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问95岁的母亲:“你说一个人死了之后会怎样呢?”

发布: 2019-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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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了一生的母亲卸下她的盔甲,她会忘记自己是谁、她的儿子是谁这样的小事。不过她告诉了我们,怎样看待老去和死亡。”

作者 |  刘欣冉

    “你的母亲只剩几周可活。”医生告诉塞尔文·比格雷森。

    比格雷森的母亲已经95岁了。得知噩耗,他旋即前往比利时,想在死神来临之前,多挽回些和母亲相处的时间。

    在一个14平米的房间里,比格雷森和母亲朝夕相处。最初,他只是给母亲拍照,但是后来,他有了一些意料之外的发现——母亲清醒的时候像个老顽童,常常蹦出让他意想不到的金句。

    他开始想,把母亲与自己的对话,拍下来。于是,他成为了一部影片的导演、摄像和制片人。而道具,只有一把吉他、一部摄影机。

    拍摄就这样开始了。比格雷森开始不时和母亲聊特别的问题,比如变老,比如死亡,他觉得母亲状态好时就问。

    “你说一个人死了之后会怎样呢?”

    “你好搞笑哦,没人能从那里回来,你怎么能从我这里知道人死之后的事情呢?”

    母亲的回答很简单,但是又富有哲理,“不过我得告诉你,死者自由”。

    偶尔母亲会糊涂,甚至认不出自己的儿子。刚开始时,比格雷森有些无奈,不过他渐渐发现,这反而能够帮助他们从横亘两人的过往中解脱,让他与母亲毫无芥蒂地重新认识彼此。

    让人想不到的是,在儿子的陪伴中,母亲的健康竟然开始好转,最后比医生预计的多活了两年。在这些时光中,比格雷森一直陪伴着母亲,而摄像机一直陪伴着他们。

    塞尔文和母亲在一起。

    最终,比格雷森把这两年的珍贵光阴,剪辑成了一部电影。它名为《暮年之光》,在2015年问世。

    此后,它接连获得好评,先后夺得比利时Docville国际纪录片节最佳影片奖、以色列DOC Aviv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以色列单元最佳纪录片奖、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电影节观众票选最佳影片奖等。

    2018年11月,比格雷森带着《暮年之光》访问中国。他拜访了上海、广州、成都、北京的养老院,进行了多场放映。在此期间,围绕其创作,谷雨与比格雷森进行了对话。

    “公开的私人电影”

    谷雨:《暮年之光》是你和母亲的第二部影片,第一部是关于你与母亲的和解故事,拍摄于2008年。是什么让你萌发了拍摄《暮年之光》的念头?在此期间,你认为自己有哪些变化?

    塞尔文·比格雷森:其实在拍了第一部之后,我完全没有要继续拍摄母亲的打算。但是当医生跟我说我的母亲时日无多时,我想陪她度过最后的时光。

    当我带着吉他陪母亲聊天唱歌期间,她竟然缓慢地康复了,然后,她竟然比医生预测的多活了两年。所以这两年我陪着她,我的摄影机和吉他也陪着我们。

    塞尔文和母亲谈论生死。

    我的母亲是犹太人,经历过二战,她一直以来都带着坚硬的外壳,刚强且沉默地生活着。我有许多问题想质问母亲,我也向她敞开心扉,抱着解决问题的心态和她谈话,试图修复我们之间的关系,因此在我的第一部影片《最后的明信片》中,我和母亲的关系渐渐从对立走向和解。

    而当我们已经完成这一步,经历了无数次的质问与妥协后,《暮年之光》就变得流畅自然了,我的心情和整个气氛都变得很不一样,因为其实当一个人评判他人、谴责他人的时候,就会带来争执,而当你劝慰安抚他人时,你会觉得非常平和。在我和母亲最后的相处时光里,每一分钟对我而言都异常珍贵,因为我不知道第二天,她是不是还在人世。而她终于卸下了曾经的坚硬外壳,变得柔和而坚韧,在临终时刻,选择与儿子聊聊人生。

    △ 塞尔文和母亲在一起。

    谷雨:你和哥哥其实对“以母亲为题材拍摄”产生了很大的争议。你的家人怎么评价这部影片?

    塞尔文(右二)和他的家人。

    塞尔文·比格雷森:在二战中,我家发生了很多事情,对于那段经历,大家从不提及。但我被困在那段记忆中太多年,想和母亲进行一次真切的对话,打破过往与她生疏、冷漠的关系,因此有了第一部影片《最后的明信片》。

    但是,她不仅仅是我的母亲,也是我哥哥们的母亲。我的哥哥们很难接受《最后的明信片》,因为它触碰到了他们心中关于战争的回忆。他们不愿意自己的母亲和家里的故事被这样“公之于众”,因此都特别生气。

