感觉到,北京的理想和家乡的安逸这种恒温话题,在这一年突然升温。这一类文章能够轻易收获许多情真意切的留言,关联着人们在某些瞬间变得不可测的命运。

    黑龙江人林佑平曾因一场火灾,从旧宫搬到新建村,新的火灾更加干脆地让他回了黑龙江。“这是命。”搬家当天,他含混地说。他认为自己一个外地人在北京打拼通关的基本任务已经完结,比如儿子的学费和老人的医药费。这里没有天长地久的时光,没有讲不完的故事。无非是,当命运落到头上的那一刻,每个人的故事讲到哪里,留下多少遗憾,又拥有多少侥幸。

    2017年12月7日,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二村的巷子。图片 | 东方IC

    安徽人李润元曾为即将被没收的布料争执无果,这是5位数的损失,意味着一个想要干一番事业的人的起步基础。他不愿回家,负气开向茫茫夜色。车外,是尚未回春的季节冰冷的风;车内,一个男人承认自己流下眼泪。“差一丁点打起来。”他这样形容一次无果的对抗,吓坏了的妻子用力拉住他的胳膊,留下一道淡红色的戒指划痕。

    人们回忆那些美好时光是多么意气风发,对现实的困境就会感到多么难以接受。一些人永远无法理解,不懈努力的自己究竟被什么力量抛到了社会边缘。90年代孤身闯京城的李伟营,至今怀念自己英勇的少年气概。五个干兄弟都做了服装厂老板,在屏障如坚壁的生意圈里,他们用头脑和体力换取金钱,也用刀子和灭火器捍卫打下来的“天下”——在服装江湖,这个词有两种解释,实质的地盘意义和虚拟的地位同样重要。摸打滚爬这些年,从童年就拥有的绰号,在大红门区域慢慢有了成功人士的架势。6月,工厂在几番周旋之后,最终关停。他和最后几个铁杆员工酩酊大醉,把一袋钱拍在桌子上。这里不再属于他,酒精呓语全是离别的话。

    在关于命运的话题里,北京没有折叠,大老板和小老板被同一波激流冲刷。国展一个产业园的老板在寒风刚刚飘起的季节,把在他的园区租工作室的画家、雕塑家们请来喝茶,讨论如何应付未来。一旦断电,恒温恒湿的机械停止运转,来不及运出的藏品将即刻进入濒死状态,这个损失,他用一句悠长的“唉……”代替了有关数额的答案。几名艺术家拥有骄傲的领域地位,他想请他们帮助发声,但话语权的双刃剑性质与生意人的审慎在头脑里交战。最终,他什么也没有做。天快黑了,他把艺术家们送出大门。

    这是一个即使在北京竞技场,也可以挂上“大老板”标签的人。他成功地保护了自己的领地,这也意味着园区艺术家的一方天地得以保存。比照这里的高额租金,就会感到,身处幸运区,能够拥有这种幸运,在“关键”时刻意味着什么。

    这一年里,一些千辛万苦向这个高度攀爬的人们掉在了地上。某美术学院半个班级的毕业生在皮村租了一个大工作室,这一年,他们中的三分之一去了燕郊,余者星散。一位对“画家”这个称谓连连摆手并表示自己这辈子成不了画家的青年说,离开的感觉,就是弥漫着梦想的气氛没有了,生计一下子放在了艺术前面,无论现实中,还是头脑里。当时,皮村那一条被花衣服和长辫子打下标记的搬家队伍,一度在媒体上颇为显眼,提供搬家服务的志愿者车队在那里进进出出。而近在咫尺的三个村子,几乎没有志愿者问津。在搬家市场的供求关系颠倒的月份里,这意味着翻倍的匆忙、疲倦、不知所措。另一个为了不超过400元的房租差价,选择住在邻村的美术生在朋友圈里这样抒发心情:正常,他们有名,他们有范雨素。

    2018年1月2日,航拍北京东郊皮村,这里是草根育儿嫂作家范雨素居住地。图片 | 高天伟(视觉中国)

    在这一年,许多人的理想被现实稀释,也有许多人意识到,每一层现实的难度截然不同。这些困惑,就像鲍勃·迪伦那首歌:答案在风中飘荡,答案只能在风中飘荡。一个青年木工在满屋子的漂亮木雕中间,和我聊起他在北京的孤独战役。噪音和气味使他只能租住远郊平房。正如大部分人不知道木头深处的气味多么浓郁,老家父母也不知道在北京立足过美好生活的儿子,从没拥有过他们想象的那种美好。他租不起皮村这种艺术家抱团、能够启迪灵感、交换资源的地方,开淘宝店推销自己,又绕在差评和退货里面。拆迁的消息似有若无,让他终日惶惶,把这视为最后一根稻草。又一个冬天就这样来到,两个月前,他不在这里了,离开的原因不是拆迁,而是房租:900元的涨幅,是一根更轻的稻草,压坠了青春梦想的天平。

