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三四班》导演手记:拍完地震幸存同学,我才开始理解曾经的一切

发布: 2019-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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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班的同学是地震中的幸运儿,是震后北川青年的一个缩影,也是我们自己本身。

作者 |  万蜜

    “我哭得稀里哗啦!”

    “婚车驶过清晨的北川老县城,我看到了在一片雾蒙蒙的庞大废墟中闪烁着星点的安静的小希望。”

    “2008年5月12日,我们活下来了。北川在进步,我们怎能落后?”

    “看完《初三四班》,我真的有点想家了。”

    ……

    随着几场点映的结束,《初三四班》真的完成了。

    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陆春桥所在的班级因为上体育课集体活了下来,之后的第十年,她完成了纪录片《初三四班》的拍摄。

    观影后的留言,让陆春桥动容——在这群经历地震创伤的年轻人的故事里,有这么多人找到了自己成长的印迹。那一刻,陆春桥感谢三年前的自己,有勇气来做这件需要一头扎进回忆里的事。

    以下内容节选自陆春桥的导演手记。同时,谷雨采访了《初三四班》的制片人韩轶和监制柯文思(Malcolm Clarke)。

    从一个纪录短片开始

    大学即将毕业的时候,我像所有同龄人一样面临着人生的选择。我联系到读高中时在板房(地震后北川中学的临时校舍)认识的做纪录片的韩轶姐,向她倾诉了自己的迷茫。不久后,我们在上海见了面。

    韩轶只知道我是幸存者,不知道我是那个因为上体育课而幸存的班级中的一员。“你知道你的那些同学现在都在哪里吗?”韩轶姐略有讶异地问。

    我翻开朋友圈,恰巧看到大川在越南旅行。他是我高中毕业后为数不多的一直保持联系的北川中学同学之一,当时被我们公认为朋友圈的正能量——地震中失去很多家人的大川,震后一度状态很差,后来他让自己“活”了过来,其中旅行是他重新认识自己和世界的方式。

    那其他那些跟我一起经历过生死的初三四班的同学们呢?他们现在在哪里?在做什么?韩轶姐的询问,促使我想去了解他们的故事。

    北川老县城,是《初三四班》故事的起点。

    毕业后,我加入了韩轶姐的团队。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系统调研。前后两个月的时间,我找到了初三四班所有同学的联系方式,并且和他们每个人都通了电话。

    我感到震撼,同时又觉得惭愧。对于曾经共同经历大地震的同学们,竟然有那么多的成长故事、那么多的悲欢离合我不曾了解。

    同时,我也意识到,关于大地震,关于北川,我大部分的了解好像都来自媒体的报道或者听别人怎么说,自己从来没有真正去探究过地震后的事,探究过地震发生后家乡的变化,包括我这个亲历者和我的家人在内。

    这里面的故事绝对不是单独一组图片、一本书或者一个纪录片能完全承载的,我们决定做一个关于震后十年青春成长的影像计划。第一步,从一个纪录短片开始。

    特殊而普通的一代

    地震后的第七年,我回北川参加了初三四班的同学会。在此之前,同学们大都多年没见,但当我们聚在新北川中学的教室,在讲台上重新介绍自己,聊起从前,我们的距离突然变得很近很近。

    那天晚上大家一起聚餐,夜已经很深了,同学们迟迟不愿离去。我带着相机给大家拍摄,看着取景器里的脸庞,既陌生又熟悉,我想这种感情大概会跟随我们一生。

    2016年初三四班同学会。

    我们在太多关于地震的媒体报道里是特殊的存在,但在我们自己眼中,又是经历那次地震后的年轻人中最普通的存在。我们这个班的同学是地震中的幸运儿,是震后北川青年的一个缩影,也是我们自己本身——从十五六岁到二十五六岁,这劫后重生的十年,是我们青春成长中最重要、也是最宝贵的十年。在这十年里,我们每个人都在各自的人生轨道上写着自己的成长故事。

    怎样去切入这个主题,其实我有些迷茫。制片人韩轶和监制柯文思都认为,作为亲历者,我用第一人称去讲述自己和同学的故事是最特别的,也会是最动人的。十年再提地震,不是重揭伤疤,而是要告诉曾经关注、帮助过我们的人,或者是误会过我们的人,我们长大了。

    当我们都在慢慢往父母的年龄走,在变成一个大人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理解2008那年发生的很多东西。

    此刻驻足停留,好好观察我的父母

    《初三四班》剧照,陆春桥(右)正在拍摄自己的父母。

    影片一开始,是我在院子里采访我爸妈的场景。就像我大学时期每次放假回去都会拿着相机拍摄他们一样,爸妈以为我还是在闹着玩儿。他们一向很“听话”,按照我的要求坐下来,准备接受采访,“不要看镜头,看着我。”我继续“指挥”着他们,试图以更加专业的拍摄手法,让他们觉得我是认真的。

