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化妆不可的人

发布: 2019-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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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想做女人,就按女人去生活,这有什么可笑的呢

作者 |  故事硬核

    这是故事硬核的最新文章,是有关刘培麟的故事。我们觉得她是个特别的人,这种特别无关她的外貌,也不是她“被嫌弃的一生”,只因为她是这个时代少有的、具备勇气的人。而可怜的人在嘲笑她。

    非化妆不可的人

    我们大多数人化妆是为了修饰自己,刘培麟相反,他化妆是为了暴露,说明自己是个女人。我们说的淡妆、裸妆在他来说根本不算妆。他的妆总是很浓,口红要够红,脸要够白,眉毛得够黑,眼影要足够显它的色彩。这么一来,他的脸就总是五颜六色的。

    我在网上看到他的照片,是那张脸使我想去找他。他的语言表达很清晰,我想我可以直接问他,为什么非得化这么浓的妆?我有几位跨性别的朋友,她们也并不像刘培麟这样装扮自己。

    因为非化这样的浓妆,刘培麟遭到历任房东的驱赶。他打电话给认识了十多年的朋友唐冠华和黄金,两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说你来这吧。没有别的选择,刘培麟就来了。

    南方村庄以绵绵春雨迎接他——应该是她。

    从青岛飞行约3小时到福州,又坐了两个小时的汽车。进村的路上,雨水造成大片积水,车像船一样摇摇晃晃地开。天黑时,刘培麟才到达了在村庄尽头、山脚下的一栋砖房。房间里有一张床、一张当桌子的竹床,一个带抽屉的梳妆台,一张积了灰的绒面椅子,地面和墙壁都是水泥的。

    2019年3月3号,我去找她的时候,是她从家乡青岛搬到福建闽侯县荆溪镇关中村的第三天。我们相处了一周时间,吃饭,聊天,陪她去了几回医院。她得了疝气,腹股沟有一个疖子,30年了没钱去治。

    那期间,一个25岁的女孩帮她化过一次淡妆,我们看了都觉得挺自然的,可她觉得不像话,非让女孩给她眉心再戳个红点。

    有一次从福州市里的医院检查回来,已经是下午四五点了,她还洗了把脸坐在梳妆镜前要化妆。前一天,护士凶了她一顿,就因为她的妆浓得像个面具,问诊的医生没法分辨她的脸色。可刚检查完,她就偷偷补了妆,吃早饭时口红印子留在了豆浆吸管上。

    她5分钟就能化完一整套妆。你要是像她那样把化妆等同于上色,也能那么快。刷刷刷刷,眉毛黑了,脸白了,嘴红了,腮红两个公章似的戳在脸上。刘培麟往左往右转她的脸照镜子。“这叫精妆!”她嘿嘿地笑了,露出了牙床,她的牙几乎掉光了。

    现在她63岁,只要条件允许,她一定要化浓妆,还要扎辫子,穿裙子,涂指甲油,蹬高跟鞋,拎手提包,戴项链。全身钉钉挂挂的,每天都像出门赴宴。

    她在青岛的市区捡了二十年废品,没什么非得如此打扮的场合。每天推着一辆凤凰“大金鹿”出门,捡到什么就装进后座的筐里。就这么,她也非得化了浓妆、穿上裙子。怕裙子卷进自行车轱辘里,就拿指头捏着裙边再跳蹬上去。

    她的裙子是捡的,化妆品也是捡的。最早,她两手空空,但也想往脸上涂点什么,就捡了一捅红漆回来。蘸了就往脸上抹,干了以后跟粘了一层胶似的。用水洗了三天,差点揭了层皮。后来她捡到了眼影、口红、粉底,就按照电视和杂志上教的化起妆来。

    只要是女人的东西她都捡,再往身上增添。她里里外外戴好几层项链,两只手腕,一边一个塑料的手环,头发上还扎了彩色飘带。

    有一天傍晚放晴,我们去山上走了走。其他人都穿运动鞋,只有她非要穿着至少4厘米高的靴子,还要拎着手提包,包里有补妆的口红和粉饼。别人担心她,她就说,“不疼不疼”,“不累不累”。

    她连破碎的耳垂上都挂着好几串塑料珠子。那残缺的耳朵是一次飞车抢劫造成的。匪徒连血带肉地扯掉了她的两只耳环。就是这样,她还非得用细铁丝把坠子拧在那破碎的耳垂上,睡觉也不摘。

    总而言之,你可以从这个人身上看到,她无法克制地想往自己身上增加东西——表明自己是女人的东西,增加了也就不想脱掉、摘下。只有这样,她才感到心满意足,感到活着还有意思。