    他们觉得母亲就是他们的母亲而已,但是我觉得,我的母亲拥有巨大的智慧,她不仅属于我和我的哥哥,她的智慧、她的生命哲学,需要被全世界看见,她是属于整个世界的母亲。

    最后,我的其中一个哥哥改变了主意,他说,母亲是上帝给我们家的礼物,也是给世界的礼物。至于我的另一个哥哥,他扭捏着找我要了《暮年之光》的DVD光盘,后面又找我陆陆续续地要了很多张,送给他的朋友们。

    一切都是自然的流露

    谷雨:你怎样说服母亲接受拍摄的?在你的生活中,摄影机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塞尔文·比格雷森:最开始,我没想再拍一部纪录片,只是在陪伴母亲的初期,我会拍摄我们俩的照片,留作纪念。后面我渐渐发现,和母亲的谈话非常有意思,于是我用磁带录制我俩的谈话。

    我没有规定自己今天要拍摄什么东西,没有预谋,没有设计,这是只有我们两个人的亲密旅程。

    塞尔文母亲的双手。

    在我的创作中,摄像机一定是安静的,它既不会帮助,也不会阻碍我的交流。所以我的一切创作都是即兴的,当我发自内心地想记录这一切的时候,我便拍摄下来了,这也是为什么我的纪录片作品这么少的原因。

    但是除了纪录片,生活实在是处处充满惊喜和乐趣。我也用摄影机做了许多其他艺术形式的尝试,我做视频艺术,做音乐,尝试各种艺术形式的融合。我的左手是相机,右手是吉他,我走到哪里,它们都陪着我,它们都是我向外界表达的手段。

    谷雨:影片中的音乐实在是太好听了,它们都是你原创的吗?你音乐、摄影、电影等方面的艺术灵感,都源自哪里?

    塞尔文·比格雷森:每当人们问我“你是谁”的时候,我会回答:“我是一位多元的艺术家。但是首先,我是一个诗人,因为我热爱生活。”

    塞尔文在弹吉他。

    我出生在二战结束后的第三年,为了活下来,我也经历了许多很艰难的时刻。13岁时,我收到了一把吉他,但是我却不会看谱。唱歌、即兴创作、写作、画画,在大学里接触到的戏剧,都是我的艺术源泉。但是对于当时年轻的我来说,这些都只是艺术的工具。

    没人教过我怎么用相机,怎么拍片子,但是你看,我也创作出了《暮年之光》。创作是我生存的方式,帮我克服疼痛,治愈伤口,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发自内心的表达。

    谷雨:除了拍摄自己和母亲的故事,你也关注社会问题和社会发展,在这方面,你主要做过哪些努力呢?

    塞尔文·比格雷森:我们生活在一个快速发展的社会,许多人只关注“钱钱钱”,而这个世界每天都有暴力、仇恨、贫困和不平等发生。

    在我看来,电影可以帮助很多问题少年重新融入社会,而不是用暴力来表达他们对生活的失望和个人的挫败感。因此我创建了一个名为The Lahav的NGO,旨在用电影艺术来治愈那些迷途的年轻人。团队里有心理辅导的治疗师,现场有摄影老师、灯光老师……这一群十五六岁的“问题少年”,会共同制作一部完全由他们的想法构成的短片。

    在NGO创办之后的这二十余年里,我们大概收获了几百部作品,涵盖形形色色的题材,比如暴力、爱情、街头、毒品等。我们希望通过创作来治愈他们,给这些少年以希望,同时让他们磨平自己的棱角,获得许多能力。最终他们创作出的影片也会投向社会,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创作视角。

    而我的工作,则是在他们拍摄时,用相机记录下这一切。在我的片子里,我不希望表现多么宏大的社会议题,或者严肃的宗教、战争,我也不会用好莱坞式的商业影片赢取票房。我只希望展现“人”,展现我母亲积累了一辈子、闪着金光的那种人生哲思,展现那些在生活细微之处的人类情感、生活故事。

    现在的人们每天过于依赖手机和互联网,我觉得手机快把他们吞噬了。人们应该保留心中纯真的部分。这些也是我创作的原因。

    关于塞尔文·比格雷森

    塞尔文·比格雷森,以色列艺术家、电影导演、音乐家、作家、画家、摄影师,1948年出生于比利时安特卫普,在1996年创建了名为Lahav的NGO,并因此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别奖。

    他还是以色列创意与表达治疗组织(ICET)的一员。这一组织旨在用影像融合视频艺术等方式,帮助有特殊需求的群体,以独特的电影工作坊模式,使参与者通过创作完成心理疗愈。

    塞尔文·比格雷森的作品《捉迷藏》(1998年)获得耶路撒冷国际电影节沃林最佳纪录片奖;《最后的明信片》(2008年)获得华沙格兰道夫电影节最佳纪录片电影奖;《赤裸的情感》(2003年)参加海法国际电影节、法国比亚里茨国际音像节。《暮年之光》(2015年)是赛尔文的最新作品,由谷雨影像在2019年2月16日全网首播。

    纪录片《暮年之光》海报,扫描二维码或点击“阅读原文”观看。

    • 撰文 | 刘欣冉 编辑 | 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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