    这段采访没有持续太久,我妈却哭了好几次,我爸还是像平时一样“耍酷”,时不时冒出一些精辟的句子。

    我在取景器里观察着他们,暂时忘记了不在父母身边陪伴的愧疚感,在与他们的相处中感受一种心安和慰藉。

    其有一段我父母去山上散步的画面——走着走着,我妈发现路边的漂亮芦苇,跑过去摘了下来,又跑回我爸身边:“送你一朵狗尾巴花。”我爸接过芦苇,再递给我妈:“送你一朵玫瑰花。”

    记忆中我妈是个很吵的人,从早上起床就开始唠叨着家里的大小事情,但有时候她又像个孩子,爱笑也爱哭。我爸则一直脾气很好,处处让着我妈。

    北川地震时我妈走了三天三夜,到塌成废墟的学校找我,彼时她似乎受尽了一生中最大的苦。此后,我爸希望她不再经历这样的大起大落,希望他们的生活安然、平淡。谁对谁好或许不是没有原因的。如果没有拍摄这部纪录片,或许我不会知道在人生的哪个时间节点上我才会驻足停留,去好好观察我的父母。

    如果爸爸能够活过来,一天就好

    母志雪是影片中的第二个人物,也是在那次同学会上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同学。

    地震前母志雪是个非常文静的女孩儿,但在多年后的同学会上,她活泼、开朗,整个人充满自信。除了和以前的母志雪长得像,她似乎完全变了个人。

    《初三四班》剧照,母志雪与她妈妈。

    记忆最深刻的一次拍摄,是她向我讲述她的故事。

    那天是成都惯有的阴天,我们来到她租住在公司附近的房子。其实我有点担心,在这样的天气下把她拉入痛苦的回忆,她会不会直接拒绝我。

    母志雪很健谈,没有刻意回避任何话题,也没有展示出过分悲伤的情绪。后来我们聊到她现在的感情,她开始跟我分享她和她老公从认识到决定在一起的经过。

    “遇到了自己的爱情,你的人生感受有什么不一样吗?”我把问题抛给母志雪。

    《初三四班》剧照,母志雪与其老公走在旧北川。

    她思考了一下,欲言又止,“如果现在让我去想象陈翔(她的老公)有一天不在了,我觉得我都无法承受,我想都不敢想。所以,人只有真的走到那一步,才能真正理解我妈在震后失去我爸时是怎么想的。”

    母志雪看着我,接着说,“我觉得失去父亲对现在的我来说,更多的是一种遗憾。有段时间我时常会想,如果爸爸能够活过来,一天,就一天,我就跟他讲一讲我这十年的生活,这十年我有多优秀,那该多好呀。如果爸爸还在,看见我找到了陈翔这样的人托付终身,他会不会满意呀?”

    她笑着说着“如果”,眼睛里泛着泪光,而坐在摄影机旁的我,早已控制不住。

    在大家眼中,母志雪是坚强的、乐观的。但谁也不是一直都这么快乐,我们看到的常态,是她因为失去过而倍加珍惜现在的满足感,是她选择面对这个世界的方式。

    母志雪结婚的时候,我站在她和陈翔的旁边,看着取景器里他们从我面前走过,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或许是因为在此之前,我了解了她的故事,知道了那一刻的来之不易。我依旧庆幸,如果我没有选择去拍摄这部纪录片,我不会再有机会走进她的生活,走进一段同时也属于我的成长中。

    爱到深处是陪伴

    何林烛是选择留在新北川的同学之一,也是纪录片里的第三个人物。

    他曾经外出打拼,又重新回到家乡。但谁又能说回到家乡陪伴家人不是一种有勇气的选择?

    2008年北川地震的时候,何林烛失去了弟弟。他选择回到北川,是因为他明白了生活中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如果没有家人陪在身边,在外面挣再多钱都没有意义。

    “因为失去过,所以更懂得珍惜”,这可能是最容易被人提起、最简单的道理,但又有几人真的在乎,更谈何做到呢?

    何林烛与妈妈。

    今年6月,我们正在剪辑室讨论着《初三四班》的内容,何林烛发来一张图片,上面是他给刚出生的小孩起的六个名字,想让我们帮忙选一下。同是四川人的韩轶,用普通话和四川话分别把每个名字读了几次,“何佑文,四川话普通话都好听。”她说。后来何林烛的小孩真的叫何佑文。

    一年多前,我在拍摄何林烛的时候,他对着镜头说,“明年就要结婚了,我在想今后应该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给家人带来更好的生活。”何林烛的努力和勤奋让人刮目,比他选择一天打三份工更令人动容的,是他积极的生活态度。这是一个二十多岁年轻人为未来努力打拼的样子。

    关于“陪伴”,何林烛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做出了选择,但包括我自己,还有更多的人,并没有想清楚这件事。网上有句很丧的话:“我们知道了很多道理,却也过不好这一生。”其实我们不需要知道很多道理,我们经历人生后明白的那些道理,才可能让我们的人生变得美好一些吧。

    打碎重建

    今年3月,我结束了《初三四班》的所有拍摄。

    如果影片可以在201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十周年纪念日上线,那将是最具仪式感的时刻。3月初,我和剪辑师一起开始了这场看似“不那么难”的旅程。我以为我很了解所有素材,也会很清楚怎样讲好故事,但制作进度并未按照想象中的推进。