    这一年,一些情绪像激起的水花一样一圈一圈扩散,激起无比强烈的情感共识。很多人记得一篇某品牌公寓隔断房被查的爆款文章。其中一条留言来自住在通州五环的郁萌,他的房东另外租住的隔断房没了,要回来住自己的房子,他只有离开。转发这篇文章时,郁萌用了三行菜刀的表情,似乎这样才能把愤怒表达畅快。同样住在通州的程茂心里始终藏着那一天——朋友用力敲她的门,放低嗓音说:“查隔断的。”为这个玩笑,她哭了很久,因为心底的担忧被一个本该理解却并未理解的人,随意地挑破。也是这一年,她和那个曾经一起奋斗的朋友天各一方。这是另一个更加恒久的故事主题:快节奏的生活加速生产和消灭缘分,人们的相遇和分离总是那么偶然。

    在寒冷的季节,人们比平时更加渴望温暖。然而,这或许是这个故事真实的另一面:一个知名连锁公寓的管家曾经一个月收到12次举报,越过他的举报更多,指明某些房间可能有隔断需要查一查,并迅速挂断。他觉得这就是来自相识的普通人,“有人想整别人”。

    在力量、轨迹、命运这种大词汇的照射之下,光和暗的两面都显得如此清晰。很多人说起志愿者组成车队帮助搬家的温情。深夜仓促搬家的李雨薇说她一辈子都会记得次渠到廊坊的那一段路,窗外是明黄色的雪雾,哭喊的小宝宝一定要志愿者叔叔的领带,那条忘记了归还的领带,她永远也不会丢掉。也有一些人提及回复求助信息的“志愿者”到了目的地突然抛出一个价格,让他们措手不及。一个中年男性提到他需要清空的仓库里146个新年装饰的灯笼,他送了一些给即将分散的邻居,但更多人慕名而至。青云店,一个不知道名字但很多人都知道他是谁的老头,十多年保持着五块钱剪一个头的古老价格,而所有邻居总是默契地给他十块钱。现在,他搬到三环之内儿子家,这五块钱他每天都在说,激动的时候伴随老泪纵横,把所有的家庭成员都说烦了。

    这一年几度风雨,让很多人必须试想,他们是不是可以选择另一种生活

    我曾经问过很多人,当初为什么来到北京?

    在那些极其相似的回答中,包含情感最强烈的一条是:“如果不来北京,我们就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北京意味着什么?一些人谈到只有在这样的城市才能获得的可能性。比如,更高的薪水,更明朗的前程,以及一些模糊的东西:自己的孩子日后变成北京人,完成阶层跃升;或者作为家乡人眼中“别人家孩子”的自己,“在北京”这个事实所关乎的面子。编剧王灵雨在一篇文章里,慷慨激昂地描述她如何放弃家乡被轻松安排的高薪工作,一定要在北京“做出点什么”。这一年中某个中宵梦醒的时刻,她说,那些文字是在说服自己,她想回去,但回不去。

    北京能够展示的机遇和无限想象,仿佛日本作家星新一笔下的那个洞,人们把疲惫和委屈轻易丢进去,留下纯净的理想世界。王灵雨此前从没想过,她的石头在这一年从洞里飞出来。她搬家到燕郊被扣除押金、现在每天三小时上班晕车天旋地转的故事,在这一年毫不特殊。现在,占据她脑海的不再是规划未来,而是铺垫退路,比如在电话里和母亲一点一滴透露北京的不易和冲击,并淡淡地迎合母亲想让她早日成家的希冀,试着消减独立带着叛逆的人设。来自湖南湘潭的何子昂也是,此前遇到困难,他只找朋友,这一年第一次开口向母亲借钱,并毫不隐讳地回答了母亲的疑虑和追问。终于,他找到了那把盼望的钥匙:别再那么拼了,家里也养得起你。

    这一年几度风雨,让很多人必须试想,他们是不是可以选择另一种生活?但人们如何判断,自己能够适应那种生活吗?王灵雨和家乡越来越频繁地通电话,听别人的故事,包括已婚同学下班归途,窗户明亮灯光流露的温情和安全感。也包括工作和生活恢复到正常比例之后,日子里必然会有的琐碎甚至矛盾。最重要的,是收入对标房租房价的悬殊差距中,显而易见的安逸生活。至于那些意味着一眼看到头的无望还是平淡是真,这就无从判断了。