    低头也不会更好

    除了非化浓妆不可,刘培麟对于其他事情都不太计较。要是能干别的她也愿意,要是一辈子捡废品,她也认了。青岛、福州,哪儿都一样。在青岛她也经常搬家,5平米的地下室、搭在马路上的棚子都住过,还在河床上的水泥管子里睡过一个冬天。半夜河水涨上来打潮了被子,她就跑到马路上去。

    在福州的偏僻村子里,人们讲话她一句都听不懂。但从积极的方向想,这里空气湿润,建筑很有特色,也还没有人反对她的形象。

    在青岛,相熟的公交车司机一见她这副打扮就生气,说她碍眼。一起卖过报纸的老朋友也劝她改回来。他们不是她的朋友。一个在海边给人照相的摊主对她说,“不好,男人就该有男人的样。”刘培麟说,“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这样好看、漂亮。”

    刘培麟使不出假嗓子,“一说话就暴露了、露馅了”。她不想吓着别人,但也不想为这个道歉。好在她也不是非得开口说话。

    也有那么一两次她往回改过。那时一个“赵老板”给她提供住所,带她上电视节目。隔壁邻居们反对她的形象,赵老板就让她剃成了平头,擦干净脸,平息他们的怒火。可男装一上身上她就浑身痒痒,没过多久又搬回洞穴一样的地下室,恢复了浓妆,还得出一个结论:

    “低头也不会更好。”

    刘培麟就是这么固执。可你要回过头来问她,为什么非得做女人不可,她也并不真的明白。她倒是能说出几个原因,但都是别人讲给她的。有人分析,“王母娘娘喝醉了,把你当成男孩投下来了”,她点头。有人跟她解释“跨性别”:一个人在心理上无法认同自己与生俱来的生理性别,相信自己应该属于另一种性别。她把这个新词写进了日记。

    刘培麟从小喜欢穿女装。上学了,养母和父亲才给她改了过来。后面工作了,就一直“压着”,周末在家忍不住把女装往身上套。她安慰自己,兴许明天早上起来就好了,可“一醒来,还是想做女的”。

    她说起1999年秋天,自己穿了一条捡来的白色连衣裙,趁街道上没人的时候出来溜了一圈。之后就一直穿女装,再然后就化起妆,成了现在的样子。

    她打算关起门过自己的生活,可2012年的一场大火使她暴露了。她捡废品回来,发现自己的房子烧没了,茫然地念叨,“我是灭了火才走的”。这些被电视镜头传播了出去。人们鄙夷她、耻笑她,了解了她的经历后又转而同情她,赞赏她,叫她“大喜哥”。

    大火后,人们排着队给刘培麟送钱,她坐在房屋的废墟上快乐地接待他们。过了一阵子,人们散开了,她打电话过去他们也不接,她心里空空的,回到马路上捡废品。

    马路上认得她的人比以前多了,不管谁喊一声“大喜”,她就“哎”一声或招招手,算是个礼貌。他们不是真的有话跟她说。

    刘培麟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可2019年初,人们把她又记起来了。在青岛,有一些年轻女孩给她写信、寄裙子和化妆品,约她逛街,给她买奶茶喝。临告别时,她哭了,对她们说,“知己难求哇。”

    如果人们对自己感兴趣,刘培麟就像个小房子一样打开自己,用她那种奇异的坦荡迎接他们,可没有人会长待。这一回,也还是那个规律。“人的热情一度高涨,高涨期一过就又是一个冷却期。”

    现在还是高涨期,人们源源不断地给她的新地址寄包裹、写信,要跟她建立友谊。这一天,光口红她就收到四十支——“网友这回真把我当女人了”——她很高兴,一把一把地抓着它们看。

    一个女中学生给她打电话,说她敬佩她。刘培麟跟她说,谢谢,你好好学习。

    一个住在厦门的高个儿女孩坐了动车来看她:“我也是男变女的。”刘培麟打量她,“你变得挺好。”她问她痛不痛,说自己也想变。说来有点不好意思,她还常常做穿婚纱的梦。

    “以我的建议,一个女人不爱打扮并不好,好像没有女人的气质。”她对簇拥着她的几个女孩说,“年轻,年轻行!我三十来岁,我还穿袒胸的,穿超短裙。”

    25岁的女孩帮她把耳垂上的铁丝拆了下来,换上网友送的耳夹。铁丝绞在肉里了,刘培麟还是说,“不疼不疼。”

    师出无名,很伤人、很伤心

    刘培麟一拿身份证就哆嗦,一摸到新长出来的胡茬也是。证件和身体都违背她、暴露她,再怎么化妆都顶不住。

    就拿这一天来说,她先是被护士,接着又被旅馆前台的服务员审查,她们让她掏身份证,确认她是不是本人。她们不过是按规章办事,漫不经心的,可她就像被扒了衣服一样难受,贴着墙壁闷声不响。