    4月15日,韩轶、柯文思及团队其他人员,一起看了这部53分钟的粗剪。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中国故事!”柯文思说。

    “我能想象得到成片的样子,会是一部很有力量的影片,但现在它离真正完成还有些距离,我们赶不及‘5·12’上线。”有着丰富纪录片制作经验的韩轶相信《初三四班》可以传递出的力量和价值,可她更清楚,想要呈现最好状态的《初三四班》,还需不少时间打磨加工。

    说实话,当时的我有些着急了。作为新手导演,我低估了完成一件作品所需要的工作量和时间。虽然我很想把“5·12”当作承上启下的节点,对过去的一切有所交代,展开一段人生的新篇章,但团队里前辈们身体力行地教会我,有些事急不得。

    从3月到10月,拿过两座奥斯卡小金人的柯文思,用他几十年的电影制作经验,与对每一部作品一视同仁的认真态度,为这部影片完成了从“学生作业”到“处女作作品”的蜕变。

    陆春桥与韩轶、柯文思的合影。

    由于我的经验不足,前期拍摄的素材多有瑕疵,譬如机位不够多、景别单一、有些必需的镜头晃得厉害……柯文思宽慰我:“没关系,我会尽力帮助你,用现有的素材,把你想讲的故事讲好。”

    后来到写旁白的时候,我很烦恼如何将这三个独立的段落,串联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柯文思给了我最简单却有效的思路,“做回最简单的自己,就像平时跟大家讲故事,把故事用最直白的方式讲给我们听。”就这样,《初三四班》用旁白串联了起来。

    在几个月的后期制作过程中,我收获了许多成长。原来只是作为摄影师的我,以为拍摄结束就大功告成了,现在才发现,要用零碎的画面和声音再去组合表达,不仅仅是一件需要努力就可以做好的事情。拍摄教会我如何观察生活,剪辑则给了我敢于打碎重建的勇气。

    往事并不随风

    对我来说,从2015年开始回望曾经发生在我和同学们身上的故事,到2016年春节后开始拍摄,再到2018年终于完成这部关于我们的纪录短片,这是一场并不容易的旅程。

    32分钟的影像并不能讲完经历过地震这一代年轻人的所有故事和感受,它只是呈现了其中一部分人灾难过后所选择的面对人生的不同方式。

    多年之后,我们这群当时幸存的年轻人,当我们再聊起生活,聊起对失去的理解、对家人的理解,是让我觉得最感动也是最让我成长的部分。

    三年里,我特别感谢遇到的每一个人。还有很多同学的故事没有被拍进片子,但影像计划的第二步,是把他们的故事改编成一部剧情电影。这部《初三四班》的同题材电影剧本,将于2019年开拍。期待我们的故事能够帮助更多人理解生活,善待人生。

    讲不完的故事

    谷雨:通过拍摄这部纪录片,你最想表达什么?

    陆春桥:这三个故事归根到底其实是在讲家庭关系,我想表达的东西特别简单,就是好好珍惜生命,珍惜身边的人。然后就是理解,珍惜反过来讲就是理解,你理解曾经的大人,你理解地震时的父母。他们是怎么想的,当你成为大人的时候,你才能理解。

    谷雨:你们最开始的预期和最后成片有没有变化?

    韩轶:最开始的时候,我跟着春桥去,看着她所有的调研和同学会时,我没有想到片子到了最后会由他们,变成他们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其实也挺好的,这就是纪录片,会出现可能在一开始没有办法想到的东西。

    谷雨:这部纪录片全长32分钟,主人公只有3个,片名却是代表了全班37个人的《初三四班》,班上其他人的故事呢?为什么最后选择了母志雪和何林烛这两个人作为主角?

    陆春桥:母志雪和何林烛经历苦难之后倍感珍惜的能量很能影响人。我觉得能够吸引我,那也能够感染到别人。

    剪辑的时候我其实有放其他人的故事,但是又删了。也有人建议让这三十多个人每人说一句话放到最后,我说我不干这个事儿,为什么?因为你了解这三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听到他们说的每一句话,你会感动,但如果我每个人放一句话,观众根本不了解他。所以还不如不要,让大家去想象吧。哪怕我拍了90分钟,我最后还是讲不完这一代人的故事。

    柯文思:我觉得Vicky(陆春桥)还没有做好拍标准时长影片的准备。关于这个主题,确实可以拍一部标准时长的影片,或许哪天Vicky就做到了。但这部片子作为她的第一部作品,非常重要,它必须成功。我特别强调了影片时长不该超过40分钟。一个关键的理由是,全世界的电影节会把低于40分钟的影片归在“短片”一档里,这一档的特征长度就是40分钟以内。我希望她这部作品能拿奖,而在短片组拿奖的可能性比标准组更大。在英国我们说“先学走,再学跑”,我对她很有信心,她学得快又是那么年轻的一个姑娘。

    • 撰文 | 陆春桥 万蜜 编辑 | 迦沐梓
    • 运营 | 陈佳妮 校对 | 阿犁 统筹 | 迦沐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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