    除了金钱和理想,何子昂还有另外一种“感觉”,他三年前在北京被蓄电池烧伤,得到了完美的治疗;“超级不幸”的同一年,他的右腿砸伤,蜂窝织炎,最终也没有留下痕迹。而他从小看到大的一个亲戚幼年烧伤后触目惊心的伤痕,让他产生了一些换位而处的想象,这种想象让他伤感和犹豫。

    一些人直到“失去”真正成为可能的时候,才慢慢意识到,他们辛苦维持的东西拥有什么样的分量。何子昂最初的心理建设,是通过一个简单的公式:在北京送外卖,和在家乡送外卖,区别只是除去生活成本的收入对比。现在,这个数字已经滑落到一个接受的边缘。可选择并非如结论那般清楚明白。他会去想四岁的女儿,想她未来在哪里生活,想发小早几年去广州攒下的首付凭什么他做不到。还有,想象如何面对所有目光,潇洒的都市青年无法认同乡土面子的意义,但对这个男人来说,这个重量,他卸不掉。

    这一年,我骑着车跟随何子昂和他的兄弟们漂流的日子里,不断重复这种可以同时定义为“简单”和“复杂”的心路历程。“宁肯在北京受气,也不在老家等死。”这句话来自一个被昔年模具手艺锻造出完美肌肉的中年男人,三度在家乡和北京之间折返。他极其细致地描述北京的所有冷漠和不公平,比如一个顾客接下外卖的同时让他把垃圾捎出去,这是“不尊重”,并连续说了9个相同类型的故事。年初,这个男人习惯的挣钱方式和工厂一同消失了,他第一次适应服务业,并在意外丛生的适应期里“和自己较劲”。与他相似,在这一年里,一个又一个消失的行业中迷茫的人,团聚在快递和外卖这两个海纳百川的归处。实际上,这些年它们一直缓慢地发生,只是这一年突然加速。

    另一方面,作为某种退路共识的外卖行业,在这一年里,尤其是外环地带,依然连续陷入停滞。一个住在通州土桥的女士为了寻找半个月没送到的手机,到处投诉,并获知这样的投诉已经太多,“往年从来没有过。”负责人极力向她解释眼下情形是多么特殊。那个网点三分之二的人离开了,三分之一的人勉强维持着实际上无法维持的业务,就这样坚持了一个月,组长曾经连喝4杯白酒,半是玩笑地劝说小伙子们不要着急辞职,先熬过去。

    对于中产更能理解的那种梦想来说,回到家乡,更直接的感受是它们根本无处安放。一个同样被北京房租折磨的记者,回到某南方城市地方晚报的这半年,接受了这些事情:写稿子必须和主任联署,而且主任的名字在前面;帮主任写朋友圈;帮主任的儿子写出国留学的文书;开车送主任去邻市参加和工作无关的应酬……11月初,被一次两次三次刺激终于快崩溃的他,预备好了辞职,说年后就回北京。

    “你看过史上最牛逼的辞职报告吗?我也要写一篇这样的。”

    他说,打算把毕生的才华和幽默感放在这里面。

    逆境能够让多少人疲惫灰心,就能激发多大的豪情壮志。一个两次考人行两次没考上的青年的隔断房没了,他完全可以另租一间不超过3000的房子,但一退再退的境遇让他怒火冲天,决心卧薪尝胆,租了一个这辈子从没住过的类似作坊的二层楼,睡在这辈子从没睡过的干草编织袋席子上。这个月,他等到了自己的笔试成绩,还是没考上。他把这个结果和过程的仪式感融为一个主题,骄傲地宣布,这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

    北京很多市民靠公交通勤。图片 | 陈拯(视觉中国)

    李雨薇很快在廊坊找到了新工作。她的工作是会计,那是一个像水一样可以流到任何地方的专业。朝九晚五的晨昏之中,她和新生活融为一体,觉得和往昔“没有什么不一样”。9月,女儿肠扭结住院,她才开始经历每天三角循环的遥远路程,焦急和低沉的情绪中,她第一次感觉北京那么大,公交车永远也开不到头。在车上,她极力描绘这种压迫感,讲起那些搬家和跳槽最终彻底离开的故事,指点着窗外去过哪里又没去过哪里。她说下次要记得带给女儿那条领带,她相信,它会一直保佑她的孩子。

    (文中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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