    之前搭飞机也是,那个检票口的小伙子举着印章对着她笑个不停,刘培麟恼了,抬起她五颜六色的脸问,“你盖是不盖?”到处都是这样的人。

    住院部里,苍白阴沉的病患队伍举着吊瓶,挂着血袋、尿袋,绕着环形走廊散步,与刘培麟每隔几分钟互相参观一次。“我比他们好呢。”刘培麟叹着气小声说。可是,这些可怜人也笑她。我们穿过大学校园去吃快餐,那些生气勃勃的大学生也捂着嘴,等不及她走远就笑开了。

    一个人想做女人,就按女人去生活,这有什么可笑的呢?可人们一看到她就条件反射似的想笑。

    她走进电梯,人群就以她为核心让出一个圈,还有人拽紧了孩子。刘培麟不作声,眼睛盯着空气。挺奇怪的,她年轻时不怎么在乎,年纪大了却计较起来了。

    一个路人问能不能拍她,她说,可以,但你得先给我两百块钱。几个少年跟她嬉皮笑脸的,“叫你,你怎么不说话啊?”她说,“你叫谁来?你叫我什么来?‘大喜’是你叫的啊,你这个熊孩子吧。”

    有一次,仅仅是经过别人店铺就被当成小偷,她愤怒极了,跟人打了起来。有些时候她也拿不准该怎么反应,“语言啊怪怪的,说不上的味道”,揣摩出来了,她就生气。有一家自媒体来采访她,她本来客客气气的,可他们连她上厕所都要拍,这可真够不要脸的。

    几个热心的年轻人(他们称自己为“志愿者”)簇拥着她,帮助她增强了一点信心。在医院时,她敢径直地走进女厕。在青岛时,她既不敢进女厕,也不愿去男厕,就找到无人的地方蹲下来。

    你要是真对她友善,刘培麟比谁都注重礼貌。一个女孩送她水果,刘培麟站起来跟她握手,“哎呀,却之不恭,受之有愧”。

    她总看一本成语大全,学到了一个词叫“师出无名”,指做事没有正当的理由。她揣摩这个词,感到她这么个人,做很多事都没有正当理由。

    她曾经看到一个流浪汉睡在行车道上,打了电话报警。至少自己该得一句感谢吧,警察却呵斥了她。一次路上发生车祸,她过去搭把手,也被人连声轰走。地震、水灾,她都捐款,没人在意。扶盲人过马路,也没得一句感谢。统统是“师出无名”,“很伤人,很伤心”。

    她重新回去捡垃圾也是因为要还母亲生病欠的债。2016年,母亲去世的第20年,她终于还清了,有没有人更尊重她?好像也没有。

    尤其人到了这个岁数,同情她的比尊重她的多。是有几个好心人可怜她,把纸壳子、塑料瓶专门给她留着,让她每周去取。只有一个派出所民警她记在心里,那小伙子跟她说,“你自食其力,我们尊重你。”

    刘培麟写日记这件事,我不知道这跟她想要的尊严有没有关系。无论你什么时间到她那间水泥房里去,她总趴在桌子上写日记,有人进来就一副如梦初醒的样子。我们那天傍晚一起到山里散步,一回来她就匆匆进了房间,好像写日记有截止时间。

    她的日记记录吃穿住行,也谈论世界新闻。口吻是中学生式的,偶尔有一些哲理意味的感慨,比如“现实不讲道理”之类。总的来说,没什么特别惊人的东西。可她一天写好几篇,从小学二年级写到现在,还给它们编了码。

    她对别人说,“我一辈子就留下这些东西。愿意看、不愿意看反正就是这些。这就看后人的了。“

    确实有人因此更注意她了。比如艺术青年唐冠华和黄金。他们就是刘培麟被房东驱赶时求助的人,也是他们把她接到这个村子里来。十一年前在青岛的大学路上他们与刘培麟相识。黄金像一个摇滚乐手,穿着皮夹克、平头、文身,看起来不客气,实际上很温和,写诗也写小说。唐冠华有一张偶像的脸,穿着空空荡荡的棉麻外套,长长的头发不怎么洗,也很温和。介绍和解释他们比介绍和解释刘培麟还难。简单来说,他们是艺术家,但也是艺术家里比较边缘的一类。他们给她扫描日记,像抢救文物那样对待那些腐坏得很快的纸张。60个志愿者被组织起来参与到日记保存工程中。他们在网络上众筹了30万元,要帮刘培麟出版。

    当发现写日记这个行为激起了人们很大的反应时,刘培麟似乎写得更勤快、更投入了。你要问她每一天怎么过,她就会说,起床吃饭化妆写日记。如果没记日记,刘培麟就感到没有完成她的一天。她给她可能出版的书起名叫《我的一生》。

    他们叫她“刘姐”

    连日的雨停了,唐冠华提议上山走走。山没有名字,路是他们几个踩出来的。唐冠华和黄金走在前头,穿着粉色的毛衣、套着粉色外套的刘培麟跟在后头,脸上还是五颜六色的。

    之前说了,即使在艺术家群体中,唐冠华和黄金也是边缘的一类,3年前他们撤退到这山里。他们发起了一个叫“家园计划”的项目,“反省人类文明的发展,探讨如何延续人类文明”。村里有十来个别的方面的艺术家,各有各撤退到此的原因。在村里、山里,他们建造、种植、织布、做鞋、制盐、发电、创作……在山上走着走着就遇着一个。那个吓人一跳的家伙在磨箭,蓬头垢面的。见人来,抬了下头,又继续磨。另一个家伙在沼泽地里留下了一面一人高的镜子。据说他在一个下午试图发功把几十根绣花针穿过这面镜子,软绵绵的沼泽地面严重影响他的发挥,可他还是做到了。

    刘培麟乐呵呵地参观着这些“遗迹”,说这地方要有个怪人排行,她估计都排不上名。唐冠华在山上造了两三处小屋。在一个倒扣的半球形小屋的内部,唐冠华跟刘培麟介绍他建造的旱便池的工作原理——拿稻谷皮往下冲。刘培麟觉得这些东西都很了不起。

    山里有野猪,小蛇和兔子。刘培麟晚上不敢一人住在这里,问唐冠华怕不怕。

    “我不怕,”唐冠华说,“下面坏蛋太多了,在上面我觉得比较安全。”

    黄金和唐冠华这么自然地跟刘培麟交上朋友令很多人费解,有些人还觉得可疑,在钱的事情上质疑他们。他们生气、自证,觉得很麻烦。黄金觉得他们之间没什么差别,都是通过劳动换钱,只不过刘培麟那种换钱的方法越来越难,导致他越来越贫困。“觉得自己比他高一个阶级或者高一个层次,这种想法很荒诞。”

    唐冠华不是个非如此不可的人,他倾向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好是轻松的。可他和黄金承担了刘培麟出书的梦想。每次想到要做一本书出来有多麻烦时,他都告诉自己,“这是一个壮举,虽然是一本小书。”

    刘培麟对活着、对写作简直太认真了,以至于他、黄金,他们都郑重起来,还从她身上看到哲学意义:刘培麟启发人们去追溯自己生存的意义。

    那天,刘培麟住在医院附近小旅馆里,已经是晚上十点了,唐冠华和黄金还跑到街上买纸和笔,因为刘培麟还没写她今天的日记。

    以前,唐冠华总想帮刘培麟找份工作。他觉得保安不错,可没人要她。商场里开儿童小火车也不错,孩子没准儿会喜欢刘培麟的样子,可也没成。刘培麟在哪儿都不对。

    跟房东打仗、被驱赶,她常常打电话给他们,有时闷得不行就跑到附近的山里哭。每次他们去看她,都发现她换到了比上次见面更小、更破的房子里。

    刘培麟有她脆弱的时候。今年除夕,她没吃上饺子,哭了。正月初七过生日,又哭。正月十六的时候又好了,因为邻居给了她吃剩下的汤圆。

    有好几次,包括那场大火,刘培麟觉得自己完了,结束了,但日子也没真的到头,她就又穿起裙子、化起妆。还有那次车祸,她骑着三轮车拉一车煤气罐下坡,刹车失灵,她连人带车地栽进一辆公交车。因为实在交不上医药费,她连夜逃出了医院。你要说她好运也不为过,三轮车都成碎成一片一片的了,她只是嘴角留了一道疤,化妆时遮一遮也不算明显。

    过去,她在镜子上写,“又是美好的一天,加油!”“今年就60岁了,加油!”可捡废品的人生加什么油呢?她也不知道,憨笑着说,“反正就是加吧,使劲干吧。”

    是那些好的事情、真的朋友,刘培麟记得最清楚。2008年,她推着“大金鹿”捡废品时,遇到了在同一条马路上闲逛的黄金和唐冠华,他们那时还不到20岁。是她的浓妆让他们跟她打了招呼。聊了几句之后,俩人问能不能给她拍几张照片。刘培麟说,拍吧。这是友谊的起点。

    三四年前,唐冠华和黄金策划了一场行为艺术,邀请了刘培麟一起。几个人穿着白大褂给在商场里的消费者“看病”,最后开几本书、几部电影作为精神处方。活动以刘培麟被保安架了出去告终,唐当时腿摔断了,还滑着轮椅冲过去解救她。但过后,刘仍说这是十分开心的一天,很久没有人带她一起玩了。

    现在,他们在同一块山坡上了。不管其他人怎么称呼刘培麟,他们只叫她“刘姐”。

    (故事硬核工作室致力于讲述最好的非虚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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